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书》自序

文 / 江湖人称帅得掉渣的笔帅

一个人喝了一下午茶。茶是福州猫兄前几日捎来的碎岩。书页翻过去,风翻过来,窗外有鸟啼了一两声,便沉了下去。这样的光景,好像从前也有过。夜里无事,便将那壶茶续了又续。猫兄是极有心的,随茶还寄来一首词《在你听得到的地方》,AI谱的曲。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听着,不知怎么,竟无端想起许多事来。

茶要趁热喝,文字却要放凉了读,才读得出那份火气褪尽后的圆劲古雅。至于文字,我还偏爱它短,短而后有余味。这偏爱,则是多年前从林语堂先生的一段轶事里悟得的。说的是台北一个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林语堂在座。先有几位先生演说,照例是长的。说的人不倦,听的人却倦了;起初还睁着眼,后来便合上了,像一排排晒蔫的菜。轮到林语堂,已经十一点半。他走上台只道:“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转身便回了座。台下片刻愕然,继而是轰然的掌声与笑声。

这故事,好在一个“短”字。世人常引他这句话,以为是俏皮话,却往往忘了,那背后是积蓄了满腹学问后的举重若轻。那份不疾不徐的情态,是旧派人特有的悠闲逸裕,令人神往。我常以此自勉,写文章也刻意求短,盼能如女人的裙子,引人遐思,甚至春光乍泄也无妨,但最要紧的,还是短。只是世事往往吊诡:大街上满是穿短裙的妙龄女子,好看的短文却愈发稀少。同样是短,裙子成了时尚,短文却成了奢望。

一壶独饮,宜再巡。初巡的茶,香气霸张,好比娉娉袅袅十三余的少女,鲜美而天真。我啜着这头巡的茶汤,仿佛也见到了歌词里那位“以你为名”的嫣然女子,那份遇见,是前世轮回、再轮回的心事。与猫兄聊起,都觉着人活到某个年岁,心里总得搁着一点什么——一个你愿意为她歌唱、也盼她听得到的人,一个在冷清时候可以借来暖一暖的名字。这份念想未必真要兑现,只是撑着人走过几段暗路的微光罢了。

茶到再巡,便甘醇了。仿佛十六岁的女子,芳华初绽,有了些情致,韵味也沉下来。这使我想起猫兄的歌词:“音乐于我而言不只是贝多芬、肖邦和舒曼;音乐于我而言,是与你遇见,因为音乐就在你里面。”猫兄是基督徒,我们时常闲谈《圣经》,论音乐,也说些出版的杂事。我听下来,所谓“你”,怕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倒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点不肯丢开的、对尘世美善的执拗。因此原就免不了苦痛与挫磨,但我们终将“把这一路坎坷,写成一首歌”。这气魄,温柔,也坚韧。如此而已。

这人间,总有连绵的阴雨,也总有不期而遇的寒流。经济荣枯,文字盛衰,裙子长短,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勾连着世道人心。我们或许免不了对着这个时代摇头叹息,但与其止于叹息,不如像猫兄那样,在琴声歌声里拍落一身风尘,与知己同行,走那条回家的路。

只是茶过三巡,终究是味尽了。恰如“绿叶成阴子满枝”的妇人,繁华落尽,归于平淡。这让人想起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寥寥二十八字,却意致悠闲,尽得风流。短,不是贫乏,是丰腴到极致后的克制。

下午泡的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窗外的日影一点一点斜下去,点起灯来,又坐了一阵。直到夜深,我到阳台上透气,对街几扇窗还亮着,灯火温温的,像什么人在等门。等到的人大约是有的,等不到的,大约更多。从前耿耿于怀的那些事,如今想来,也不过如此。所谓心境深浅,原不是给旁人看的。书房里静得很。窗外过去一辆汽车,灯光掠上墙,便又没入夜色。这样的夜,一年里总有几十个。一个人,一壶茶,一堆稿子。

