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慕竹

文 / 江湖人称帅得掉渣的笔帅

一个人喝了一下午茶。茶是福州猫兄前几日捎来的碎岩。书页翻过去，风翻过来，窗外有鸟啼了一两声，便沉了下去。这样的光景，好像从前也有过。夜里无事，便将那壶茶续了又续。猫兄是极有心的，随茶还寄来一首词《在你听得到的地方》，AI谱的曲。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听着，不知怎么，竟无端想起许多事来。

茶要趁热喝，文字却要放凉了读，才读得出那份火气褪尽后的圆劲古雅。至于文字，我还偏爱它短，短而后有余味。这偏爱，则是多年前从林语堂先生的一段轶事里悟得的。说的是台北一个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林语堂在座。先有几位先生演说，照例是长的。说的人不倦，听的人却倦了；起初还睁着眼，后来便合上了，像一排排晒蔫的菜。轮到林语堂，已经十一点半。他走上台只道：“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转身便回了座。台下片刻愕然，继而是轰然的掌声与笑声。

这故事，好在一个“短”字。世人常引他这句话，以为是俏皮话，却往往忘了，那背后是积蓄了满腹学问后的举重若轻。那份不疾不徐的情态，是旧派人特有的悠闲逸裕，令人神往。我常以此自勉，写文章也刻意求短，盼能如女人的裙子，引人遐思，甚至春光乍泄也无妨，但最要紧的，还是短。只是世事往往吊诡：大街上满是穿短裙的妙龄女子，好看的短文却愈发稀少。同样是短，裙子成了时尚，短文却成了奢望。

一壶独饮，宜再巡。初巡的茶，香气霸张，好比娉娉袅袅十三余的少女，鲜美而天真。我啜着这头巡的茶汤，仿佛也见到了歌词里那位“以你为名”的嫣然女子，那份遇见，是前世轮回、再轮回的心事。与猫兄聊起，都觉着人活到某个年岁，心里总得搁着一点什么——一个你愿意为她歌唱、也盼她听得到的人，一个在冷清时候可以借来暖一暖的名字。这份念想未必真要兑现，只是撑着人走过几段暗路的微光罢了。

茶到再巡，便甘醇了。仿佛十六岁的女子，芳华初绽，有了些情致，韵味也沉下来。这使我想起猫兄的歌词：“音乐于我而言不只是贝多芬、肖邦和舒曼；音乐于我而言，是与你遇见，因为音乐就在你里面。”猫兄是基督徒，我们时常闲谈《圣经》，论音乐，也说些出版的杂事。我听下来，所谓“你”，怕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倒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点不肯丢开的、对尘世美善的执拗。因此原就免不了苦痛与挫磨，但我们终将“把这一路坎坷，写成一首歌”。这气魄，温柔，也坚韧。如此而已。

这人间，总有连绵的阴雨，也总有不期而遇的寒流。经济荣枯，文字盛衰，裙子长短，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勾连着世道人心。我们或许免不了对着这个时代摇头叹息，但与其止于叹息，不如像猫兄那样，在琴声歌声里拍落一身风尘，与知己同行，走那条回家的路。

只是茶过三巡，终究是味尽了。恰如“绿叶成阴子满枝”的妇人，繁华落尽，归于平淡。这让人想起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寥寥二十八字，却意致悠闲，尽得风流。短，不是贫乏，是丰腴到极致后的克制。

下午泡的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窗外的日影一点一点斜下去，点起灯来，又坐了一阵。直到夜深，我到阳台上透气，对街几扇窗还亮着，灯火温温的，像什么人在等门。等到的人大约是有的，等不到的，大约更多。从前耿耿于怀的那些事，如今想来，也不过如此。所谓心境深浅，原不是给旁人看的。书房里静得很。窗外过去一辆汽车，灯光掠上墙，便又没入夜色。这样的夜，一年里总有几十个。一个人，一壶茶，一堆稿子。

稿子是这些年攒下的。有发过的，有没发的，有起了头没写完的。有些话当时觉得非说不可，现在看，不过如此；有些话当时随手一写，现在看，倒还站得住。字和人一样，得放凉了才看得出真面目。翻着翻着，寻思着这些东西，拢一拢，也是一本。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

