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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拔胜在南朝只停留三年便要北归，史书中给出的理由是贺拔胜多次向萧衍借兵北伐而被拒。然而潼关之战距陈庆之北伐未远，当年北伐的结果是元颢被杀，陈庆之白袍军队被尔朱荣全数剿灭，因此此时萧衍根本不会有北伐的打算。贺拔胜数次借兵，与反攻大陆一样，仅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并且贺拔胜与已逝的弟弟贺拔岳资历远高于宇文泰，回归北朝受宇文泰节制，很显然会使自己处于类似于杨玄感这种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事实上贺拔胜北归后至邙山之战之前，贺拔氏与宇文氏确有剑拔弩张，只因二者皆重分寸才避免升级。据《魏书》和《北史》记载，宇文泰也曾有通过效仿南朝大兴文教来限制贺拔胜等实力军阀的打算，但此举却招来爱国学生们的坚决反对。扩招太学生们纷纷质问宇文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存亡，关我什么事？难道要占用我宝贵的背单词的时间来研读文言典籍？啊呸！！！”宇文泰望着莘莘学子们，悻悻地喟叹道：“莘者，从草，草木繁盛貌；悻者，从心，《孟子》谓“心有戚戚焉”是也。何以转化之速也。”贺拔胜离开南朝北归，事发于侯景之乱以前，此时萧衍已统治南梁三十余年，社会矛盾已冰冻三尺积淀极深，侯景之乱也说明，矛盾各方均在等待星星之火。南朝望族庾信在战乱后写下《哀江南赋》，然而庾信这类长期占据要位却使南梁国力一再而衰的门阀，扮作受害之人将江南之乱归于侯景，颇为不妥。聪明如贺拔胜，在梁三年便足以感受到盛世之下大乱将起，而自己是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的。因此即便北归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也决然离开，这是他北归的真正原因。自然法则的无情或是仁慈之处在于，会给予生命体充足的时间，使其在命运面前无所遁逃。贺拔胜北归后便是两魏邙山之战，因贺拔胜在西魏作战勇武，使得其留在东魏的子嗣被高欢悉数处死，贺拔胜也因此愤怨而终，这发生在侯景之乱前。因此并非我们用宿命论来分析历史，而是历史之脉络经常指向宿命。

宁平城之战后，晋国在北方便进入收尾阶段。歼灭司马越的十万大军后，石勒反而得到了晋国军民的一致拥戴。然而石勒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在臣下恭贺胜利时，石勒便警醒下属道：“晋国人对我的拥护，实则是在害我。某国策在晋国能够实施四十年之久，可见晋国人大多憎恨自己的同胞，希望自己的同胞消失，从而使自己能够独占资源。晋国由这群原子人组成，结局便一定是全社会溃败。他们今天支持我，而等到全球化结束经济无以为继时，他们一定会把一切责任归结于我，而自己摇身一变装成无辜模样，这是他们互害诿过的本性使然，无从改变。与其让这群家伙支持我，我宁愿让他们去支持我最强劲的敌手刘琨，如此一来他们便一定会帮助我消灭掉刘琨，最终也害了他们自己。”宁平城之战为司马睿在建康立足开创了条件。司马睿可以在江南站稳脚跟开创东晋，而后世唐永王李璘处于同样的境势，却结局迥异。区别之处，正是宁平城之战使得晋庭再无法对司马睿构成节制，同时刘琨在北方对石勒的制衡使得司马睿可以专心经营江南。而永王李璘一面要直接对抗安禄山，同时肃宗忧惧永王的存在使得政令二出且构成玄宗对己的制衡筹码，因此李璘所面对的环境更为复杂。同时辅佐李璘的并非王敦王导这等雄才，而是李白之类只懂吟诗作对稍有不测便作鸟兽散的党徒。司马睿后来遭遇王敦攻破建康城，可见最为倚重的资源恰构成对自己的最大制衡乃至否定，这也是宇宙对万事万物的牵制法则。王敦在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关键一步，虽是司马睿之幸运，却为石头城王家军覆灭埋下伏笔。这正如陈桥兵变一样，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时势所迫走出这一步，便再没有离场自由。

沿着共和新路向南，过场中路上高架，那段匝道，除非夜间，一直处于缓慢排队状态。好不容易爬了上去，就是异常繁忙的南北高架路，这里是全城著名的拥堵段，在路况图上哪怕全城只剩下一个红色段，那也必是这里无疑。

