2012年6月28日，在温州市区广场路，一店面被讨债者泼了漆，并被写上“急卖”字样。（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4日《南方周末》）
催债公司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传统公司本想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行业进化，但突如其来的全民催收的野蛮打断了这一进程。
曾经繁华的现金贷盛极而衰，清理战场的时间到了。
2017年10月之后，互联网金融坏账率迅速抬头。根据网贷之家数据，目前部分互金平台的催回率已降至45-50%，首次逾期率已达60%。而债无忧和催催保的网络债务催收平台上佣金已比两个月前高出了200%。踏着狼藉的坏账，一批批债务催客们满血登场。
许多债务催收公司正迎来一轮业绩高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职业催客们却嗅到了衰亡的气息。
职业催客的财路
“就怕这是‘回光返照’，两个月以后就没业务做了。”王明有些担忧。他是深圳一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
2016年，身边的朋友向王明介绍了一条新财路：网络催收，即完成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的催收任务，以此获取佣金。此前从没有催债经验的王明下载了几个手机催债App、召集了四五个人，就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家催债公司。
王明的日常工作是到催天下、亿量、资产360、快催收、原动天这些催债平台收集催收信息，选取适合自己团队的任务。这些平台自身并非催债人，其运行模式与“滴滴打车”相似，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上注册成为催收员并抢单。
平台为债权人与催收员提供点对点的撮合信息服务。债权人在网上发布债务信息，由催债人点选接收，在最终完成催收任务后，催债人就可以获得债权人预先规定的返佣，而平台则会收取服务费。
“滴滴模式”是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债务催收的主要方式。
每次接单前，王明最关心的就是订单上“佣金收入”一栏，上面的数字决定了他的小团队最终能获利多少。
佣金收入是指外包催收公司回收欠款后获得的提成，一般按照回收总体金额的比例计算。假如总金额为100万、佣金比例为20%，王明催收成功后就能获得20万。佣金比例通常是浮动的数字，贷款逾期时长回收的概率越小，佣金也会越高。
通常情况下，根据贷款逾期的长短，债权会被分为M1、M2、M3等阶段（数字代表逾期月份），数字越大意味着逾期时间越长、债务越难追回，佣金收入会随之上升。不同贷款品种也会影响这一数字。
目前业内佣金比例最低的是信用卡消费逾期，之后是现金贷分期，然后是期限更短的PDL业务（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前期风控越差的债权，佣金定价会越高。
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王明在订单选择上也有自己的“门道”，譬如总金额太大的单子不接，因为一些超过100万的借款很多都是企业借款，像他们这样的小团队搞不定；离广东省太远的，尤其是东北等省份的单子不接，因为距离团队太远不太方便上门追索，而且有些地方催收难度较大，用他的话形容就是“民风剽悍、上门追讨很可能被对方追着打”。
公司的催债流程也相当清晰：每次拿到债务人信息后，王明会首先进行第一轮的电话催讨，如果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王明会骚扰其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单位同事领导进行第二轮催讨，变相施压债务人。
碰到资深“老赖”，王明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通过网络查清债务人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轨迹，譬如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小孩就读学校、个人开房记录等等，找出债务人的敏感点进行攻击，同时配以“呼死你”软件和实时定位系统不停地打电话和发送粗鲁信息，对债务人进行“精神摧残”。
比起那些暴力催债人，王明更愿意称自己是“职业催客”。他的团队得以生存并开展业务，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灰色地带的客户数据。
催收行业的一个痛点在于，债务人一旦选择逃避履约，催收机构除了本人身份信息，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债务人的其他数据信息，很难对其进行追踪或施加压力。而目前大部分借款App都会强制“读取通讯录”，如果借款者不允许这一操作，借款审核也无法完成，这保证了借款方能够最大程度获取债务人的社会关系，为其后续催收埋下伏笔。
更甚者，催客还会向黑客购买指定债务人名下的所有资产信息以及实时定位资讯。