稿子是这些年攒下的。有发过的,有没发的,有起了头没写完的。有些话当时觉得非说不可,现在看,不过如此;有些话当时随手一写,现在看,倒还站得住。字和人一样,得放凉了才看得出真面目。翻着翻着,寻思着这些东西,拢一拢,也是一本。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

取名的事,殊费心思。我和猫兄,为这书名也曾商量过好几回。例如《行间距》。行与行之间,留多少白,那是呼吸,是节奏,是目光走路的步子。紧了,字挤作一团;松了,目光又散。做书如做人,最怕错认了分寸。《页边距》《天头地脚》太冷,《纸耕》太苦,《做书人手札》太老实。《如是书》有静气,如是我闻,庄敬是庄敬,到底佛经气重。书不是经,做书人也不是和尚。读书人要在字里行间看见烟火,看见人间。

起初拟名《纸道》,托锺叔河先生的女公子先鲜转求题签。先鲜传语:先生精神衰倦,难于握管,事遂暂搁。后来我与猫兄几经琢磨,改定今名《要有书》。不久,先鲜见先生神思稍宁,来告可以握管。先生其时已强撑躯体,勉力书就“纸道”二字。笔画微颤,自有一种骨力在。此二字,先生为践旧诺所题,厚意殷殷,谨存扉页,以志谢忱。而“要有书”三字,出自湘中书家一凡先生之手。此册小书,于是有了两名:一在封面,一在扉页;一以行世,一以存念。

做书是设计,是排版、是编辑、是校对、是印刷、是装订。说到底是替人安排一段路。字是砖,行是街,页边是墙,留白是院子。读者走进来,停一停,坐一坐,走时带一点什么回去。编辑的红笔,校对的铅笔,设计的尺,装订的线,都是沉默的足迹。没有人记得它们,书却记得。历史翻过去。宋版,明刻,线装,毛边,铅印,照排,一路到今日,做书人低着的头,较着的真,大抵是一样的。纸书的行距,是做书人的命运。纸从白到黄,从韧到脆,从平整到卷曲;墨由浓转淡,像一个人从少年走到暮年;某一天,书脊的线断了,书页散开,风把它们吹得哗哗响——像在翻一本谁也没读过的书。可你凑近看,那行距还在,那留白还在。那一点点宽,一点点窄,藏着一个时代低下去的呼吸——沉默的,不肯将就的呼吸,还夹在字与字当中。

做书自然离不开纸。近几年我用手工纸较多,对机器纸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它太规整,太便利,规整到不必费心,便利到不必经意。没有脾气,没有差错,没有一段纤维是不听话的。这样一张纸,像极了世间许多好人:挑不出毛病,可你就是记不住他。

手工纸不靠机器网模高速成型,不靠碾压抛光。只凭匠人执竹帘,沉到浆水里去,慢慢捞起来。人弯着腰,手浸在水里,一遍一遍,把散碎的纤维聚拢成一张。再自然沥水,再焙墙烘干。急不得,也催不得。焙墙的温度要稳,刷贴的手要匀,揭纸的时机要准。纸的命运,一半在人手里,一半在火候里。纸面上留着帘纹。一道一道,是竹帘的骨。留着肌理。一绺一绺,是纤维的筋。偶有草木细梗隐嵌其中,那是山野里没来得及退走的残余,指尖底下有起有落。你说它不够白,它本来就无须那么白;你说它不够匀,匀了反而没有意思。它知道自己是什么,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我以为,一张纸若还有一点不平,一点不净,一点不能预料的东西,那便是它活着的证据。