取名的事，殊费心思。我和猫兄，为这书名也曾商量过好几回。例如《行间距》。行与行之间，留多少白，那是呼吸，是节奏，是目光走路的步子。紧了，字挤作一团；松了，目光又散。做书如做人，最怕错认了分寸。《页边距》《天头地脚》太冷，《纸耕》太苦，《做书人手札》太老实。《如是书》有静气，如是我闻，庄敬是庄敬，到底佛经气重。书不是经，做书人也不是和尚。读书人要在字里行间看见烟火，看见人间。

起初拟名《纸道》，托锺叔河先生的女公子先鲜转求题签。先鲜传语：先生精神衰倦，难于握管，事遂暂搁。后来我与猫兄几经琢磨，改定今名《要有书》。不久，先鲜见先生神思稍宁，来告可以握管。先生其时已强撑躯体，勉力书就“纸道”二字。笔画微颤，自有一种骨力在。此二字，先生为践旧诺所题，厚意殷殷，谨存扉页，以志谢忱。而“要有书”三字，出自湘中书家一凡先生之手。此册小书，于是有了两名：一在封面，一在扉页；一以行世，一以存念。

做书是设计，是排版、是编辑、是校对、是印刷、是装订。说到底是替人安排一段路。字是砖，行是街，页边是墙，留白是院子。读者走进来，停一停，坐一坐，走时带一点什么回去。编辑的红笔，校对的铅笔，设计的尺，装订的线，都是沉默的足迹。没有人记得它们，书却记得。历史翻过去。宋版，明刻，线装，毛边，铅印，照排，一路到今日，做书人低着的头，较着的真，大抵是一样的。纸书的行距，是做书人的命运。纸从白到黄，从韧到脆，从平整到卷曲；墨由浓转淡，像一个人从少年走到暮年；某一天，书脊的线断了，书页散开，风把它们吹得哗哗响——像在翻一本谁也没读过的书。可你凑近看，那行距还在，那留白还在。那一点点宽，一点点窄，藏着一个时代低下去的呼吸——沉默的，不肯将就的呼吸，还夹在字与字当中。

做书自然离不开纸。近几年我用手工纸较多，对机器纸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它太规整，太便利，规整到不必费心，便利到不必经意。没有脾气，没有差错，没有一段纤维是不听话的。这样一张纸，像极了世间许多好人：挑不出毛病，可你就是记不住他。

手工纸不靠机器网模高速成型，不靠碾压抛光。只凭匠人执竹帘，沉到浆水里去，慢慢捞起来。人弯着腰，手浸在水里，一遍一遍，把散碎的纤维聚拢成一张。再自然沥水，再焙墙烘干。急不得，也催不得。焙墙的温度要稳，刷贴的手要匀，揭纸的时机要准。纸的命运，一半在人手里，一半在火候里。纸面上留着帘纹。一道一道，是竹帘的骨。留着肌理。一绺一绺，是纤维的筋。偶有草木细梗隐嵌其中，那是山野里没来得及退走的残余，指尖底下有起有落。你说它不够白，它本来就无须那么白；你说它不够匀，匀了反而没有意思。它知道自己是什么，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我以为，一张纸若还有一点不平，一点不净，一点不能预料的东西，那便是它活着的证据。

我向来以为，做书和做藏书票，其实是一路的。都不过是在这所谓“有用”的世上，做一件“无用”的事罢了。藏书票确乎没有什么用。它不添一个字，不帮人读懂一句话。多数人翻书，也未必留心书角上贴着两寸见方的一张小纸片。它只证明一件事：你读过，你爱过，享有过某本书，留存过一段光阴而已。我竟偏要设计一枚。大约连这荒诞的世界见了，也觉得荒诞罢。但一本书里倘若连这么一张“无用”的小纸片也没有，它和一份打印出来的电子文档，又有什么区别？世人的藏书票，大抵画山水花鸟，或取闲雅小景。我不画这些。我画一只猫，叫初九，从前养的。它走到你摊开的书跟前，坐下来，两只前爪搭在书页边缘，低头看着那些它永远读不懂的字。版画里的它，线条粗粝，黑白分明，条纹一道一道刻得清清楚楚，胡须像几根细铁丝支棱着，眼神低垂，像在看书，又像什么也没看。

