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说我们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而高强说我们与病毒不共戴天，绝不妥协。张文宏是流行病专家，他说的话不会没有道理，而高强说的好像更符合人类的利益。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没这个判断力。作为一个外行，又不是名人，也不是高官，我从我的愿望、认知和常识说话：清零当然好，但是急不得。
清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生厌，给我们带来烦恼，影响我们健康的东西很多很多，比如老鼠、蟑螂、蚊子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希望它们消失，可是它们都一直存在着。难道人类真的无能到这些东西都消灭不了的地步吗？我不信，他们至少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我想怎么着也比消灭看不见，据说又没有生命的病毒要容易得多。如果能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一场全人类同仇敌忾的除老鼠运动，至少在我们人类活动范围内是能够让老鼠绝迹的。然而，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以消灭所有异己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试想，人类所讨厌的有危害的东西多了去了，今天灭老鼠，明天杀苍蝇，后天又要清除毒蛇，每一次运动都要将世界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这样的生活美好吗？
不免想起小时候身上的虱子。这是一种寄生在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动物皮肤表面的寄生虫，藏在动物的皮毛里，对于人来说就藏在衣服里。那时穷，基本上没有可供更换的内衣，很多人都是直接将棉袄棉裤穿在身上。那时每天晚上睡前脱下衣裤必须做的事就是捉虱子，用各种方式。手捉、帚扫，第二天照常，即使是涂药杀灭也起不了几天作用。看着那一个个小小的东西，心里真的是恨恨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些想法肯定是常常萦绕心头。但就当时来说能怎么办呢？一把火把棉裤烧了？虱子是灭了，那就没穿的了。毕竟不管虱子如何骚扰，还是能正常过日子的，饭吃得照样香，觉睡得照样酣。那时，选择与虱子共存的童年还是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再后来，一天天长大了，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也不知从哪天开始，虱子在我的身上竟然绝迹了，我已经至少有四十年没见过那东西了。这期间没见过任何一级搞过什么清零运动，国家没搞过，县里没搞过，我自己也没搞过。生活水平提高了，个人卫生状况的改善了，自然就没有了虱子滋生的条件。
可见，好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想刻意地去清零是很难的，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未必能做到。远的说我们曾轰轰烈烈地除四害，往近了说有我们对腐败的零容忍和调动社会力量消除贫困人口，其真正的收效都是有目共睹的。四害的猖獗与否取决于对生活环境的治理，而权力的腐败和人口的相对贫困则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这些东西都是无法靠运动来消除的。而一旦社会走上了正道，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土壤，也就会像虱子一样不觉间离开我们。
我觉得，凡是一时心血来潮靠行政手段企图清零的行为都是心术不正的，他们重视的只是口号本身，而与口号中呈现的目的是不搭介的。比如一些城市要消除助动车，所喊的口号一定是为了环保、改善市容、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等，其实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满足当政者变态的癖好和捞取虚伪的政绩。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人们的方便，剥夺了人们应有的权利，实际上在整体上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那天，一只蟑螂不知怎么进入了房门，在我不遗余力的追击下，它窜入了我的储藏间，那里堆满了各种东西。我的收获只有被我鞋底夹掉的一只蟑螂腿。我对蟑螂是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的，真想翻箱倒柜除之而后快。但我又想到行动的代价，我必须把它与行动所得和不行动的后果进行比较，来决定我是否要大动干戈歼灭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稍加思索我就放弃了，因为首先我要搭上一个晚上的时间，结果也未必能捉到它，搬东西的过程中若是扭了腰就更麻烦了。于是我选择了与它共存。现在也许它已经偷偷地逃离了我家；若没有，以我家白天无人时的干热，想它早已被挥发成一粒微型木乃伊了。我想我的决策是对的，否则就是为逞一时之快的蛮干。
关于病毒，我不知道是应该清零还是共存，那肯定是更复杂万倍的东西。但我觉得应该对曾经的行动进行记录、调查，获取第一手的数据材料，对未来的选项进行充分的科学预测，然后进行多方对比论证，做出清零或共存的决策，而绝不该凭任何人的拍脑袋，哪怕他是高官，哪怕他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