我向来以为,做书和做藏书票,其实是一路的。都不过是在这所谓“有用”的世上,做一件“无用”的事罢了。藏书票确乎没有什么用。它不添一个字,不帮人读懂一句话。多数人翻书,也未必留心书角上贴着两寸见方的一张小纸片。它只证明一件事:你读过,你爱过,享有过某本书,留存过一段光阴而已。我竟偏要设计一枚。大约连这荒诞的世界见了,也觉得荒诞罢。但一本书里倘若连这么一张“无用”的小纸片也没有,它和一份打印出来的电子文档,又有什么区别?世人的藏书票,大抵画山水花鸟,或取闲雅小景。我不画这些。我画一只猫,叫初九,从前养的。它走到你摊开的书跟前,坐下来,两只前爪搭在书页边缘,低头看着那些它永远读不懂的字。版画里的它,线条粗粝,黑白分明,条纹一道一道刻得清清楚楚,胡须像几根细铁丝支棱着,眼神低垂,像在看书,又像什么也没看。

猫这东西,说它有用,会捕老鼠;可倘若只用“有用”二字来掂量它,又未免小瞧了它。它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张孩子气的脸,那双好奇的眼睛,那一身柔软的皮毛,是它明明被驯化了,却还留着一点不肯驯服的野性。鲁迅在《狗·猫·鼠》里说,动物“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不干净,却从不矫饰自持;猛兽凶残,也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人呢,能直立,能说话,能写字作文,却也开始了说空话,乃至违心之论。初九当然不读鲁迅,它只是坐着,前爪搭在书页上,什么也不辩解,什么也不标榜。可猫终会离去。它坐得尽兴,便纵身跃下书桌,不留片刻的眷恋。书卷依旧摊开,纸页依旧平铺,书屋转瞬又只剩我一人独坐。

藏书票本就该贴在书里。离了书,它不过一枚图案,无处安放,无所依附。可书也不是天生就立在架上的,它笨拙、厚重,占据着空间,偏偏因此有了性情。新书有油墨气,旧书有霉旧味;翻久了,书脊松了,页角卷了,夹一枚枯叶、一张车票,都是日子的注脚。读到会心处,在页边画一道线,写两个字,若干年后重见,像撞见当年的自己。电子屏上当然也能批注,可那批注是寄在别人檐下的,只属于平台与服务器,隔着一层疏离。纸上的笔痕却老老实实躺在书本里,蠹鱼吃它也好,水渍洇它也好,它一直在。

我实在不敢想象,曹雪芹把《红楼梦》的稿子转成PDF,发与脂砚斋,说:劳驾批一批。脂砚斋对着屏幕,光标闪闪烁烁,批语敲在弹窗里——“凤姐出场,写得好!!!”加三个感叹号,发送。曹公回一个抱拳的表情。这成什么话。脂砚斋的批,原是蘸着墨,写在雪芹的稿本上,天头地脚,字挤着字,有的地方墨色浓得化不开,有的地方笔锋颤着。那些批注里,藏着人心鬼蜮,藏着人间哭笑,藏得下盛世繁华,也容得下荒年落魄。我惦念着它的留存、流转与妥帖安放,深知冰冷的PDF终究承载不住字里行间那一滴滴温热的悲戚与心事。电子书固然便捷,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些时刻是慢的。屏幕只求答案,纸书容人迟疑。在这快得连沉默都要被填满的世界里,纸书那一点沉默的体面,反倒珍贵了。

所以,要有书。

要有书,也要有读书的人。要有灯,要有夜,要有翻页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说要有一本书,却未必就有。要一字一字写,一页一页排,一遍一遍校,一本一本印。

——也要有做书的人。

2026年10月7日

【初初拟名《纸道》,托锺叔河先生女公子先鲜代乞题签。时先生体倦神疲,艰于握管,事遂寝。后改题曰《要有书》。未几,先鲜传语,言先生神思稍苏,力疾援管,书“纸道”二字,以践旧诺。今名虽易,感先生厚意,爰移置扉页,以志谢忱。】


《要有书》一册,定价 116 元。纸墨有价,文字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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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远:嵇康之《管蔡论》

