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与智瑶都是在王朝国力已然碎片化的背景下试图恢复国运的人物，且都没有成功。从结果上看，“国人”暴动便可以将周厉王逐出京城，可见彼时国君权力旁落已甚。这里的“国人”并非是一般民众，而是其他姬姓贵族的家臣或者武士。周厉王要将山川矿藏资源收归国家，这说明在此之前这些资源并非国有，而是被众多姬姓贵族把持。众贵族形成国中之国，不仅影响国家税源财政，而且阻碍兵源征集。大量年轻人口成为贵族的家丁，向贵族纳税，国家无法直接征调。因此虽然周朝没有对本国人计划生育大杀四方，朝廷依然无法凑齐足够的年轻人口组建能够有效作战的军队，这在后来周幽王时犬戎可以轻易攻破镐京便可见端倪。周厉王冒着触怒贵族的风险集中资源，这很难被理解为是他个人贪财，至少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拿这些财富。而他被贵族赶出京城后，贵族派出代表共治国家（采用《史记》而非《竹书纪年》说法），正说明彼时的姬姓贵族已然同后世霍光一样，有废立国君把持朝政之权。周厉王应是希望成为中兴之主，但是在周朝权威衰落、不仅无法有效控制东方诸侯国、而且周朝姬姓贵族内部也是势力林立的大背景下，他所付出的努力终是无可奈何的。他被赶出京城，而不是被周公、召公直接做掉，这说明王朝礼乐的规则底线还在。到了孙辈周幽王时，连这层体面也无法守住了。
智瑶作为晋国的首相正卿，所面临的大势与周厉王一样。彼时的晋国早已被诸贵族近乎撕成碎片。智瑶要求赵、魏、韩三家献地，不是献给智瑶自己，而是献给晋国国君。土地对应的是资源和人口，是晋国复兴的基石。为作表率，智瑶首先将智氏自己的部分土地献给国君，然后才要求三家跟进。赵襄子不肯，于是才有了晋阳之战，智瑶身死族灭。智瑶之死，不应简单归结于其存在性格缺陷。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性格缺陷都是易如反掌的，这不是正经读史人的思维方式，且缺陷与优势都是随环境而转化的。智瑶的覆灭，是因为他同周厉王一样，承载了在王朝晚期集中资源使王朝恢复昔日荣光的使命，而该使命在其时代背景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智瑶本可以与世浮沉，同赵、魏、韩三卿一起将晋国瓜分，这便可以使其家族在战国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没有如此选择，这当然是因为他认为作为晋国正卿，恢复晋国国运与荣光比其个人安危荣辱更为重要。这便有点大英雄刘琨的影迹了。智瑶死后，豫让一心为智瑶复仇，刺杀赵襄子，并说出“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等千古名句。智瑶以豫让为国士，而他自己也为了晋国的复兴付出生命，是晋国的真国士。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