还好，再向前几百米我就与那淤塞的车流分道扬镳了，向右，向西，沿匝道加速开上了中环高架路。这里地处南北高架和中环高架的交汇点，下面又有高架铁路穿过，中环处于最上层，距地面足有三四十米。加上那个方向又没有什么太高的建筑，从匝道开上中环高架时，正好仰望大面积的天空。

此时正直临近傍晚时分，离日落大概还有半小时的光景，远方的天空中层云密布。虽然看不到太阳的实体，但它的光芒从云缝间一束束挤出来，喷向大地。那情景简直让我窒息，又让我热血沸腾。这一生从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这么清晰，这么有力的光芒，从前只在一些反应宗教主题的西方油画上看到。眼前的画面又远比油画中的更立体，更身临其境，更浸入全部身心。我的耳边仿佛响起圣母颂的旋律，响起管风琴那明亮而厚重音色，心底顿生一股暖流，仿佛沐浴在一种神圣的介质中。

我特别想留住这千载难逢的画面，特别希望堵车，好让我好好拍几张照片。可偏偏事与愿违，眼前的中环却是异常的通畅。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摸起了身边的手机，用一只手紧张地拍了两张照片——由于无法调整曝光，我知道连我感受的百分之一都没有拍出来。

那壮丽的景象转瞬即逝，我望着在云层里穿梭的太阳，预感到这个傍晚将会有漂亮的晚霞，于是不觉间加快了车轮的速度。

到家停好车，还好，还没有日落。我急切地想找个位置看夕阳，此时才发现，这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首先面对的是一排高楼，步履匆匆地走过去躲开，又是一丛丛的大树，看到的只能是30度以上的天空。我又尝试沿着另一条路向后退，又是新的楼和新的树，始终看不到天边。

一直走到一座桥边，我知道不能再走了，已经来不及了。我无奈地凭栏回望，又是楼和树，依然看不到天边，只看到楼边枝叶后面婆娑的一团火。

那团火在降落，在熄灭，我的心中却油然升起了另一团火，那是因寻找天空而不得的懊恼。

苻坚不听王猛的临终劝阻而执意对晋发动战争，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给苻坚发出了错误的反馈信号，另一方面是东晋自王敦以来的多轮叛乱，让苻坚对困难预估不足。然而人生于天地之间，判断与见识当然要受所处宇宙空间的局限。事后来看，杨广灭陈似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么没理由认定杨广能够成功的事情苻坚便一定失败。彼时彼刻的苻坚，更可能认为划江而治才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一方面，事后慕容氏和姚氏的迅速反叛，说明苻坚先前的胜利仅仅带来的形式上的统一，一个散沙社会即便人口数字庞大，也是没有有效动员能力的。原子化散沙互害人口只会让雄主苻坚的大业轰然坍塌。另一方面，也同苻坚的运气有关。彼时的东晋恰处于旧军阀桓温过世、新军阀桓玄和刘裕尚未崛起的短暂空档期，而东晋王朝的凝聚力也仅仅存在于这一空档期中。《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一是指语言的局限，无法表征事物的全貌，其二是指语言本身并无意义，是语言所指向的事物赋予了语言以意义。然而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导致语言文意随之变化，带来语言的变种、消亡与新生。据《世说新语》佚文记载，王猛曾举例规劝苻坚：“比如“大学生”这个词曾经至少还算是个中性词汇，然而随着我大秦大学扩招，这个词迟早会变成一个恶搞词汇，专指既缺乏对自己母语的深度理解和敬畏、且对每天背诵的外语也一知半解浮于表面假装精通、同时以物理不及格的成绩参与我大秦科技研发赌国运的这类人群。这并非“大学生”这三个字的字体字形产生了变化，而是其指代对象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如果期许用这个群体赌上国运发动对晋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语言如此，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如此。苻坚没有听从王猛规劝，而是以王敦、桓温可以轻易攻入建康城来理解东晋国力，且正确地认为桓温的继任者桓冲能力远不如桓温，在此认知之上骤兴戎事铸成大错。然而历史在另一走向上也未必不错。如果没有淝水之战，慕容垂、姚苌卧榻在侧，内战早晚爆发。如果淝水之战功成，正可以借余威延缓内战到来，我想这也可能是苻坚的考量之一。淝水之战的失败一方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而胜利一方的亡国也正是基于这场胜利。东晋朝廷在虚幻的胜利中对门阀势力的处理已经进退失据，终在桓玄和刘裕的双重打击之下步前秦后尘。

