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落得被围困于沙丘行宫并与齐桓公一样饿死的结局，并非是因为废长立幼废赵章而立赵何。赵国处在匈奴南下与秦国东进的四战之地，使得其国家治理结构中武将集团处于高于文官的地位，而赵武灵王赵雍又处在中原各国多年征战逐相吞没的历史节点，这使得他作为赵国君主的同时又兼任四方征战的军事统帅。如果赵雍放弃后者的身份，那么便会像曹魏的后期君主一样，放任军事统帅司马氏蚕食君主权力，直至加九锡禅代，即便第一代军事统帅能够做到对赵雍忠诚，结局也必然如此，这显然不是赵雍这等雄主能够接受的。而赵雍自己兼任常年在外的统帅，必然会影响其治理国政的职能。对此，无论是朱棣还是玄烨，都采用了太子监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而太子监国的前提是太子可控，在明清这种君权结构基本稳定的格局下尚且发生了太子胤礽疑似谋反的事件，放在权力过渡极度缺乏稳定性赵武灵王时期，不确定性便更大了。赵雍采用了将王位禅让给儿子赵何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主父太上王，便于在外征战。然而这却使得文官集团迅速倒向新王。这其中的矛盾，无论新王是长子赵章还是次子赵何，都是根本无法调和的。赵雍偏偏正值盛年，无法接受这种落差，于是便扶持以赵章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来对抗新君赵何。让两个儿子之间对抗制衡，这本也不是新鲜事，杨坚和李渊都是这等玩法。然而杨坚和李渊身为君主和父亲，前者无法阻止自己一死新君便要杀掉前太子，后者更是在生前便发生玄武门之变。况且此时的赵雍已然不是赵国君主，新君的选择自由度比杨广、李世民大得多。因此赵章便必然要被葬送在沙丘。据《王氏春秋》记载，赵何在要杀掉赵章时，赵武灵王与赵何有一番对话。赵武灵王问到：“一个实数系数的一元偶数次方程，是否能够存在奇数个实数解？”赵何回答道：“那不可能，实数系数的一元偶数次方程如果存在非实数解，那么一定是共轭关系，必然为偶数。偶数减掉偶数，那么剩下的实数解要么是零个，要么一定是偶数个。”赵武灵王说到：“你能理解便好。你与你的兄长赵章便是共轭关系。彼此看似对立，实则共生。如果你要杀掉兄长，则必定要清洗武将集团，也便消除了你作为赵国君主的生存基础，败亡就在眼前。”赵何不屑地答道：“消灭了他，我便是胜利者，历史还不是任我书写。”赵武灵王说到：“错了！胜利者有什么资格书写历史？位置越高，掣肘越多，越是没有自由操纵文字。相反，那些冷眼旁观、你胜利时过来分羹、你失败时万脚踩踏、从不将国家的败亡归结于自己的缺陷、将一切责任都归因于你的那些懦夫，这群无耻的懦夫，他们才是历史的书写者。你杀掉赵章，将来一切后果，均由这群懦夫书写，你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赵何显然没有听进去老父亲的教诲，在杀掉兄长之后，便不得不被裹挟着对相关一众武将进行清算。然而武将集团的败亡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在此清算过程中对士兵整体的地位、筛选机制以及士气的影响，因此长平之战的结局便在这轮清洗中注定了。赵何幸运在命不太长，因此恶果由其子孙概括承受。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孙传芳名义上是被施剑翘所杀，而施剑翘给出的理由是为父报仇。然而在孙传芳坚拒与日本人合作时，便已注定这一结果。日本人选择代理人的角度很特殊，像孙中山这种主动卖国只要能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便恨不得出卖一切的人，日本人是完全看不上眼且根本不考虑合作的。这也是孙中山最终无法投靠日本、转而投靠苏联去做汉奸的原因。日本人选择拉拢孙传芳和吴佩孚，是因为二者在北洋系具有实际影响力且坚决对抗苏联代理人蒋介石。但是孙吴二人不愧是袁大总统的精神传人，对日本人的拉拢一概拒绝。像孙传芳这种影响力巨大但是在各种场合均表明不与日本人合作态度的人，日本人是肯定不会留的，此时施剑翘便适时出现了。即便没有施剑翘，中国人中想帮助日本人除掉孙传芳这颗眼中钉的大有人在。这里面蒋介石的态度便可窥出其认知格局了。蒋介石本可以保护失势的孙传芳使其免遭日本人毒手，但是二人为宿敌，孙传芳即便在北伐战争中失势依旧会对蒋介石的权势造成分化。因此蒋介石放任这一对手被日本人消灭。孙传芳之死告诉时人，不与日本人合作便有性命之虞，而蒋介石基于派系之嫌绝不会提供保护。这也是孙传芳死后，日本人组建汪精卫政府变得容易得多的原因之一，蒋介石的格局最终也坑死他自己。与孙传芳案类似的是徐树铮被杀案。孙传芳遇刺，日本人除掉一块心头顽石，然而法院却不去调查刺客施剑翘与其弟弟是否有日本背景，而是在冯玉祥干预司法后将施剑翘特赦。而徐树铮被冯玉祥杀害后，徐树铮之子鉴于抗日战争的团结需要，没有起诉冯玉祥，在抗战结束后将该案诉诸司法。法院却以战争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为由，不予受理。这相当于昭告世人，如果想报私仇，千万不要顾及民族大义。如果你顾及大义且相信法律，那么司法系统的作用便是来证明顾及大义的你活成了笑话。后北伐时代的民国司法虽然与后扩招时代的司法系统不同（后扩招时代的司法现状是，政府故意用一些物理不及格的学渣们来掌控司法系统，从而确保政权安全。