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来，我一直关注东北的历史和发展问题，近年到企业工作，更因为商务事宜与东北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接触，东北遭遇到以往尚未明显表现的问题：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危机。
一、东北人口危机的多重严重性
曾经的东北，在清末、张作霖时代和伪满时期，掀起过三次移民狂潮，1936年1月，全东北人口3097万，到年底猛增到3701万人，1942年达到4550万人。而根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九十年代东北人口净迁出量为40.4万人，而本世纪头十年净迁出量则为219.1万人。
除了人口流失，还有人口的老化。《“透视东北人口”之四：面临快速减少趋势 东北人口危机逼近》（第一财经，2016.10.24，王羚）披露：国家卫计委报告显示，2010年东北总和生育率仅0.75；去年东北人口中位年龄43岁，三成劳动人口为54-64岁，黑龙江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全国最低；东北人口净迁出长达20年，加剧人口老化。
日前，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建议：尽快提升养老金统筹机制，用南方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但其实，这也只是权益之计。到2016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分别为1.47、1.3、1.64，意味着一个半工作的人供养一个退休的，相比全国3个养1个，广东9个养1个，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按照《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全国各地养老金都可能在未来面临缺口，只是早晚问题。
公众号“智谷趋势”1月23日评论文章写道：民间有这样一份分析：按照现有因素作静态分析，10年后，黑龙江省的养老金欠额累计将达2600亿元，而假设让累计结余最多的广东对口支援结余早已穿底的黑龙江，而支援比例为每年累计结余的5%，连续10年，缺口依然高达2125亿元；哪怕比例提高至20%，缺额依然为700亿元。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舆论反弹，南方结余也指望不上多久。
可以说，东北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生育意愿最低、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这里流失的多是青壮年和高素质人口。人口加速外流，导致的是农村空心化严重，不仅城市用工短缺，农耕劳力缺乏，更无法实现现代农业的升级。目前看，东北人口外流是无法有效遏制的，因为这种人口外流的心理深处，是尚未本土化的移民对本土文化的疏离。承认现实，接受现实，是什么原因让东北人宁可去东西伯利亚和库页岛求发展？尚未本土化的移民社会，是认识东北问题的重要基点。
要让政府从市场经济一线退出，做好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让东北回归原点，自然生息，从头来过，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现有人口，推进居民区的有效收缩和产业集聚，这是更划算的选择。正如上海证券首席分析师胡月晓在《争议东三省：与其扶持，不如放手》（FT中文网，2017.9.13）中所说：激发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靠的是放松。对东北而言，“断奶”并不可怕，只要放手，东北自会前行。
二、产业集聚的思路必须根本转变
东北在现在的情况下，依然仅仅僵硬地服从于所谓经济大局需要，这既不符合东北如今在中国、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实际地位，也不符合东北经济史的规律和自然禀赋的特殊性。2016年，王新宇曾做过《“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结论是：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对于东北地区的短期增长效果明显，而长期增长则效果不明显，这也是“新东北现象”出现的原因，战略在考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政策针对性、软环境建设以及政策落实性方面存在不足。
实际上，政府强力主导，攀比短期政绩，巨额投资浪费在不恰当的领域，东北振兴，成本和效益不够优化，政策效果不够好。应该研究近代东北曾经成为投资兴业热土的区域政策，择其有益者变通为今世所用。
争论东北现在应该重点发展什么产业，这本身依旧是不重视市场规律，不重视民间潜能的政府主导行为，容易助长好大喜功、政绩导向的短期行为，耗资巨万，效果甚微。吉林大学校长助理杜莉、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在《产业集聚与东北振兴》（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中认为，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必须以培育市场力量为突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摆放着一批国家重要企业。但这些企业基本上是“聚而不集”，相互之间没有产业上的紧密联系。同时，它们根本没有发挥出“第一粒树种”的作用。