孟达的降而复叛承担了极大风险。即便逃出司马懿追讨，也大概率要被诸葛亮除掉。结局似乎是在关羽战败刘封被诛时注定。关羽被俘是刘备着手解决继承人问题的必然结果，同时以此理由除掉义子刘封，以确保身后顺利交接。至于接下来的夷陵之战，仅是给客居蜀地的荆州士人以交代而已。孟达深处漩涡之中，竟能成功逃过此劫，格局的确比刘封宏远。然而自此得之，自此失之。吴国对皇权的限制来自于门阀士族，而魏国不同，身处边境前线的如孟达这类太守本身便同安禄山类似，属半军阀性质，因此在曹丕过世后，同刘备一样要为子孙计的司马懿着手清理，此时孟达便无可遁逃。历史上有人认为孟达交出兵权或可免死，然而个中道理贾诩早已阐述清楚，吕禄吕产便是教材。且孟达身处不得不反的位置，此结论可由之后的寿春三叛得以佐证。诸葛诞之反同孟达同理，诸葛诞伏诛后，下属几百士人无一投降，引颈就戮，这正做实了诸葛诞军阀性质，属下只知有诸葛氏，不知有国。且钟会刚入蜀地便要叛乱，足证魏国武将们的军阀传统。我想诸葛诞会申辩道，正是这种半割据状态，增强了魏国的地方自治能力以及治理多样性，所以才有能力一统华夏。而司马昭则会反驳道，恰是消灭这些不利于君权集中的割据势力，才使得国家有能力统一。从哲学上看，二者似乎都对。正如桓温会说，如果没有我带领私家军剿灭成汉，统一南方，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而谢玄便要反诘，正是消灭了桓温势力，权力集中于朝，晋国才有能力与苻坚抗衡。而桓温之子桓玄便会认为，如果晋国朝廷不是对桓家军防范打压，桓玄便有与刘裕制衡的资本，结局便不会是刘裕灭晋，因此朝廷实为作茧自缚。哲学中无解的全部正确的答案，只能交由历史检验，在利益各方的对抗中理顺事物脉络。据《晋纪》记载，诸葛诞倚柱而读书，“霹雳震其柱，诞读书自若。”这是诸葛诞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事迹，也是我心中读书人之最高境界。

盟津之誓时，距牧野之战朝歌陷落不过仅剩数年光景。此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势如奔马。毫不意外的是，此时的朝歌城内，依然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民众们一致认为：眼下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过去几十年的投机都是不必向上天偿还的，待再过两年疫情过去则会一切如初欣欣向荣。然而此时此刻的帝辛一定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如自己这般励精图治夕惕朝乾，还是如后世嬴胡亥一般，既然形势已然无法逆转，何不享受这余下不多的生命时光来及时行乐，二者所达成的结果都是完全一致的，采取何种路径都无法避免亡国之命运，区别仅在于内心的责任感驱动自己采取何种人生态度。帝辛所采取的策略与隋炀帝类似，隋炀帝在削弱门阀势力的同时，辅以开创科举人才选拔促进社会人才流动。然而门阀势力此消彼长，剿灭杨玄感的同时便是李渊在太原的崛起，任何看似掌控局势的一方在新的形势下定有新的权力与能力的边界。帝辛的境况如出一辙，九侯与鄂侯如同高熲与贺若弼一样，并非确有谋反之意，但是确实帝辛不得不剿灭的对象。可是看似不得不除的敌人往往与自身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这是自然界经常开具的玩笑。杨广如果最后有实力消灭李渊，则依旧无法在李密与王世充的夹攻之下图存。李渊代隋后不仅完好继承了杨广所开创的政治制度，杨广本人也得以安葬于大运河旁保得全尸，而不至被隋末群雄中的新一代伍子胥挫骨扬灰。自身开创的制度要通过将自己消灭的对手来传承，这是自然界冰冷无情的现实。帝辛消灭九侯与鄂侯的同时，等同于消灭掉抗衡或缓冲西伯的势力，然而从帝辛的角度这却是防止出现下一个西伯而不得不为。朝歌城破之后，帝辛蹈火而死，成为为文明殉葬的勇者。而周武王在攻破朝歌之后不得不封帝辛之子武庚来续殷祀。从这史书中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商纣王帝辛应是很得民心，然而大势如此，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