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出版这行当的。即如我手头的这本《那个春天》，名字都换了好几个。那个，是哪个？知者自知，不知者，也就由他去了。“那个”指代得巧妙，疏离得恰好。它不再诉说，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可供所有人投射自己想象的代词。于是，危险的被藏匿了，尖锐的被磨圆了，拆掉舟楫，卸了风帆，索性化作一块随波的浮木，形状既不可名状，便也无从撞击什么。这诗集的来历，还是在2020年，眼见着街巷空了，人脸蒙了口罩，周围一片肃杀的空气。恐惧是有的，像冬夜独行，总觉得身后踏着谁的脚步声，却不肯回头，只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一缩，加紧往前走；赞美是有的，给那些逆着人流而去的人：白衣的，蓝衣的，推着担架车在长廊里奔跑的；信心也是有的，小径红稀，芳郊绿遍，知道春天终究会到来。
作者便在这样的时候，提起笔来。墨迹晕在纸上，像夜雾漫过荒原，字句便从雾里挣出来，一个叠一个，竟也成了这些篇章。然后，可以想见的是，好几家出版社均以“市道艰难”婉言推拒。写出长诗《失乐园》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先生，于1644年向英国国会作过一篇激昂的演说。他说，书籍并非死物，乃是蕴着“最纯洁的动力和精华”的生命。杀死一个人，不过杀死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而毁掉一本好书，则是“杀死了理性本身”。他的话放在今天，不免显得过于极端了。对我而言，是尽量不让一本好书在我手上毁掉。但我十分清楚出版社的考量，倘若荆棘与蔷薇纠缠共生，那可以拔除荆棘而将整片土地用水泥封死，那底下蔷薇的根的生死，是不重要的。从此只许一种声调高唱入云，半点叹息与战栗的低吟，皆须寂灭于未出声之前。
这当中的实情，我是断不能同作者言道的。倒是另一桩事，还揳在记忆里。有一回校稿的间隙，作者忽然从字句间抬起头，极认真地问我的属相，说要算算是否匹配。我一时竟语塞。经手过许多书稿，见过谈版税锱铢必较的，争署名寸步不让的，乃至为个标点红了脸的，却独独未曾遇着一件笔墨因缘托付给生肖命格的。我笑道，我们得推敲字句，不是推敲子丑寅卯。她说：你不懂。后来，深宵读书，青灯照见手影在纸页间游移，在这个时刻忽然有几分明白。她到底把这叠诗稿看得比性命还紧要，世上的事，有时明面的道理敌不过暗处的谶纬。
《那个春天》一书，于2026年元旦问世。回溯其源，乃自庚子年着手编校，沉潜五度春秋，其间世事变幻，颇多辗转。尤有一段时日，我的话越发地少了，几近缄默。声音是渐渐锈住了的。这锈并非铜绿那种时间的青黛，倒像梅雨季过后锁芯里凝的潮，涩涩地转不动。整个人像一把被抽了骨的油纸伞，徒剩一张湿淋淋的皮囊，收不拢，也撑不起，只合被弃于旧日屋檐之下。
事情的缘由，现在想来似乎也没有值得可说之处。这倒让我想起古时候的士人来。他们分别时，是要折柳，要作诗，要十里长亭一杯酒的，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印证那情谊的金贵。到了现今，这仪式是简略了，心思却仿佛更曲折了些。一声不响地走，便是大逆不道，便是将友情的账簿私自涂改了。他们执着于那一声“告别”的形迹，至于告别者喉间那块哽着的石砾，那是无人要细察，也无人觉得有细察之必要的。于是，那沉默大约只是一桩失礼的社交事故。或许，君子之交，本当容许对方是一口枯井，一段废墟，在某个时刻，保有彻底静默与独自溃败的权利。
静默并非选择的姿态，而是浩劫过后，唯一真实的遗存。是的，遗存。譬如这案头的报纸，也是这信息时代的一份“遗存”。