东北国企主要是央企，目前看来，央企在东北的发展并没有成为产业集聚的依托，却可能加重了东北计划经济的色彩。东北长期可持续发展是唯一的决策基点和正确角度，以这个角度进行产业集聚的布局，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软环境治理、农业和其他产业集聚区的财税和金融扶持，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和民间创业企业的成长，以足够的耐心等待市场的自然选择，而不是硬性规划、拔苗助长、政府强做媒人地打造政绩。
三、必须彻底转变东北农业发展思路，实现农业产业集聚及升级转型
东北是中国最早从海洋抬升为陆地的地方，植被繁茂，山林坡度较缓，土壤层腐殖质含量高，是现代农业的发祥地，目前也是农业较为发达地区。东北更是中国动植物资源宝库，物种丰富，品质优良，自古以来俗称“关东山，好混穷”。对待这样的地区，让东北主要服从于完成粮食储备任务，甚至坡地种植，肆意开荒，不仅让东北农村依旧贫穷，也会造成严重的黑土流失，这是不可逆的。
据2016年11月1日新华网转发《半月谈》文章《东北黑土流失与保护的调查与反思》（《半月谈》记者陈国军 管建涛 程子龙）披露：
部分土壤有机质下降到“临界点”！黑土地全面呈现“亚健康”状态。可以说，黑土就是我国农业的命脉。面对黑土持续退化的现状，急需以黑土区一些行之有效的新实践为蓝本，转换思路，破除黑土保护危机，实现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借鉴国外经验，采取轮作休耕等措施。美国、乌克兰等国也有大面积黑土，他们为了保护黑土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一些好的举措值得我们借鉴。鉴于黑土地的珍贵性和不可替代性，部分基层干部建议，把黑土地保护与有效利用尽快纳入国家系统性战略工程，在东北黑土区建立“国家级东北黑土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广泛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市场化推动农民采取绿色、有机种植模式保护黑土地。
总之，必须在减少东北粮食种植任务，加大种粮补助的同时，优先保证农林牧副渔的协同发展，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复合度的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医养康养产业、现代田园综合体等产业科学融合。治标不治本的农业补贴政策实际是杯水车薪，必须焕发土地和物种本身的潜力和优越性，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这个思路促进农业产业集聚。
农业产业集聚发展是推进现代农业的必须，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有利于降低成本，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一体化、农业服务社会化水平。当前，一定要补足农业产业集聚的短板，多种渠道解决资金短缺，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有重点地帮助地方政府打造以特产经济、高技术农业、高质量农产品为基础，融合多种业态的农业经济，做大盘子，吸引非农资本的进入。
必须切实鼓励土地的流转，推进现有农村人口和有志于现代农业的资金、人才、技术向更有潜力，更受市场欢迎的地区汇集，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农业生产技术应用专业化。建设一批种植主要农作物的专业化农场、种养和加工结合的专业化农场，杂粮和特种山珍移植的高端养生食材的特产农场，形成相关联的储运包装产业、营销推广产业、电商产业，实现全产业链的发育和升级。
四、收缩产业和人口布局的原则和重点
1、必须深入了解东北相对于关内在自然物种、经济传统、产业基础、民族文化、土壤水文等方面的特殊性，而不是仅仅关注东北与其他省份的经济数据。
因为，在短期内竞争，东北已经很难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城市，即使赶上，也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强力主导，尤其是在重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巨量投资，终究难以摆脱东北的经济盛衰周期律，只有建立在丰厚民间和历史土壤上的经济生态自然、和谐发展，才有更多的抵御外部风险，融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主动性和稳定性。杜莉教授、徐传谌教授指出，对比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几大区域经济圈，我们发现，持久的竞争优势似乎越来越取决于区域性的因素——那些地处其他地区的企业所不能享有的因素。
我们注意到，因为东北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杂粮品种丰富，原产地食材质量很高，却因为物流、交通和电商业的落后，远远不能形成产能，做大产业链条。
2、必须正确认识东北在中国的根本价值和作用，反思过去振兴东北战略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
东北对于中国，自古以来和今后需要，第一位的需要都是环境生态屏障和战略缓冲需要。作为北方最适宜动植物生长的湿润地区，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近代以来曾经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我们没有理由让她变得不适宜人类生长。如果东北人口进一步流失，并且加速老龄化，中国国防安全将非常危险。
