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散文杂记

嬴政对赵国的忌惮，不仅在于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的武力残余，而且在于赵国灭代之后产生的统治方式的多样性，即赵国既存在源于三晋融入中原的文臣武将系统，又存在依托代国长期对抗匈奴的胡化军事系统，这在赵武灵王后期尤为明显。统治方式的多样性便带来了文明的多样性，进而在进化系统中更为游刃有余，有更强的生命力。当年平王东迁时，便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正是由于长期处在与西戎战斗的第一线，使得秦国在周室东迁后可以迅速进化至西方强国，乃至后世十六国时期氐人苻坚羌人姚苌均以用秦国国名为荣。而赵国在吞并代国之后，有着与当年秦国相同的进化轨迹，秦国并不允许出现第二个秦国。并且秦国要建立的是统一的郡县制国家，赵国的这种多样性统治方式正是秦国要消灭的。历史证明，嬴政对赵国的忌惮与顾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个人对赵国的私怨并无关系。秦国灭赵之后，赵国的代郡军事集团从与匈奴对抗的第一线先锋，迅速转换身份，转而与匈奴合作对抗秦国。即便代郡在邯郸陷落六年后同样陷落（国都陷落后仍能坚守六年，可见赵国文明之柔韧性），该趋势并没有停止。赵国后人逃入匈奴后，秦国不得不长期征兵北筑长城对抗赵国残余，消耗大量国力，不仅统一郡县制国家的建立过程受此影响，而且由于扶苏长期守在北方战线上，在嬴政死后继承人交替之际无法第一时间回到咸阳，这直接损耗了秦国的国运。如果没有秦国国力在北方的大量消耗，嬴政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来经营南方楚国故地，虽然同项羽一样，最终结局是仍然无法在封建制国家向郡县制国家的转换过渡期找到最佳平衡点，但是嬴政会有更多的腾挪空间来分配资源和选择秦国的覆灭方式，而不至三世即亡。

