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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在高欢死后选择叛魏自立，是高澄放任乃至鼓励此祸源作乱，尽早引爆不安定因素，同时希望祸水能够引至西魏或南梁，使东魏损失达到最低。事后证明，此规划还算成功，美中不足是南朝大乱时宇文泰趁火打劫并建立西梁傀儡政权，东西均衡被打破。侯景作乱源于在高欢父子权力交替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然而高欢一家并非好杀功臣，斛律金便可以受荣宠而善终。如果高敖曹没有战死，大抵荣宠也不会低于斛律金。但侯景却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最终作乱客死南朝死无全尸，原因在于侯景所处的位置与他人不同。在编年体历史书中，侯景的名字出现要早于高欢，这是因为侯景早在六镇之乱初期便跟随尔朱荣平叛，资历强于高欢。至于高欢在尔朱荣团队中崛起甚速，可能是由于高欢能力强于侯景，也可能是其他因素的因缘际会。因此侯景与高欢本没有从属关系，尔朱荣被杀后侯景倒向高欢而非贺拔岳，是基于现实利益判断以及与高欢的私交，这便与斛律金和高昂的角色完全不同了。因此高氏代际更替后，私交退化，高澄便无法放任侯景尾大不掉。侯景叛乱后，首先选择的是西魏宇文泰而非萧梁。在侯景看来，贺拔岳死后侯景放过宇文泰而没有趁火打劫，因此侯景对宇文氏有恩，宇文泰理应收留。但是侯景手下无名氏规劝到：“在一个乱世原子化社会，如果你帮助过一个人，那么对方大概率会通过诋毁你的方式来说服自己此生再不用还你恩情。”……“且西魏军阀格局比东魏复杂得多，您在西魏必不见容。”因此侯景是在北朝无立锥之地的背景下不得已倒向萧衍，并将内心的不安全感带到南朝，在萧衍与高洋议和时火速叛乱。南朝各路门阀如久旱逢甘霖般期待燎原之火来改变现实格局，因此在瘐信等斗争失败者看来，是“侯景乱梁”，“大盗移国”，但是如果历史给予侯景自辩的机会，他一定会说是南朝这些寡廉鲜耻的士族门阀装扮成受害者并将自己推入火坑。侯景之乱的余波，便是萧绎焚书十余万卷。当年读到此处时，喟叹此乃中华文明之浩劫。现在看来，繁盛便是衰退，死亡即是重生。火燔书厄，未尝不是文明的重塑。

《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商君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庄子认为圣人与大盗为相伴而生的概念，若由圣人来建立规则，则大盗生矣。因此应道法自然，绝圣弃智。以民众的自发秩序，自能建立有序社会。既然圣人与大盗共生，那么圣人死，则大盗不存。

商鞅则持相反观点。在商鞅看来（以下仅转述商鞅观点，与本人观点无关），无论是任何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是极为短视且肤浅的，每天便是发朋友圈吃吃喝喝醉生梦死。因此重大决策绝不可以交予庸众讨论，子产若是明智便该马上将乡校砸烂。

至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当然，都是既对且错。对与错都是相对的抽象概念，宇宙空间中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有形的比如一块岩石形状的叫做“对”的事物。任何的表述和论断都会一定程度贴合现实但又必然失真。深刻相伴于肤浅，以及角度的千差万别，都是定然同时存在的。按照庄子的观点，一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领导者，领导者只会相伴于破坏者，或者其本身便是破坏者。以每一个社会个体自身的创造力，自然会形成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但是建立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以多样性的群体为基石。如果所有个体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那么所形成的一定是一个毫无抗风险能力的不时即亡的社会。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自然法则要求多样性，要求个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则具备不同特征的个体在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所得到的社会反馈是不同的，因此即便初始状态相同，也必然产生阶层的划分，终究，圣人出矣。既然自然界对多样性的需求必然会产生圣人出矣的结局，那么庄子的论断显然是有局限的，而且他只给出了绝圣弃智的建议，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于产生“圣人”后如何消灭“圣人”，自然界非常灵活。气候与环境随时变化，在一种气候环境下演化出有利特征的物种在随时有可能在下一场气候变迁中因该特征与新环境不相适应而灭绝。人类社会没有自然界演化灵活，但也大同小异。比如一个人只会溜须拍马陪酒陪睡，那么其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可能是情商高的典范从而跻身“圣人”行列，但是换到另一社会形态下则马上被边缘化。特征无所谓对错，演化需要而已。产生“圣人”是社会多样性的需要，而消灭“圣人”又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自然界一向是如此无情且仁慈的。