第二位的任务是关内经济和人口压力的释放地区，明代以来一直如此。既然东北在传统的经济和财力指标上已经短期内不可能重新振兴，不可能成为中国财政支柱，甚至成为负累，不如尽快让她休养生息，扶持民间经济发展，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生态环境，留住现有高技术人口和青壮年人口，以待来时，逐渐重新成为关内投资兴业和人口迁移的热土。
第三位的才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保障粮食安全只是其中一个小项。当我们用于振兴东北传统政策的投入并不能遏制人口、资金和产业外流的时候，当政府的行为依旧在无效和低效运作的时候，当用于振兴东北的资金和政策小于东北经济贡献的时候，大批的资金的投资远远不如用于营商环境的出新、民间投资创业的扶持、产业集聚需要项目的支持，下岗待岗和进城农民的补贴，以及本土人思维和技能的培训。
3、必须侧重向主要交通线和风景旅游资源优势地区汇集人口和资源。
一定要勇于承认现实，即使不是产业集聚的需要，仅仅人口需要，也必须在东北收缩战线，改变全面开花的经济布局。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2018年12月在《南都学坛》发表《东北振兴、产业集聚和政策实施次序》一文，指出东北经济结构决定了东北经济周期较大的波动性，产业集聚不足造成了东北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偏弱。东北二次振兴的核心是推进产业集聚，是唯一途径，改变各类政策一起上的状态，以致于出现在实践上互相消耗、行为短视等负面效应。
产业集聚，就该把主要的资源和政策投放在现有高铁沿线地区，投放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与朝阳、阜新红山文化发祥地、五大连池、吉林市北大壶冰雪旅游度假区、长白山、大连丹东沿海风景区、辽阳沈阳满族文化区、延边朝鲜族地区、黑龙江下游渔猎文化旅游区等足够特色的风景区，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三个主要大规模农业耕作区主要负责国家粮食生产任务，其他小块平原地区，改变细碎化经营的现状，留给有能力经营的大型农户，强化科技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其余人口尽量向铁路沿线和交通枢纽收缩，耕地休养生息，还林还草，正如刘志彪教授所说，加快土地流转改革，变为其他更能发挥土地价值的用途，打击东北地产泡沫，让农民进城，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特征的新一轮城市化。
五、东北问题的特殊性以及需要的特殊政策
要给东北发展更多的地方自主权。现代的国家治理，地方与中央是合作共赢关系，地方的发展最终有益于中央。目前正司级的振兴东北办和东北四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等协调机构，难以解决前述的东北与中央权责关系调整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大区域规划和统筹协调的能力。
要大幅减少对东北承担的经济分工的要求。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围绕东北未来的纷争“代表着有关中国面临的选择的辩论，是选择市场导向型改革还是政府驱动型产业政策”。英国驻华大使馆前政治处项目官员兰心(Kathryn Rand)表示：“东北地区的衰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大风险。”可见，东北问题不是短期政绩及当前对中国经济贡献率的问题。
要根据东北发展目标实行的公务员考核体系和政绩指标。为了防止公务员队伍再次膨胀，可以削除原有政企不分的职能、事权，公务员实施聘任制，事业单位尽可能转企，尝试省管县，弱化乡镇功能，引导乡村自治。与以往不同，东北地方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建立高质量经济体系，建设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社会，立足于东北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重新集中调整产业布局，促进一二三产业的集聚。改变中央扶持资金和政策的投向，并逐步减少中央扶持。给予地方足够自由，扶持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从东北自身需要，促进产业逻辑的建立和自洽。
总之，不能仅仅为了中国短期的政策目标指导振兴东北，不能指望地方政府的传统习性和政绩冲动能振兴东北，不能为了效果很差、收益不高的政策继续投入。在这个过程中，要全面引进国外和南方的，或久居关内、海外的东北人为东北发展出力，对拒绝、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换脑，就换人。
六、结论
在东北多重人口危机面前，应全面、理性地核算振兴东北16年战略、政策的功效、性价比，重新认识东北对于中国的根本价值和主要价值，以及中国在东北的长远利益。珍惜现有人口和资源，果断收缩战线、激活民间、苦练内功，赋予东北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特殊政策，比如系列的经济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贸区，比如大规模减税、停止补贴和保护国有企业，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实施鼓励计划生育政策、率先废除户籍制度等政策，并给予这些政策类似“五十年不变”一类的公开承诺。这才是全面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体系，才能做实东北经济一体化，在二三十年后真正实现东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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