嵇康写《管蔡论》,是在寿春三叛之第三叛结束之后。与司马氏三次逼反淮南一样,管、蔡与殷商遗民反周,是周公旦相逼的结果,通过逼反武庚,从而清理商朝遗民,加强对洛阳以东的控制。虽然牧野之战消灭了帝辛,然而即便帝王被物理消灭,也不代表商国人心归附,且帝辛在商国颇得人望,因此周武王不得不将殷商故地分封给帝辛之子武庚,至于商朝遗民对周国的离心力,则交由下一代解决。正如多尔衮分封三位藩王一样(如果孔有德未死,则是四王),并非不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而是力有不逮,只能将炸弹交由后世引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此时虽然管、蔡作为姬姓近亲,负责在殷商故地监视武庚,然而七国之乱的作乱者也都是刘姓王,无论血缘亲疏,在分封之地一定会具备属地的离心属性,是人附着于土地,而非土地附着于人。因此周公摄政后,出于个人立威的角度,也是出于清理管、蔡同姓兄弟的考量,更是出于对东方二次清洗从而彻底控制商朝遗民的现实需要,周公都需要发起对商国的二次战争,于是周公旦必须逼反武庚。也正是在这次战争后,周朝才有能力营建洛阳,从而在镐京陷落后平王东迁为周朝续命。

嵇康的《管蔡论》明写管、蔡被周公旦逼反,实则是在挑明司马氏的算计与野心。司马懿长期处在魏国西线对蜀作战,因此对处于魏、吴边界的淮南军队缺乏有效控制。所以自司马懿晚年开始,便对寿春进行了逐轮清洗。可是即便是司马昭之亲信钟会到了蜀地也会马上谋反,单纯地更换守将基本没有用处,曾经的赤胆忠心在人心未附的封地会马上产生叛逆之心。于是司马懿通过故意逼反寿春守将,以战争杀戮的方式实现对淮南的掌控。且一次清洗并不能实现目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每代人一次,逼出淮南三叛,进而彻底控制寿春。如果没有这一过程,那么在曹髦被弑时,淮南必然大乱,司马昭一定无法收场。

淮南三叛是被司马氏逼反,大家都知道。然而嵇康将内在的逻辑写了出来,这便是与司马氏彻底决裂了,也注定了其人生结局。究其原因,嵇康为什么不愿与世浮沉,加入司马氏集团,即便后者已经数次抛出善意,我想是因为嵇康作为一个负大才的读书人,对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的表现非常反感。政变之杀戮史书上不可胜载,这本不会触动嵇康的神经。然而政变后司马懿不仅搅浑了洛水,而且利刃从诛杀曹爽一家迅速扩大至诸如何晏等名士大家,作为读书人的嵇康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感。即便好友山涛在司马氏集团中虚位以待,嵇康始终不为所动。他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仅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是为了保护好友山涛不受自己牵连。

刑场上,嵇康弹奏《广陵散》,江淹吟诵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方文山则和着嵇康的琴声为《广陵散》填词:“门前竹瘦清风折柳你要走,风不停留何苦绕来摇晃灯火。”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周厉王与智瑶

周厉王与智瑶都是在王朝国力已然碎片化的背景下试图恢复国运的人物,且都没有成功。从结果上看,“国人”暴动便可以将周厉王逐出京城,可见彼时国君权力旁落已甚。这里的“国人”并非是一般民众,而是其他姬姓贵族的家臣或者武士。周厉王要将山川矿藏资源收归国家,这说明在此之前这些资源并非国有,而是被众多姬姓贵族把持。众贵族形成国中之国,不仅影响国家税源财政,而且阻碍兵源征集。大量年轻人口成为贵族的家丁,向贵族纳税,国家无法直接征调。因此虽然周朝没有对本国人计划生育大杀四方,朝廷依然无法凑齐足够的年轻人口组建能够有效作战的军队,这在后来周幽王时犬戎可以轻易攻破镐京便可见端倪。周厉王冒着触怒贵族的风险集中资源,这很难被理解为是他个人贪财,至少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拿这些财富。而他被贵族赶出京城后,贵族派出代表共治国家(采用《史记》而非《竹书纪年》说法),正说明彼时的姬姓贵族已然同后世霍光一样,有废立国君把持朝政之权。周厉王应是希望成为中兴之主,但是在周朝权威衰落、不仅无法有效控制东方诸侯国、而且周朝姬姓贵族内部也是势力林立的大背景下,他所付出的努力终是无可奈何的。他被赶出京城,而不是被周公、召公直接做掉,这说明王朝礼乐的规则底线还在。到了孙辈周幽王时,连这层体面也无法守住了。


