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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常铁:谈论优化营商环境,不如搞清民国企业家的命运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到:“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前几天,在一个企业家那里,听到了一位成功企业家在股市剧变无常的2018年的悲剧:因为2017年看着股市还不错,就与收购方对赌,以致几个月人生就跌入谷底,老婆孩子都走了,身无分文,自己的老员工骂声不绝,他的微信朋友圈也在那个日子停止。
我当时说,换做我,听懂了年初的新闻,就绝不会在2018年还搞什么并购甚至对赌,要么,卖掉走人,图个现金流,要么,稳健经营,求个立命处。
人,难以多方面周全,企业家奔忙于经营琐事,专注的往往是眼前利益,更自诩“远离政治”,而对社会运动、思潮流变关注甚少。虽然看饭局上也都是夸夸其谈,其实不必当真,毕竟他们主要精力只用于经营。在商只言商的往往走不好,当代的不谈,仅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悲剧史就足以为今人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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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著名经济学家、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来南京演讲,出席“共建长三角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战略协议签约仪式”,并作《创新、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这让许多学者非常羡慕,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攻城略地的秘笈,琢磨怎样如法炮制。
我忽然想起一种企业职位,叫学术经理。多是医养、生物制药行业的企业所需,这种人专业本身不用太牛,关键是人头熟,脑子活,善于宣传、交际、造势和商务策划。有了这种为大老板开疆拓土的先锋军+军师。懂学术的多,懂宣传、策划、营销、媒体的也多,懂企业管理的也多,同时具备的就少了。要做有雄心的大老板(比如名气大的学者、官员、文人、艺术家),一定要有这种杂家,并为他配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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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949年后长期在黑龙江省政府工作的处长,晚年执意要回到苏州,那是1980年,那时侯苏州还远比不上哈尔滨,但是他说,我们苏州人基本不走,走了,老了也是要回家的。其实,很多曾经在东北生活的苏南地区的人老的时候都坚决回到家乡,因为什么?他们有一种可贵的发自内心的文化的自信和骄傲,我的学生就认为她的家乡是天底下最美的,当然,大学毕业后不再这么说了。而我们东北为什么没有?关内的东北人经常会念叨家乡,结果很快就用“入乡随俗”自我圆场,一个有着文化高度自信乃至自恋的地区的人民却不会这样,他们会说:“我凭什么要入乡随俗?随谁的俗?”
我说:东北人是最难本土化的浮萍式移民。
东北问题需要系统、文化、历史地思考,要有胸怀和远见。这需要通才,杂家。
发展的先声是思想启蒙,我们做每件事都是大脑指挥,这个指挥生理上靠的是神经网络,心理上就靠立场和方法,有了正确的立场和视角,还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有了随后的一切观念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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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不憨,是那种小聪明的人精,但是在中国戏剧化的社会变迁中,他是憨得很了。
老憨是蒙古族,但在东北这种除了朝鲜族和回族以外,民族分别不是很明显的地方,也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大家乡里乡亲住着融融洽洽几百年了。
人算不如天算,老憨的一生赶上了惊涛骇浪的100年。他是1915到2010年左右东北变迁的缩影。
老憨记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张作霖时代,听他父亲说,大清的时候,东北很安宁,后来老毛子扩张到了东海岸,从此东北就不消停了。接着,小日本在东边打进来,在东北厮杀,关内的掌权者是一帮腐朽不堪的满洲皇族,实权已经从曾国藩以后完全落入汉族大臣。没多少人真把东北当做中国核心利益,丢了就丢了吧。清末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干脆不承认中国本部18省以外的地区,要把北方少数民族赶出长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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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喜欢写东西,常有读者朋友和学生们要我推荐一些好书,以下四本我经常推荐: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邓拓的《中国救荒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马大正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虽然我也没有都读完,但是读过之后,你会惊呼历史是相当复杂的,仅仅在中国,人口迁徙的原因、流向和影响就非常繁复,读上几天,一定能让键盘侠们退回理性和科学。
1949年我党建政后,我国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有五六十年代从沿海地区(主要是城市)向西部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屯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运动引发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值得一提的是属于非志愿性的工程移民,比如新安江水库、丹江口水库、三峡工程,动迁人口都有几十万甚至百万之多。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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