政府最终在经济下行时被学渣们疯狂反噬），但是二者并不存在质的差别。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随着无序程度增加，终究会是由更狠的角色来砸烂旧有秩序，玉石俱焚，这是令人唏嘘但是无法避免的自然演化规律。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萧衍以梁代齐时，总结齐国三世而亡的教训，认为齐国萧道成灭宋自立时对前朝皇族计划生育杀戮太重，甚伤天和，因此国祚不永。然而萧衍本人也无从抵挡自然规律的漩涡，萧衍之箫姓与萧道成之萧姓本位同宗，但是在鼎革之际也不得不大行杀戮，漏网之萧宝夤逃至北朝终成祸患。有人说杀戮前朝皇室是刘裕肇始，这对刘裕显失公平，更是忽略了人在自然规律之下可选择空间之有限。桓玄自立为帝后并没有杀掉司马德宗，这是遵循自汉献帝被曹丕封为山阳公以来的历史传统，之后三国后主皆得善终。司马德宗被桓玄所废后只是迁出了都城，即便桓玄死后司马德宗被桓振捉拿，也没有取其性命。但是刘裕除掉一众桓氏自立为帝后，司马德宗便马上被杀，其弟司马德文也是同样下场。因此看来，似乎坏规矩自刘裕始，之后的萧道成萧衍因循而已。然而无独有偶，北齐皇帝高洋曾在酒后询问北魏宗室元韶，为何光武皇帝能够中兴？元韶身为前朝宗室，酒后吐出真言：“刘秀能够中兴，是因为王莽没有杀光前朝宗室。”高洋听罢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将元韶在内的前朝宗室全部下狱处死（我不喝酒的原因之一便是读过这段历史）。且在北魏宗室被高洋集体屠灭之前，东西二魏的末代君主均被毒杀，因此刘裕并非唯一坏了规矩的人。区别之处在于，司马昭与司马炎坐拥曹魏资源，是具有一统宇内的底气与安抚新附的需要的，因此三国后主得以善终，但是司马氏对寿春三叛的叛将却绝不姑息。同理，杨坚代周时对宇文宗室大加屠戮，但却可以使陈后主“自有留人处”，这是杨坚的儿子们也终不会有的结局，原因正是杨坚在代周时处境之危险使其不得不为，而杨广灭陈时处境已大为改善，仁慈是处境安全且强势一方才可以拥有的作秀。由此而观，局面最为尴尬的便是神龙政变之五臣（此五臣非注《文选》之五臣）。五人拥护李显逼迫武曌退位，而君臣母子之义使得无论新君旧臣均不能直接除掉武曌，五臣之结局在政变时便已注定。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与孙中山/陈其美暗杀宋教仁一样，属于毁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明国之亡，始于毛文龙之死。而民国之乱，从现象上归因，是自梁启超与蔡锷投靠日本分裂中国开始，而根本的乱源便是宋教仁遇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否是受皇太极指使已不可考，袁崇焕自己当然死有余辜凌迟亦不为过，然而崇祯却应为毛文龙之死负上首要责任。平台问对时，袁崇焕承诺五年平辽。过后许誉卿问袁崇焕何以五年平辽，袁崇焕表示这不过是逗皇上玩儿而已。《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袁崇焕以国之大事为儿戏，这便已是败亡之征了。然而崇祯竟然不察，加以委任，自是要为之后的山崩地裂负直接责任。毛文龙死后，第二年皇太极便兵临城下，崇祯此时不必推责他人皆是亡国之臣，是自身的失察导致自己奔赴煤山直飞温都尔汗。许誉卿以平台问对一事便断言辽事必败，袁崇焕终将毁掉一切。据《王氏春秋》记载，当时有人说许誉卿了解袁崇焕尚浅，获取的信息有限，不宜骤然对袁崇焕下负面结论，许誉卿回应到：“天地万物自有其平衡法则，因此获取信息更多的一方也不会占尽优势，必有因素加以干扰。相反，获取信息有限的一方，也自有其优势所在。好比找女朋友或是招聘员工，如果你只看第一学历，那么的确观察人会比较单薄，不够丰满，但是出错率极低。如果非要引入第一学历之外的诸多因素来综合判断，那么确实信息更加丰富，看人更为立体，但是判断出错率会显著升高，大概率会后悔莫及。这便是自然法则对信息资源丰富一方的限制及对信息贫乏一方的补偿。如果你熟读《周易》和《庄子》，自然会认同我的结论。我对袁崇焕的判断也绝不会错。”袁崇焕杀毛文龙，不仅直接导致明国灭国，而且间接影响清初三藩之乱的结局。毛文龙的属下耿仲明与尚可喜在毛文龙遇害后最终投降后金，成为三藩中之二藩。而另一藩王吴三桂作为袁崇焕–祖大寿一系的军事遗产继承人，与耿、尚二藩可谓世仇，彼此绝无可能形成合力，这也是多尔衮放心将三人分封的原因之一。因此吴三桂起兵后，便要承受袁崇焕妄行杀戮带来的后果：耿、尚二藩虽然反抗清廷的削藩，但是更乐见吴三桂的败亡。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电影的时代背景放在西历1900-1901年庚子之乱和辛丑赔款之间。这是影响中国至少百年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远超甲午海战。然而千钧之重的要素并非是现象上的战败赔款，而是由此带来的废除科举。清末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不亚于当今的大学扩招，全无和全有在哲学上并无区别，这使得清末的人才选拔机制彻底瘫痪，李世民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构想完全幻灭。然而无法吸纳人才只是次要方面，如南北朝一般门阀资源世袭也是次优解。但是这也做不到。废除人才筛选功能后，只懂得投机钻营陪酒乃至坑蒙拐骗的人在同一起跑线相同赛道上迅速占据资源，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快速涤荡出局，社会风气与底线朝向负无穷方向飞速运动，清末谴责小说基本上清楚地记述了这一历史转换过程，清末社会便很快成为了今天这幅图景。

