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北伐未竟而早卒，这给予后世读书人无尽遐想，认为这是自石敬瑭割让十六州之后最佳的收复机会。然而美好愿景不能替代读史的客观分析。之后赵匡胤、赵光义二人均未做成之事，不能因柴荣早卒而赋予其偶然性。正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后，杨广自己也认为第二次征伐最接近成功，若非杨玄感叛乱，则事济矣。但继承其政治遗产的李渊父子做同样的事情，并未成功，直至李治时期，才将高句丽灭国。
因此归结于杨玄感叛乱的偶然性，其实不妥。杨广时期国内从建东都到修运河，国力耗费巨大，根本不足以支撑对外扩张。李治才略不及杨广百分之一，却能竟其功，是时势转变使然。况且高句丽灭国伴随着新罗崛起，可见建都西安的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力是很弱的。周世宗未能收复失地，并非之后中国分裂的主因。辽金二国均占据幽云地区，然而没有避免亡国命运。
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永生不死永久占据资源的事物。且推演一个国家的国运，土地财富只能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的永远是人。人是一国最为重要的国本。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只知醉生梦死，缺乏对世界的宏观认知，那么等待这个国家的只能是下一个历史周期，概无例外。
北宋积弱，绝非是因为失去北方领土，而是为了解决自安史之乱以来无法调和的中央地方关系，服用了饮鸩止渴式的药方，归根结底是整个文明遇到了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