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云眉认为既然邵晋涵已经著有《尔雅正义》，那么郝懿行便不应再耗资源另著《尔雅义疏》，只需要以补正的形式列出邵书的不足即可。诚然，一部传世著作的产生，并非以作者一人之力，而是要在当时社会学术氛围的背景下，利用已有文献，吸纳社会学术资源，并会一定程度阻碍后世出现更为完善的著作，创造价值的同时毁灭价值，引领文明的同时将文明带入瓶颈。
然而黄氏的观点又不尽然成立。如果郝懿行不应另著他书，那么对邵晋涵也应采取同样的标准，即在已有宋人邢昺《尔雅注疏》的背景下，邵晋涵理应只作补正纠错即可，不须再次作疏。
然而一个文明的传承，除了最为重要的人的传承之外，其次便是典籍的传承。典籍之间又必定要存在竞争关系，从而与自然界万物发展的规则相一致。我们中华文明的文献传承至今，已经是万不存一，绝大多数片纸无存。痛心之余也应理解，当传世的著作积累并吸纳社会精英进而使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极致，便孕育了森林大火产生的自然条件，如郑樵所说“汉儒穷经而经亡”。
自然界在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中重创该文明，同时无数典籍化为灰烬。虽然残酷，然而自然法则正是这样运行的。因此，千年之后，《尔雅义疏》与《尔雅正义》谁能传承下去，我们今人无从知晓。
当然以今日中国人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来看，两部著作均会化为尘土归于造化。于是，《尔雅正义》的出现虽显重复累赘，却在雅学研究上引入竞争的同时增加了此类著作传世的几率，在森林大火之后为后世留下雅学的只言片语，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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