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常铁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到：“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前几天，在一个企业家那里，听到了一位成功企业家在股市剧变无常的2018年的悲剧：因为2017年看着股市还不错，就与收购方对赌，以致几个月人生就跌入谷底，老婆孩子都走了，身无分文，自己的老员工骂声不绝，他的微信朋友圈也在那个日子停止。

我当时说，换做我，听懂了年初的新闻，就绝不会在2018年还搞什么并购甚至对赌，要么，卖掉走人，图个现金流，要么，稳健经营，求个立命处。

人，难以多方面周全，企业家奔忙于经营琐事，专注的往往是眼前利益，更自诩“远离政治”，而对社会运动、思潮流变关注甚少。虽然看饭局上也都是夸夸其谈，其实不必当真，毕竟他们主要精力只用于经营。在商只言商的往往走不好，当代的不谈，仅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悲剧史就足以为今人镜鉴。

听闻著名经济学家、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来南京演讲，出席“共建长三角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战略协议签约仪式”，并作《创新、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这让许多学者非常羡慕，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攻城略地的秘笈，琢磨怎样如法炮制。

我忽然想起一种企业职位，叫学术经理。多是医养、生物制药行业的企业所需，这种人专业本身不用太牛，关键是人头熟，脑子活，善于宣传、交际、造势和商务策划。有了这种为大老板开疆拓土的先锋军+军师。懂学术的多，懂宣传、策划、营销、媒体的也多，懂企业管理的也多，同时具备的就少了。要做有雄心的大老板（比如名气大的学者、官员、文人、艺术家），一定要有这种杂家，并为他配置团队。

一位1949年后长期在黑龙江省政府工作的处长，晚年执意要回到苏州，那是1980年，那时侯苏州还远比不上哈尔滨，但是他说，我们苏州人基本不走，走了，老了也是要回家的。其实，很多曾经在东北生活的苏南地区的人老的时候都坚决回到家乡，因为什么？他们有一种可贵的发自内心的文化的自信和骄傲，我的学生就认为她的家乡是天底下最美的，当然，大学毕业后不再这么说了。而我们东北为什么没有？关内的东北人经常会念叨家乡，结果很快就用“入乡随俗”自我圆场，一个有着文化高度自信乃至自恋的地区的人民却不会这样，他们会说：“我凭什么要入乡随俗？随谁的俗？”

我说：东北人是最难本土化的浮萍式移民。

东北问题需要系统、文化、历史地思考，要有胸怀和远见。这需要通才，杂家。

发展的先声是思想启蒙，我们做每件事都是大脑指挥，这个指挥生理上靠的是神经网络，心理上就靠立场和方法，有了正确的立场和视角，还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有了随后的一切观念和行动。

憨不憨，是那种小聪明的人精，但是在中国戏剧化的社会变迁中，他是憨得很了。

老憨是蒙古族，但在东北这种除了朝鲜族和回族以外，民族分别不是很明显的地方，也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大家乡里乡亲住着融融洽洽几百年了。

人算不如天算，老憨的一生赶上了惊涛骇浪的100年。他是1915到2010年左右东北变迁的缩影。

老憨记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张作霖时代，听他父亲说，大清的时候，东北很安宁，后来老毛子扩张到了东海岸，从此东北就不消停了。接着，小日本在东边打进来，在东北厮杀，关内的掌权者是一帮腐朽不堪的满洲皇族，实权已经从曾国藩以后完全落入汉族大臣。没多少人真把东北当做中国核心利益，丢了就丢了吧。清末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干脆不承认中国本部18省以外的地区，要把北方少数民族赶出长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