辛亥革命虽被称为一场“革命”，其实与北魏六镇之乱军队哗变并无本质不同。湖北新军与清廷的离心力远溯可追至曾国藩时代，近因则是张之洞坐镇时埋下的种子。六镇之乱被尔朱荣剿灭，叛乱军队被尔朱荣收编并南下杀入洛阳。而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虽有能力促成南北和谈，避免中国立即成为南北朝，但是袁世凯无力收编湖北新军。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试图用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系将领渗透新军取代黎元洪，然而正如西汉七国之乱一样，中央政府分封的诸侯会很快具有派驻地的离心属地属性，曾经忠诚的将领在时代的裹挟下转而与中央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如同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一样，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这也为日后蔡锷与孙中山的祸乱埋下伏笔。

电影中的主人公之一说自己一路追随孙先生。此孙先生应该便是革命党首领之一孙中山。他们与张之洞的武汉新军并无关联，因此当然也与辛亥革命无关。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些革命党徒与之前太平军的不同之处。我想二者最大的区别便是，太平军既杀同胞，也杀外国人，而革命党一路革命，只杀同胞。电影中主人公运送几百条枪回国内，当然也肯定是射向自己的同胞，这便是革命党徒所理解的爱国。时代之巨变将这些革命跳梁之辈抛向历史前台，这正是这个文明百年苦难的根源之一。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莽既然选择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全面接管前朝资源改朝换代，那么自然也要全盘接受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血流漂杵危局并危及自身。正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作为西北军阀，本可以同韩遂一样腾挪之余得以善终，然而被何进召进洛阳并面对虎狼环伺成为众矢之的，那便非死不可了。王莽或是垂涎帝位已久，或是被历史潮流裹挟而不得不为，抑或王莽自己也分不清二者之区别，总之王莽绝不会天真以为改变皇帝名姓便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井田改革便是王莽力推之作。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与之配套的理论基础，即刘歆抑或王莽本人伪造的《周礼》，其可实施性都是存疑的，骤然实施，流民问题未必得到缓解，同时与官僚集团的对抗必定激起更大的矛盾。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本身能否推进根本不重要，重新的利益分化已经势在必行。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解决矛盾的变革当然会激起更大更深层的矛盾，这是宇宙物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要求，人类也正是这样走到今天的。王莽这等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当然不可能因为困难而效仿秦二世坐以待毙。当时有人劝说王莽：“骤然改革，淘汰官吏，必然在底层官吏中涤荡出李自成，最终毁灭新朝。”王莽反诘到：“你对历史理解得如此浅薄草率，可见正如与我同姓的一位先生所说，学历史和学微积分学物理一样，是需要很高的门槛的，既要有数学和哲学为基础培养的逻辑思辨能力，又要有文言打下的语言功底。像听故事一样学历史，纯属浪费时间。李自成自己属于何种阶层哪种职业，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失地失业流民集团。如果放任冗员不加裁汰，那么只会在社会对立中培养出更多的流民人口，催生出更多的李自成，届时局面更加不可收拾。我拜托你不要人云亦云地肤浅理解历史。”王莽同董卓一样，在军事上失败后便不存在势力退潮回到一方军阀势力的可能，必须以自己以及整个集团的覆灭而收场。正如李斯死前所期望能够再“出东门、逐狡兔”一样，既然已经深度参与了利益对抗，便不能再作此奢望，这也是四世三公的袁绍所受的拖累与羁绊远高于孟德的根本原因。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