据《王氏春秋》记载，嬴政的目的不只是在军事上战胜赵国，而是让赵国文明在宇宙间彻底消失。于是秦军甫入邯郸城，嬴政便迫不及待地下发了《邯郸一号令》。一号令原文如下：“将物理考80分（含）以上的赵国人全部关进巴士底狱做奴工，将物理考20分（不含）以下的赵国人放出来全面接管赵国的司法系统。”嬴政得意洋洋地说：“拿破仑靠《拿破仑法典》征服欧洲，构建文明，而我的《邯郸一号令》足以摧毁一切文明，寸草不生！”但是李斯却忧心忡忡地说道：“从哲学上讲，输出便是输入，二者没有区分。根据王氏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在对外破坏其他物体的粒子结构时，其自身的粒子结构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因此，虽然《邯郸一号令》能让赵国文明在天地宇宙之间彻底消亡，但是吾恐对秦国的反噬在二十年之后，届时不仅阿房宫火光冲天，整个秦国也难免赤地千里血流漂杵。”秦国有一位与英布同宗的英姓将领，名为法联，取“以秦国之法联结天下”之意。英法联所统率的部曲便叫作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进入邯郸城后，便于5月4日将赵国的与岳阳楼齐名的历史名迹赵家楼一把火烧掉，史称“英法联军火烧赵家楼”。对于这把大火，极个别的赵国人认为：赵家楼是赵国人的财产，烧赵家楼的暴徒们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此这是赵国的国耻！但是绝大多数赵国人认为：火烧赵家楼烧的是赵国人曹汝霖的房产，并没有洋人在这场大火中遭受任何损失，且火势暂时还没有蔓延到自己家的房子，因此火烧赵家楼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应当将无尽的赞美献给英法联军。当然，如果过后火势延及自家房产，那么届时一定要将火烧赵家楼重新定义为恐怖主义暴行！嬴政看到此情此景，转头对李斯笑道：“亡赵者，赵人也，非寡人也！”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勃之文笔绝不逊于骆宾王，因此如果王勃没有早逝，那么传世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或可出自王勃之笔。或者王勃被武曌阵营收纳，写出一篇《为武曌讨徐敬业檄》。然而檄文并非《春秋》，一字之贬，严于斧钺。骆宾王之檄文可以传世，徐敬业之讨武则必不成功。这与徐敬业的个人能力并无关系，而是因为徐敬业处在与安禄山、仆固怀恩完全不同的时代与形势中。李渊父子，延续隋政，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流官系统，虽然玄武门之内政变不断，但是基于科举选拔与门阀推举，基本上能够做到地方文官具有强流动性，且与地方的军权、财政分离。武曌篡位自立，并没有改变这一结构。因此徐敬业作为被贬文官，在贬谪路上起兵讨伐武曌，其于地方之军队和财政是毫无掌控力的，必然速亡。徐敬业未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彼时彼刻，别无他法，只能仓促举事。而到了玄宗中后期，便已然有清末的态势，地方节度使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官，不仅掌控人事任免和军权财政，甚至还可世袭，中央政府只能被动承认接受，因此渔阳鼙鼓之声便可在数月间传至长安。这是徐敬业没有赶上的美好时代。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宋代本是有两部切韵系的官修韵书，《广韵》和《集韵》。那么自然会有疑问，既然已经有了这两部官修著作，《礼部韵略》的存在基础又是什么？隋代陆法言作《切韵》一书，一是基于南北朝时期反切的成熟，二是自从杨广灭陈统一南北后，杨广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书虽同文，但南北不同音，已产生严重的交流隔离。杨广从重建东都洛阳到开凿运河，都是为了实现南北混一，因此构建官话音韵，使得至少读书人之间能够使用共同的语音系统交流，这便是彼时隋朝政府要伴随着开创科举考试而推进的重要工程，陆法言的《切韵》一书应运而生。之后唐代孙愐的《唐韵》，宋代官修的《广韵》与《集韵》都是《切韵》一系的直接传承。然而事物发展的规律便是在叠床架屋的过程中将原本简易的结构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使其复杂化，或是引入不同的学说流派使原本单一或粗浅的学说更丰富更玄奥，这使得事物在发展中更具生命力，同时在玄奥中使得自然界判断出使其继续发展的成本远高于使其灭亡的成本，因此事物又必然走向消亡。《切韵》一书本是为了使科举读书人共用相同的语音系统，既消除交流障碍，又便于统一选拔规则。但是到了的宋代《广韵》与《集韵》，这两部书已经脱离了《广韵》原本的功能，而是力求包罗一切生僻文字，力求使读书人读韵书时有一半以上的字不认识。根据上述规律，《集韵》一书是切韵系韵书的集大成之作，也使得切韵音系在《集韵》之后走向灭亡。因为这两部韵书已经失去了服务科举统一选拔规则的功能，所以由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所编修的《礼部韵略》便应运而生。韵略，说明其编修的初衷便不是求全，而是服务考试，只选常用字。然而同切韵系的韵书发展轨迹完全相同，《礼部韵略》成书后，便后续衍生出了更繁冗更复杂的增补本，分别是《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二者都有存世宋刻本。其中《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在十多年前由国图出版了影印宋刻本，今天浙古出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影印宋刻本，价格是十多年前国图本的三倍。这既可以归结于十余年间的通货膨胀，亦可归因于中文古籍的读者群体在这个世纪不断萎缩已趋于消亡，出版社只能通过提高单价来收割存量读者。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去年仲夏，蝉鸣正稠，陈宵老师从法国回来，几万公里路，行李箱里却还妥帖地藏着一册书，说是带回来给我看的。用了点心喝了普洱，听她细说巴黎的岁月，谈及毕业论文终得落笔，眉眼间有释然，亦有期许。末了她托付我为她翻译的诗集《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设计并出版。我自然应承了下来。顾念近岁以来，世人汲汲营营，逐尘途而忘返，谁复有余暇闲情，对一灯如豆，细味波德莱尔的诗句？然陈宵老师独能抱朴守静，栖身法兰西异域，将彼邦繁复幽微之旨，一字一句转译成典雅的汉语。其襟抱受书卷之陶冶酝酿，感慨遂深，从法兰西的案头上，到故纸堆里的灯前，隔着山海，也连着念想。