智瑶作为晋国的首相正卿,所面临的大势与周厉王一样。彼时的晋国早已被诸贵族近乎撕成碎片。智瑶要求赵、魏、韩三家献地,不是献给智瑶自己,而是献给晋国国君。土地对应的是资源和人口,是晋国复兴的基石。为作表率,智瑶首先将智氏自己的部分土地献给国君,然后才要求三家跟进。赵襄子不肯,于是才有了晋阳之战,智瑶身死族灭。智瑶之死,不应简单归结于其存在性格缺陷。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性格缺陷都是易如反掌的,这不是正经读史人的思维方式,且缺陷与优势都是随环境而转化的。智瑶的覆灭,是因为他同周厉王一样,承载了在王朝晚期集中资源使王朝恢复昔日荣光的使命,而该使命在其时代背景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智瑶本可以与世浮沉,同赵、魏、韩三卿一起将晋国瓜分,这便可以使其家族在战国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没有如此选择,这当然是因为他认为作为晋国正卿,恢复晋国国运与荣光比其个人安危荣辱更为重要。这便有点大英雄刘琨的影迹了。智瑶死后,豫让一心为智瑶复仇,刺杀赵襄子,并说出“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等千古名句。智瑶以豫让为国士,而他自己也为了晋国的复兴付出生命,是晋国的真国士。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谈高考科目

计划生育、大学扩招、文理分科,这一记组合拳下来,中华国运尽毁。

文理分科,将物理这种具备筛选能力的科目降为选考,其目的是降低高考的筛选能力,破坏科举带来的社会阶层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世袭。通过破坏高考来破坏社会阶层流动,甚至通过大学扩招来几近废除科举,这直接导致只懂得投机钻营乃至坑蒙拐骗的人最终占据基层资源,逆淘汰在循环中极难逆转。

高考只需要考四门课,每门150分:文言、外语(LSAT)、微积分、物理。

如果还能将高考录取率控制在百分之十之内的话,我中华文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沙丘之困——从赵武灵王到嬴政(之五)

嬴政对赵国的忌惮,不仅在于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的武力残余,而且在于赵国灭代之后产生的统治方式的多样性,即赵国既存在源于三晋融入中原的文臣武将系统,又存在依托代国长期对抗匈奴的胡化军事系统,这在赵武灵王后期尤为明显。统治方式的多样性便带来了文明的多样性,进而在进化系统中更为游刃有余,有更强的生命力。当年平王东迁时,便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正是由于长期处在与西戎战斗的第一线,使得秦国在周室东迁后可以迅速进化至西方强国,乃至后世十六国时期氐人苻坚羌人姚苌均以用秦国国名为荣。而赵国在吞并代国之后,有着与当年秦国相同的进化轨迹,秦国并不允许出现第二个秦国。并且秦国要建立的是统一的郡县制国家,赵国的这种多样性统治方式正是秦国要消灭的。历史证明,嬴政对赵国的忌惮与顾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个人对赵国的私怨并无关系。秦国灭赵之后,赵国的代郡军事集团从与匈奴对抗的第一线先锋,迅速转换身份,转而与匈奴合作对抗秦国。即便代郡在邯郸陷落六年后同样陷落(国都陷落后仍能坚守六年,可见赵国文明之柔韧性),该趋势并没有停止。赵国后人逃入匈奴后,秦国不得不长期征兵北筑长城对抗赵国残余,消耗大量国力,不仅统一郡县制国家的建立过程受此影响,而且由于扶苏长期守在北方战线上,在嬴政死后继承人交替之际无法第一时间回到咸阳,这直接损耗了秦国的国运。如果没有秦国国力在北方的大量消耗,嬴政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来经营南方楚国故地,虽然同项羽一样,最终结局是仍然无法在封建制国家向郡县制国家的转换过渡期找到最佳平衡点,但是嬴政会有更多的腾挪空间来分配资源和选择秦国的覆灭方式,而不至三世即亡。