猫这东西，说它有用，会捕老鼠；可倘若只用“有用”二字来掂量它，又未免小瞧了它。它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张孩子气的脸，那双好奇的眼睛，那一身柔软的皮毛，是它明明被驯化了，却还留着一点不肯驯服的野性。鲁迅在《狗·猫·鼠》里说，动物“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不干净，却从不矫饰自持；猛兽凶残，也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人呢，能直立，能说话，能写字作文，却也开始了说空话，乃至违心之论。初九当然不读鲁迅，它只是坐着，前爪搭在书页上，什么也不辩解，什么也不标榜。可猫终会离去。它坐得尽兴，便纵身跃下书桌，不留片刻的眷恋。书卷依旧摊开，纸页依旧平铺，书屋转瞬又只剩我一人独坐。

藏书票本就该贴在书里。离了书，它不过一枚图案，无处安放，无所依附。可书也不是天生就立在架上的，它笨拙、厚重，占据着空间，偏偏因此有了性情。新书有油墨气，旧书有霉旧味；翻久了，书脊松了，页角卷了，夹一枚枯叶、一张车票，都是日子的注脚。读到会心处，在页边画一道线，写两个字，若干年后重见，像撞见当年的自己。电子屏上当然也能批注，可那批注是寄在别人檐下的，只属于平台与服务器，隔着一层疏离。纸上的笔痕却老老实实躺在书本里，蠹鱼吃它也好，水渍洇它也好，它一直在。

我实在不敢想象，曹雪芹把《红楼梦》的稿子转成PDF，发与脂砚斋，说：劳驾批一批。脂砚斋对着屏幕，光标闪闪烁烁，批语敲在弹窗里——“凤姐出场，写得好！！！”加三个感叹号，发送。曹公回一个抱拳的表情。这成什么话。脂砚斋的批，原是蘸着墨，写在雪芹的稿本上，天头地脚，字挤着字，有的地方墨色浓得化不开，有的地方笔锋颤着。那些批注里，藏着人心鬼蜮，藏着人间哭笑，藏得下盛世繁华，也容得下荒年落魄。我惦念着它的留存、流转与妥帖安放，深知冰冷的PDF终究承载不住字里行间那一滴滴温热的悲戚与心事。电子书固然便捷，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些时刻是慢的。屏幕只求答案，纸书容人迟疑。在这快得连沉默都要被填满的世界里，纸书那一点沉默的体面，反倒珍贵了。

所以，要有书。

要有书，也要有读书的人。要有灯，要有夜，要有翻页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说要有一本书，却未必就有。要一字一字写，一页一页排，一遍一遍校，一本一本印。

——也要有做书的人。

2026年10月7日

【初初拟名《纸道》，托锺叔河先生女公子先鲜代乞题签。时先生体倦神疲，艰于握管，事遂寝。后改题曰《要有书》。未几，先鲜传语，言先生神思稍苏，力疾援管，书“纸道”二字，以践旧诺。今名虽易，感先生厚意，爰移置扉页，以志谢忱。】

《要有书》一册，定价 116 元。纸墨有价，文字随缘。

印数有限，不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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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仲夏，蝉鸣正稠，陈宵老师从法国回来，几万公里路，行李箱里却还妥帖地藏着一册书，说是带回来给我看的。用了点心喝了普洱，听她细说巴黎的岁月，谈及毕业论文终得落笔，眉眼间有释然，亦有期许。末了她托付我为她翻译的诗集《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设计并出版。我自然应承了下来。顾念近岁以来，世人汲汲营营，逐尘途而忘返，谁复有余暇闲情，对一灯如豆，细味波德莱尔的诗句？然陈宵老师独能抱朴守静，栖身法兰西异域，将彼邦繁复幽微之旨，一字一句转译成典雅的汉语。其襟抱受书卷之陶冶酝酿，感慨遂深，从法兰西的案头上，到故纸堆里的灯前，隔着山海，也连着念想。

深夜我翻开陈宵老师带给我的这本《穿越诗歌的星空》，扉页有陈老师和编者张如凌老师的题签。我没有与张老师见过面，她是法籍华裔诗人、比较文学博士、中法文化交流使者。其字迹遒雅，墨气里藏着欧陆的清朗与汉家的温厚，一笔一画皆见学养。人文的底色，从来都是共通的。这册书中的六十首诗，写尽生命、情感、孤独与远行。中国诗人写心事，是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苍茫寄怀，是李清照《一剪梅》的清婉相思，余韵留在心底眉间，淡而弥久；法国诗人写性情，是兰波《我的波西米亚》的不羁与孤高，是雨果《明天，黎明》的深情与追悼，情感袒露于字句之间，浓而不烈。这些差异，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人文多样性的生动注脚——它们如两颗并行的星子，各自闪烁，却也彼此映照，恰如中法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自沉淀，却也始终相互滋养。

