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

庾信《哀江南赋》中所说的“大盗移国”，是指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庾信以及当时南朝诸公卿将侯景视为“公私涂炭”、“物极不反”的始作俑者。

这在现象上自然成立。然而宏观上观察南北朝的历史，侯景本是东魏军阀，高欢去世不久高澄便遭意外，是谓侯景作乱的绝佳机会，然而侯景未能在高洋根基未稳时天翻地覆。同样，西魏宇文泰也没有给侯景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侯景于分裂的北方没能施展拳脚，南下渡江时不满千人，却在统一的南朝如鱼得水，至兵入台城时已有十万，这便不能以侯景一人来作解释。

正如尔朱荣河阴事变时屠王公大臣二千余人，这绝不可能是尔朱荣的个人意志。侯景乱梁时，梁武帝已经八十余岁，长期执政导致社会平衡严重破坏，各路诸侯的怨气充斥于《资治通鉴》中。萧衍并非没有重建平衡的才智，而是无论其年轻时如何雄姿英发，一方面心智能力随年龄增长而衰减，另一方面重建平衡的过程便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这在哲学上说起来轻松，在现实中却是撼泰山难。并且这并非是最致命的。

更重要的是，南朝与北朝的社会形态和人才选拔上有质的不同，南朝完全继承了东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即便是平民出身的刘裕也没有能力打破这一结构，虽然消灭了桓玄却无法改变社会形态。门阀并非完全无法选拔出人才，卫青霍去病乃至大政治家霍光都是通过裙带关系进入历史舞台的，然而门阀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流动性极低，因此彼时南朝社会的怨气不仅来自萧姓诸侯，普通民众中视侯景为建立新秩序大救星的也大有人在。

庾信“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正是门阀制度的典型，因此所谓“大盗移国”，庾信痛心疾首，怀“去故之悲”时，理应想到，这种局面，自己也同侯景一样，是始作俑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