“西楚霸王”中的“霸”字，并非是盛气凌人乃至咄咄逼人的意思。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书中不止一次描述项羽是一位文质彬彬谈吐斯文且特别喜欢和读书人交谈的人。陈平曾经对比过项羽与刘邦的风格，认为项羽的特质能够招揽大多数读书人，但聚集在刘邦身边的，则大多是亡命之徒。而且认为项羽读书不够多，那不过是同其身边读书人对比而已。相比于扩招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却是要超出万倍不止。总结历史书中对项羽的描述，可以发现项羽具备如下特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有恒心，有毅力，会为了认准的目标而毫不犹豫地放弃现有资源，这与大英雄刘琨简直别无二致！因此如果将“霸”字用作谥号的话，那么《世本》中可以如此定义：坚毅果敢曰霸；恒心宏志曰霸。虽说项羽有如此优点，然而下场却仍同大英雄刘琨一样。失败的结局，与其个人特质并无太大关系。项羽处于战国末期开始的向郡县制流官制度过渡的历史节点。其楚国贵族的身份可以使其快速整合资源灭亡秦政，然而该身份却又会成为其在郡县制度历史方向上完全无法摆脱的负资产，最终为时代所抛弃。据《楚汉春秋》记载，国事日蹙时，项羽曾对亚父说：“还好我们楚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能够推动楚国的社会变革并走出困境。”范增冷笑回应道：“我们楚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是由一群高考物理20分的扩招大学生依托于整个社会的逆向淘汰机制而形成的一个流沙阶层。如果您和他们说推动基本国策便可以高考加100分，那么他们会马上拿起砍刀朝向同胞孕妇的肚子猛砍，并且保证不伤害洋大人。但是如果您由此认定他们能推动社会变革，那么我认为您的病在一般的精神病院是治不好的。不仅如此，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伪中产们在其有生之年便会回归其应属的生态位。这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与领导人个人意志完全无关。”宋人李清照所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并不是说李清照认为项羽过了江东便可能东山再起，事实上李清照所处的时代恰证明了过了江东便会偏安江左西湖歌舞。而是如项羽这般英雄人物，在确定时移势易无力回天后会选择优雅地离开，而不是裹挟更多的生命和资源来作困兽之斗。

哲学涉及对自然法则乃至宇宙规律的认知，而物理学正是对自然法则的片面的局限反映，因此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在哲学发展史上并无明确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具备物理学基础才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没有物理知识的王弼一样可以有传世哲学巨著流传千载，对客观规律的抽象概括并不以穷尽内在原理为前提。然而哲学思想若要冲破“形上谓道兮”的束缚，便必须要有物理学提供更为充分的滋养和源泉。

近代物理学以微积分为基础而迅猛发展，构造了现代工业化社会，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工业社会还能否继续支撑二十年，我们不得而知。梁武帝曰：“由我得之，由我失之。”任何生命体乃至任何由生命体构成的社会结构，均有寿命，而在“其兴也勃焉”之时，便可洞观其内在缺陷，判断其历史走向。

微积分与物理学的发展构建了工业社会，也是当今一切技术进步的基石。我当年作为工科生选择从事法律工作，是因为彼时的我认为法律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和充分条件。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我将因果关系倒置了。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带来技术创新，比如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将西伯利亚变成科技帝国，也正如任凭刘琨雄才伟略，也无法依靠并州空城来复兴晋室一样。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要靠坚实的基础教育和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张之洞所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此之谓也。

科技创新是以对基础学科，即数学和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正如我们若要熟读先秦典籍，便要钻研《尔雅》等“小学”典籍。若不谙于此，便会舍本逐末，急功近利。这也是开设本公众号的目的所在，希望能在传播本人思想的同时，为我们社会的科技进步发出一点点微光。

傅立叶变换是数学模型在电子工程领域应用的典范，也因此成为本公众号第一篇系列文章的题目。接下来会通过如下几篇文章来系统介绍傅立叶变换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