据《王氏春秋》记载,嬴政的目的不只是在军事上战胜赵国,而是让赵国文明在宇宙间彻底消失。于是秦军甫入邯郸城,嬴政便迫不及待地下发了《邯郸一号令》。一号令原文如下:“将物理考80分(含)以上的赵国人全部关进巴士底狱做奴工,将物理考20分(不含)以下的赵国人放出来全面接管赵国的司法系统。”嬴政得意洋洋地说:“拿破仑靠《拿破仑法典》征服欧洲,构建文明,而我的《邯郸一号令》足以摧毁一切文明,寸草不生!”但是李斯却忧心忡忡地说道:“从哲学上讲,输出便是输入,二者没有区分。根据王氏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在对外破坏其他物体的粒子结构时,其自身的粒子结构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因此,虽然《邯郸一号令》能让赵国文明在天地宇宙之间彻底消亡,但是吾恐对秦国的反噬在二十年之后,届时不仅阿房宫火光冲天,整个秦国也难免赤地千里血流漂杵。”秦国有一位与英布同宗的英姓将领,名为法联,取“以秦国之法联结天下”之意。英法联所统率的部曲便叫作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进入邯郸城后,便于5月4日将赵国的与岳阳楼齐名的历史名迹赵家楼一把火烧掉,史称“英法联军火烧赵家楼”。对于这把大火,极个别的赵国人认为:赵家楼是赵国人的财产,烧赵家楼的暴徒们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此这是赵国的国耻!但是绝大多数赵国人认为:火烧赵家楼烧的是赵国人曹汝霖的房产,并没有洋人在这场大火中遭受任何损失,且火势暂时还没有蔓延到自己家的房子,因此火烧赵家楼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应当将无尽的赞美献给英法联军。当然,如果过后火势延及自家房产,那么届时一定要将火烧赵家楼重新定义为恐怖主义暴行!嬴政看到此情此景,转头对李斯笑道:“亡赵者,赵人也,非寡人也!”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孤霧”与“孤鶩”

“落霞與孤霧齊飛”,“孤霧”優於“孤鶩”。首先,落霞、秋水、長天,皆是自然景觀,圖景中突然插入一隻飛不高的野鴨子,畫面上有違和感。其次,“秋水共長天一色”,描繪了水天相接的色彩,正與前句“彩徹區明”相對應。同理,落霞與孤霧,正應對“雲銷雨霽”。雨停雲散後,透過霞光照映水面初起的薄霧。再次,“孤”雖然是形容詞,但是描繪出了雨後薄霧在水面上騰起並逐漸消散的趨勢,使將落之霞光與初騰之孤霧在消逝前相互照應。使用“孤鶩”一詞,最早見於南宋刻本《文苑英華》,晚於日藏正倉院本《王勃詩序》。且《文苑英華》作為一千卷體量的類書,刻印錯訛迭有發生。如果王勃於今時默寫《滕王閣序》,那麼與傳世版本的異同殆應甚夥。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徐敬业与安禄山

