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固怀恩荣列《新唐书》叛臣列传之首，享受了大将军王敦的殊遇。唐代宗认为怀恩“为左右所误”，并不确切，后世认为代宗应当自省，仆固怀恩并非为左右所误，而是代宗为左右宦官所误而逼反仆固怀恩，也是片面。
以仆固怀恩平定史朝义为时间节点来看，仆固怀恩忠烈满门，其功劳高于郭子仪，其忠义也有过之。然而卒与安禄山相等，实因命运为自然法则所裹挟，无所遁逃。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便进入战略收缩周期，对于西域，更是因边防军内迁而逐步丧失有效统治。
此后唐朝仍是名义上的统一国家，全因中华文明彼时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脱离于王朝的盛衰周期而独立繁盛。（如果唐朝处于另一番文明景象，比如英文单词书能卖出一百万本，而中文古籍则卖一百本都困难，那么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绝无继续统一的可能，且一定会伴有人口崩溃与五胡乱华。）
因此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逐步丧失对西域的控制，而仆固怀恩恰就处在了连结中央政府与吐蕃回鹘的枢纽之处，且怀恩与回鹘的联姻是中央政府授意而为之。事物在定向运动的过程中自会产生相反运动的趋势，失衡状态下也会有重建平衡的势能。
所以战略收缩中的唐王朝一定不甘于轻易放弃对西域的掌控，在此背景下仆固怀恩个人的忠诚与否无关紧要，即便其家族“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在中央政府看来，立足西域的仆固怀恩其存在本身便是王朝统一的障碍，且仆固怀恩一定会是下一个安禄山。仆固怀恩为命运裹挟，其最终走向中央政府的对立，作出超出自身利益的选择，乃是安史之乱为节点后西域节度使的必然命运。
至于在唐朝宦官能够左右朝政，而在清朝却不可以，这只能说明，宦官干政是物种多样性以及社会活力的外在体现形式之一。清朝没有宦官干政，说明文官系统下彼此制衡的架构变得简单松散，这正是社会活力下降的外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