深夜我翻开陈宵老师带给我的这本《穿越诗歌的星空》，扉页有陈老师和编者张如凌老师的题签。我没有与张老师见过面，她是法籍华裔诗人、比较文学博士、中法文化交流使者。其字迹遒雅，墨气里藏着欧陆的清朗与汉家的温厚，一笔一画皆见学养。人文的底色，从来都是共通的。这册书中的六十首诗，写尽生命、情感、孤独与远行。中国诗人写心事，是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苍茫寄怀，是李清照《一剪梅》的清婉相思，余韵留在心底眉间，淡而弥久；法国诗人写性情，是兰波《我的波西米亚》的不羁与孤高，是雨果《明天，黎明》的深情与追悼，情感袒露于字句之间，浓而不烈。这些差异，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人文多样性的生动注脚——它们如两颗并行的星子，各自闪烁，却也彼此映照，恰如中法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自沉淀，却也始终相互滋养。

最见匠心的，是它的设计与内容完美相融。书本采用“红底竖排右翻、蓝底横排左翻”的版式设计，红底竖排，是华夏千年文脉的流转，竖排的字句，如古典诗词的平仄韵律，藏着东方人“意在言外”的含蓄；蓝底横排，是法兰西六百年的精神独白，横排的字符，如法语诗歌的激昂顿挫，藏着西方人“直抵人心”的赤诚。这种对称的装帧设计，与“中法各三十首、各三十人”的选篇逻辑遥相呼应，不喧哗、不张扬，只以版式的细节，诉说着两种文明的尊重与共鸣。

《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的编纂，自遴选篇什、译注考订，至版式斟酌、校雠审订，凡五月有余，朝暮伏案，纸墨相磨，灯下的影子越拉越长，窗外星月轮转，案头却永远是这方寸天地——校样堆得高了，又矮下去；茶水凉了，再续上热的。年轻时做书，总想着怎样惊心动魄，怎样让满城争说；如今倒不这样想了。只求文章熨帖，版式疏朗，让读它的人能在某个雨夜，因为某一页的某几行字，心头微微一颤，便够了。这大概就是做书人的命——把别人的悲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嵌进纸里，嵌着嵌着，自己的悲欢也嵌进去了。

此书进厂开印之日，正值隆冬，朔风裹着细雨霏微，漫过清晨的街巷，寒意浸骨。我撑伞前往印厂跟单。未行数步，便觉指节僵冷刺痛，屈伸之间皆有滞涩。无奈之下，只得唤车代步，借着车内的暖气，逾十余分钟才稍稍缓和下来。本可电话知会印厂，无需亲赴，但心之所系，竟如待产之夫，彷徨于产房之外，寸步难离。

《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属于中法互译，我自然不懂法文的，所幸有陈宵老师的译笔。中法诗心的相遇，从来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而是百年来文字渡海、文脉相牵的绵长因缘。从近代学人远赴欧洲寻诗，到法语诗人东游体悟东方意境，两种诗学传统在沉默中彼此凝望，在文字里暗自相通。一部好的双语诗选，便是将这份幽微的相通，妥帖安放于纸墨之间。

波德莱尔虽非以出版立身，其《恶之花》问世的曲折，却于我这做书人心中，生出诸多回响与启示。1857年8月20日，巴黎轻罪法院以有伤风化之罪，判波德莱尔罚金三百法郎，出版商马拉西斯与印刷商各罚百金，并勒令删去集中六首诗作。在这个看似一切皆可出版的年代，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又误解了什么？