王勃之文笔绝不逊于骆宾王,因此如果王勃没有早逝,那么传世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或可出自王勃之笔。或者王勃被武曌阵营收纳,写出一篇《为武曌讨徐敬业檄》。然而檄文并非《春秋》,一字之贬,严于斧钺。骆宾王之檄文可以传世,徐敬业之讨武则必不成功。这与徐敬业的个人能力并无关系,而是因为徐敬业处在与安禄山、仆固怀恩完全不同的时代与形势中。李渊父子,延续隋政,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流官系统,虽然玄武门之内政变不断,但是基于科举选拔与门阀推举,基本上能够做到地方文官具有强流动性,且与地方的军权、财政分离。武曌篡位自立,并没有改变这一结构。因此徐敬业作为被贬文官,在贬谪路上起兵讨伐武曌,其于地方之军队和财政是毫无掌控力的,必然速亡。徐敬业未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彼时彼刻,别无他法,只能仓促举事。而到了玄宗中后期,便已然有清末的态势,地方节度使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官,不仅掌控人事任免和军权财政,甚至还可世袭,中央政府只能被动承认接受,因此渔阳鼙鼓之声便可在数月间传至长安。这是徐敬业没有赶上的美好时代。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沙丘之困——从赵武灵王到嬴政(之四)

庚子拳乱后,慈禧所倚仗的主要是张之洞和袁世凯两大汉臣。虽然在丁未政潮中有意培养铁良、良弼等满洲人,但是与对张、袁的器重不可同日而语。这并非是慈禧有意疏远满洲人,而是在慈禧认清了大清国气数将尽、且自身的资源又无法阻止清国谢幕的情况下,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目光宏远的智者所选择的最优解,即刻意扶持有能力将清朝推翻的人。彼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早已作古,而张之洞与袁世凯便成了终结清朝不二人选。历史的走向也印证了慈禧的推断。辛亥年,张之洞留下的武汉新军率先发难,而袁世凯率领的北洋新军最终结束了清朝,并保清廷以周全,使之得以体面谢幕。如果慈禧没有有意扶持这两支力量作为缓冲,那么在清朝朽烂将尽时,所要面对的便不是南北新军,而会是蔡锷的鸦片军以及孙中山背后的日本各路有武装的黑社会。这两支势力均是以分裂中国为最终目标,届时不仅清政府根本无法做到体面收场,还会连带整个中华民族一起陪葬。因此,宇宙中的任何生命体,虽然无法改变终将消亡的历史命运,但是自然界却又是非常仁慈的,给予生命体足够的自由度来选择谢幕方式及遗产继承者。像慈禧这样有意扶持最终灭亡清朝的遗产继承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不仅使灭亡的方式柔和体面,而且使新的北洋政府能够尽可能多地吸收旧时代特征,平稳过渡,是谓浙大校歌歌词中的“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嬴政处在与慈禧相似的历史选择节点上。嬴政在长平之战后出生于赵国邯郸。如果按照现代出生地主义,那么嬴政还算是赵国人。由于长平之战后秦赵结下的仇怨,作为秦国质子的嬴政在邯郸城的童年并不愉快。然而嬴政在灭六国之战中对灭赵最为执着,甚至在战争中亲赴邯郸城,这并非是受其童年记忆所影响,而是另有原因。三晋中,赵国北接匈奴,常年战争,因此是三晋中战斗力最强的国家。更重要的是,秦国以一国之力吞并六国,但是并没有能力维系七国合一的郡县体制。不仅是秦国,之后的项羽、刘邦也面临一样的问题,直至七国之乱后才算是将郡县制国家勉强维持住。如果嬴政有二百年寿命并能保持精力充沛,或许有能力解决该问题,然而自然界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因此嬴政最为忌惮的便是在郡县制转型的历史节点下秦朝国祚不永,而在他的眼中最有能力推翻秦国的便是他最为熟悉的赵国,这是他最执着且尽全力灭赵的根本原因。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一个生命体无法改变终将灭亡的命运,秦国在吞并六国后无法建立政令一出的郡县制国家,旋即灭亡。嬴政可以选择拼尽国力消灭赵国一切有能力反秦的力量,然而赵国覆灭,楚国却成为蔡锷鸦片军一样的灭秦破坏力量,直至整个咸阳成为焦土。如果嬴政能有慈禧一样的宏大视野,能够在族源更近的赵人中有意培植看似离心实则是缓冲层的力量(仁慈的自然界是给了他选择的机会的),则秦朝的谢幕方式可以更为体面,这也是嬴政之格局不如慈禧的一个侧面。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