南方周末记者在多个债务催收QQ群看到，类似“个人户籍信息、房产、车辆、电话号码、婚姻信息打包查、低价出”或“手机通讯录及通话记录、手机号定位、带磁身份证实力查询”等字眼屡见不鲜，一些黑客甚至制作了“实名查询电话号”“房地产身份证检测”“全国飞机乘坐”等软件，销售给催收公司，售价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2017年12月初，现金贷行业监管收紧，债务催收行业迎来了一波爆发式增长，不少现金贷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大幅提升了催收量以及回款速度。相应地，像王明这类催客的佣金比例也被调高。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多个催收平台，逾期三个月以上的现金贷催收佣金比例已经高达50%，是平日的两倍。
然而王明并不觉得欣喜，因为他团队的大部分业务是PDL催收，PDL业务注重早期催收，晚期催收的回款概率较小。即便短期内催债业务大增，一旦上游的放贷数量减少，早期催收的单子也会随之减少。
平台是真正的操纵者
目前，职业催客已经占催收行业的半壁江山，其背后依托的正是“滴滴模式”。一年前它也曾是个风口，人人催、资产360、大锤资产等以催债为主业的创业公司，先后获得了九鼎资本、源码资本、新浪微博基金等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
2017年6月，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公布了《“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第三周关于网络催收情况的监测报告》（简称《报告》），首次揭露了互联网催收行业“滴滴模式”的情况。数据显示，“滴滴模式”催收平台共计61家，其中前20家平台的累计委托催收案件金额已达8894亿元。
任何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共享平台，背后都聚集着无数的社会闲散力量。“滴滴模式”带来了全民催收之风。当这股力量与不良资产上涨趋势合流时，法律、道德的下限被又一次突破了。裸条催收、大妈上门催收、艾滋病人上门催收，甚至出现各类伪造的司法机关公告和文书。债务催收行业变得声名狼藉。
据《新京报》报道，2016年4月，互联网金融企业借贷宝在北京举办第二届风控培训会，借贷宝控股方九鼎投资董事长吴刚曾在现场力推借贷宝旗下催收平台人人催，人人催是业内最早采用上述“滴滴模式”的催收平台之一。
吴刚称人人催的创新体现在两点，第一是终身催收，就是一直催到死，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第二，超越法律的催收，主要针对骗子和逃债的人，“我们的催收首先要讲法，但不完全讲法。比如，天一亮就一直跟着你，不能跟朋友聚会。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恨不得赶紧把钱还回来”。
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当年年底，借贷宝终止原有的人人催相关业务，并在随后上线了新版交易协议，新产生的债务改为由被逾期债权人自行选择第三方催收公司催收逾期债务，平台不再委托上门催收。
风波过后，平台催收、全民参战成为行业主力。数据公司、黑客以及王明等成了新参与者。平台助推了这种债务链的恶性循环，“一些公司自己不去放贷，让别人去放贷；自己不催收，怂恿别人去催收，他在里面赚取系统的服务费。你放贷了、用我的系统了、催收回来了、催收不回来想转让，我都要收钱。这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互联网金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在上述受访人士看来，催收行业原本就存在很多的灰色地带，一旦做大了，就能转化成技术公司、咨询公司甚至是数据公司。此时的催债人处于链条的底层，而这些平台则是真正的操纵者。
庞大的新型催收人群，挤占了原有大型催收公司的利润空间，传统的催收企业被迫向下“看齐”。
2013年1月24日，广州，一商铺玻璃门上被喷字催债。（视觉中国/图）
被野蛮打断的进化
催收行业的大规模兴起，源于银行信用卡的普及。
2002年3月，中国银联的成立，使银行卡得以跨行、跨地区、跨境使用，各家银行自此后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此后五年是信用卡逾期激增的五年。一批以信用卡催收业务为衣食来源的催收公司应运而生。
与当下互联网催收的区别在于，早期催收公司的甲方均为银行，受限于银行对于自己的商誉保护以及监管合规性要求，银行对催债公司的合作条件较为严苛，譬如银行会事先设立明确的惩罚标准，如有违法、违规催收现象出现，小到罚款、停单，大到终止合作。这迫使催债公司一开始就不得不按照专业化的路子走。
2003年到2013年，是催收行业发展的黄金10年，活下来的公司都属于行业“正规军”。因此早期催收公司的手法都较为“柔和”，多以电话催收和上门访问为主。若客户拒绝还款，银行会选择走法律程序，甚至起诉诈骗贷款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很少发生极端的催收现象。
为规范信用卡催收业务，中国银监会还于2011年1月下发《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禁止暴力等不当催收”，还规定发卡银行不得仅以回收的欠款金额来考核催收人员，对催收过程应进行录音，要求录音资料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此时，合法、合规是银行对催收公司的重要要求，诸如CBC(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金融联、一诺银华、成都勤为等一批较为正规的大型催收机构逐步占据了行业的顶端。