除了做书，近几年我在编一份教学报，每期清样付印前，例行摊开纸页通览一遍，竟不曾从头至尾，真真切切地读过一回。坊间议论纸媒的黄昏到了，便如西下的日头，任谁也挽不回。起初我是不服气的，总要争辩几句。可如今，这点争辩的气力也淡了。因为我忽然觉出，那真正的沉沦，或许并非在无人读报，而在编报的人，自己也早已失了那份“读”的虔敬。我这般机械地翻动，与庙祝在香火将熄时，例行公事地拨一拨灯芯，有什么两样呢？灯火自是勉强亮着，可那暖意，那照亮人心的光，早不知散到何处去了。这样看来，我不正是那亲手为它添着最后几根灯草的人么？论起式微的责任，我哪里逃得掉。我有时疑心，我们究竟在制造什么？是知识的载体，还是体制的装饰？当阅读不再是为了对话，编纂不再是为了传达，文字便沦为仪仗队——盔甲鲜明，步伐整齐，只是从不真正走向战场。
古之“出版”，是神圣的差事。刀刻竹简，手抄缣帛，乃至后来的雕版刷印，无一不是将精神与思想，倾注于有形的物质，盼其能抵御时间的蠹虫，传之久远。那是一种郑重的托付。而中国的纸，自然责无旁贷承载着这样一种托付。自晋代以降，它便与书画同寿，与诗文共命。手抄的佛经道藏，借了它的身躯，渡过了无数精神的劫波。它甚至暗暗扳动了社会的门闩——隋唐的科举，若无廉价的纸张书籍流布，寒门士子的路，怕要漆黑许多。然而纸的命途，终究是自上而下的垂怜多些。直到海上吹来腥风，西洋的炮舰与铅字一同撞开了口岸，那第一声叫卖的《申报》，才让这沉默的载体，第一次学会了自下而上地呐喊，试图去动摇旧的秩序，呼唤新的生活。这转变，是带了血与火的屈辱的。从此，报纸便成了战场。论战的硝烟，启蒙的火种，救亡的呼号，皆在此间燃烧。
而我手上的这份专业报纸，多半成了一种精准的应答——应答制度的规训，应答评定的需求。自然，那油墨的香气尚在，但也仅此而已。
我记起了我的书房中收藏着深圳报业集团的胡洪侠老师惠寄的几期《晶报》。因同为报人，此前我邀胡老师赴广州品茗叙话，惜因琐务未克成行。胡老师遂寄来报纸数份，附言道“共学共勉”。刚收到报纸时，那纸页还相当簇新，而“深港书评”一栏，确乎是好看的。篇目排得齐整，守着几分老派的脾气：总要读了书，才下笔；总要有脉络，才议论；总要借着别人的文字，说几句自己的真心话。这便像在锣鼓喧天的市集边上，偏有人还肯守着一个冷摊子，慢条斯理地摆弄几件未必时兴的玩意儿，讲一讲上面的纹路与来历。然而，看客终究是稀少了。
许多人说现在纸媒的困境，是败给了迅捷，败给了便利，败给了那无须银钱便可恣意浏览的海量。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我又疑心，那更深处的溃败，许是在别处。报纸本是一个公共的“议事厅”。如今这厅堂，地基已被抽换了。人们不再需要（或自以为不再需要）一个由他人筛选、编辑、郑重排印出来的认知版图。那曾需要仰赖记者去跋涉、编辑去斟酌、主笔去权衡的实相与洞见，如今在指尖轻划间，恍若浮光，终归杳然。信息的丰盈，竟造就了思想的贫瘠；表达的平等，反促成了判断的消弭。在如今人人随意发声、各自坚持己见的网络环境中，社会整体冷静思考、理性对话的能力正在消失。
然而，那在纸媒鼎盛时代所养成的一种庄重——对白纸黑字的敬畏，对事实反复校勘的耐性，对逻辑层层推演的执着，对公共讨论之尺度的共同持守——这种种“精神上的礼仪”，终究是要我们去捍卫的。
洪侠老师赠我的这几份报，证明曾有一种传播的方式，是缓慢的、有重量的、需要人与纸张面对面摩挲的。在那样的阅读里，目光是有温度的，思想也容易沉淀下来。它提醒狂奔的时代，有些价值的确认，需要一点严肃的停顿，与冰冷的屏幕所不能提供的、那一点点纸的温存。
前些日子，安徽芜湖的蔡兄曾嘱我寄赠几册由我编纂的书籍，供其念高一的女儿阅读。我初闻此请，颇觉意外——蔡兄家中坐拥典籍数万，无论珍本之质还是卷帙之量，皆远非我所能及。然蔡兄解释道，我所编的书中，或有部分内容与其女儿当下所学更为贴近。于是，《那个春天》便成为我所寄赠的书籍之一。当时我还附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儿，其中有一句：“回望这五载光阴，忽然而已。一本书的命途，亦如人生一段蜿蜒的注脚，所幸它终于走向你，也终于走过了它自己。”或许她尚年少，未必读得懂。但这已不重要。所谓“懂得”，本就不是复刻同一片风景。待到时过境迁，待到大人们都懒得再遮掩什么，待到孩子们好奇地问：“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时，《那个春天》会开口说话——
用纸的声音，墨的声音，春天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