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出版生态已然剧变。昔日文人多仰赖贵族庇护方能执笔成书，文字亦多囿于庙堂与庭院的雅致趣味；及至十九世纪中叶，商业出版社勃兴，书籍借铁路风行四方，寻常市民亦成读者，市场遂取代旧日恩主，成为文学生产最坚实的依托。然而，就在这看似愈发开放、自由的出版图景之中，《恶之花》却意外迎来了法庭的审判与世俗道德的围剿。

反观今日，我们仿佛置身出版的黄金天堂：人人皆可一键发声，种种言说皆能寻得回音。但当出版的门槛彻底消失，出版本身的重量，怕是一点一滴的消散。波德莱尔当年所面对的审判纵然粗暴野蛮，却至少承认了诗歌拥有撼动社会根基的力量；而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忧或许恰恰相反——我们允许一切被轻易说出，也让一切话语变得无足轻重。

《恶之花》的出版史，留给世人最沉厚的启示，大抵是它道破了一桩真谛：真正具革命性的出版，本就是一场“不合时宜”的坚守。彼时法兰西帝国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新，重塑一座城市的体面与秩序。波德莱尔却偏不趋时，执意将那些对危险边缘的感知，对脆弱的细微洞察，对人性明灭的窥伺，付梓成书、公之于世。反观今日出版界，在数据与算法的裹挟之下，愈发精于揣度世人已知的欲望，将迎合做到极致，却唯独怯于去创造那些未知的需求，怯于触碰那些不被看好的赤诚与深刻。当点击率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当流量盖过了文字的重量，谁还肯俯身，出版那些“不被期待，却必不可少”的作品？谁还敢做那个天真又勇敢的孩子，第一个扯破虚妄的帷幕，道破那句“那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呀”？

更何况，当年那场震动文坛的审判，亦给现代出版留下一宗极辛辣的讽喻：有时，“禁令”反而是最好的出版许可。禁令之严苛，恰是文字分量最直白的佐证。在数字时代，另一种更幽微、更绵密的桎梏却悄然蔓延——信息过载，娱乐淹没思考，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商品，严肃之思遂自动退至边缘。今日的“波德莱尔”们，所面对的恐非法庭的传票与世俗的指摘，而是更令人怅然的境遇：无人侧目，无人激赏，亦无人愤怒。当一册书的问世，再激不起半分涟漪，无赞美，无争议，无回响，那才是出版真正的寂灭。

这般想来，每一代人，原都需要重新出版自己的“恶之花”，都该寻得一套属于自己“恶”中提炼出“美”的语法。这从不是对波德莱尔的拙劣模仿，而是对他精神的妥帖承继——便是要凭着一份赤诚与勇毅，将那些被时代主流叙事排斥、遮蔽、惧怕的真理碎片，郑重付梓，不负纸墨。波德莱尔早已用一生证明，恰恰是这些细碎的碎片，终会成为读懂一个时代最不可或缺的钥匙。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缓慢的、沉厚的、带着“风险”的出版：一种敢于在时代的喧嚣里，出版寂静；在光明的神话里，出版阴影；在既定的答案里，出版那永无定论的永恒疑问。

这一枝穿越了一百六十年风雨的“恶之花”，未曾枯萎，未曾褪色，它递到我们手中的，原是一枚最珍贵的种子，藏着出版的初心，也藏着读懂时代的勇气。

2026/3/11

“八佾”的“佾”字并非是“行”或者“列”的意思。“䏌”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振肸，那么佾字用于舞蹈，便是中心波源的舞步向四周扩散之意。因此舞者组成的队列不仅需要轴对称，且要中心对称和旋转对称，才能满足上述词义。所以“佾”所指并非是行或者列，而是中心对称且旋转对称的正方形阵列。八佾为六十四（八乘以八）人，那么六佾应为三十六（六乘以六）人，而非四十八（六乘以八）人。服虔注有误。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