然而，在互联网赋能下，消费金融将目标瞄向了那些还款能力较弱者，无业人、信用卡老赖、学生党都成为其客户。
传统的正规军试图重新梳理债务催收行业，但被突如其来的野生力量打断了进程，同时自己也被挤到了行业边缘。
最后一轮疯狂
债务催收行业壁垒不高，竞争激烈。早期的传统催债公司一般只接受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批量订单，对于民间的私人债务则基本不碰，对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也不强，因此早期这些催债公司需要一定规模来维持生存。这又会进一步引发不同催收公司间的价格战，侵蚀到公司利润。
这种盈利和发展上的矛盾在一诺银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国内首家新三板挂牌的专职催债公司，上海一诺银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诺银华”）一度被行业看好。官网显示，一诺银华成立于2009年，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核心业务为以银行信用卡个人信贷产品及其它信贷的催告及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一诺银华的客户大多为银行，根据其公开转让说明书，在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6月，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6.03%、75.95%和 74.50%，其中对中信银行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35.40%、44.25%和44.06%。
与此同时，公司在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亏损131.28万、832.75万和649.34万，至2015年6月获得股东3500万资金注入前，净资产为负数。
“催收是现金流很好的行业，一般接到业务后，几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开始盈利。在自己能够造血的情况下不需要上市。”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宇是上海某互联网金融贷后部门负责人。他透露，银行的催收业务本来利润就很薄，一诺银华的上市更有可能是想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在本身已经合规的前提下规范市场、提高议价能力。
一诺银华以不方便透露为由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并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而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询，自2016年1月发布上述说明书后，公司再无公告目前的经营状态，公司盈利能力成谜。
但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快速扩张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不小压力，公司总资产从2013年的230.59万元迅速上升至2015年上半年的1920.43万元的同时，分支机构数量从8家增加至37家，员工人数从121人增至504人。
一诺银华在公开信息中承认，金融外包服务行业主要依赖于人力提供服务，是较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成本是企业的最主要经营成本。人力成本的上升和快速扩张，势必大幅提高公司的管理成本。如果主营业务收入无法大幅获利，一诺银华的亏损状态仍将持续。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野蛮生长对催收行业提出了“量”的需求，却并没有带来“质”的改变。
正如早年间催收整治的根源在于银行信用卡“跑马圈地”式的滥发，导致信用违约的大幅攀升，以现金贷为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更是进一步放低了准入门槛，允许借款人多平台借款，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进行重复借贷，使得违约坏账风险迅速上升。
从法律上解决催收机构的合法性问题，并不能完全根治催收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从片面追求市场扩张向提高放贷质量上转变，或许才是解决暴力催收、违法催收问题的根本。而从目前的监管导向来看，政策无一不指向违约坏账的源头，即对上游的放贷方提出更高要求。
自2017年11月21日开始，监管叫停网络小贷牌照发放。12月1日，央行联合银监会共同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被称之为现金贷最严监管，进一步严格限制了互联网金融平台对现金贷业务的经营。
在余晖里，债务催收大军又一次被裹进疯狂后的战场清理中。
（应受访者要求，王明、陈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