最见匠心的，是它的设计与内容完美相融。书本采用“红底竖排右翻、蓝底横排左翻”的版式设计，红底竖排，是华夏千年文脉的流转，竖排的字句，如古典诗词的平仄韵律，藏着东方人“意在言外”的含蓄；蓝底横排，是法兰西六百年的精神独白，横排的字符，如法语诗歌的激昂顿挫，藏着西方人“直抵人心”的赤诚。这种对称的装帧设计，与“中法各三十首、各三十人”的选篇逻辑遥相呼应，不喧哗、不张扬，只以版式的细节，诉说着两种文明的尊重与共鸣。

《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的编纂，自遴选篇什、译注考订，至版式斟酌、校雠审订，凡五月有余，朝暮伏案，纸墨相磨，灯下的影子越拉越长，窗外星月轮转，案头却永远是这方寸天地——校样堆得高了，又矮下去；茶水凉了，再续上热的。年轻时做书，总想着怎样惊心动魄，怎样让满城争说；如今倒不这样想了。只求文章熨帖，版式疏朗，让读它的人能在某个雨夜，因为某一页的某几行字，心头微微一颤，便够了。这大概就是做书人的命——把别人的悲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嵌进纸里，嵌着嵌着，自己的悲欢也嵌进去了。

此书进厂开印之日，正值隆冬，朔风裹着细雨霏微，漫过清晨的街巷，寒意浸骨。我撑伞前往印厂跟单。未行数步，便觉指节僵冷刺痛，屈伸之间皆有滞涩。无奈之下，只得唤车代步，借着车内的暖气，逾十余分钟才稍稍缓和下来。本可电话知会印厂，无需亲赴，但心之所系，竟如待产之夫，彷徨于产房之外，寸步难离。

《悲伤与漂泊：波德莱尔诗歌精粹》属于中法互译，我自然不懂法文的，所幸有陈宵老师的译笔。中法诗心的相遇，从来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而是百年来文字渡海、文脉相牵的绵长因缘。从近代学人远赴欧洲寻诗，到法语诗人东游体悟东方意境，两种诗学传统在沉默中彼此凝望，在文字里暗自相通。一部好的双语诗选，便是将这份幽微的相通，妥帖安放于纸墨之间。

波德莱尔虽非以出版立身，其《恶之花》问世的曲折，却于我这做书人心中，生出诸多回响与启示。1857年8月20日，巴黎轻罪法院以有伤风化之罪，判波德莱尔罚金三百法郎，出版商马拉西斯与印刷商各罚百金，并勒令删去集中六首诗作。在这个看似一切皆可出版的年代，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又误解了什么？

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出版生态已然剧变。昔日文人多仰赖贵族庇护方能执笔成书，文字亦多囿于庙堂与庭院的雅致趣味；及至十九世纪中叶，商业出版社勃兴，书籍借铁路风行四方，寻常市民亦成读者，市场遂取代旧日恩主，成为文学生产最坚实的依托。然而，就在这看似愈发开放、自由的出版图景之中，《恶之花》却意外迎来了法庭的审判与世俗道德的围剿。

反观今日，我们仿佛置身出版的黄金天堂：人人皆可一键发声，种种言说皆能寻得回音。但当出版的门槛彻底消失，出版本身的重量，怕是一点一滴的消散。波德莱尔当年所面对的审判纵然粗暴野蛮，却至少承认了诗歌拥有撼动社会根基的力量；而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忧或许恰恰相反——我们允许一切被轻易说出，也让一切话语变得无足轻重。

《恶之花》的出版史，留给世人最沉厚的启示，大抵是它道破了一桩真谛：真正具革命性的出版，本就是一场“不合时宜”的坚守。彼时法兰西帝国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新，重塑一座城市的体面与秩序。波德莱尔却偏不趋时，执意将那些对危险边缘的感知，对脆弱的细微洞察，对人性明灭的窥伺，付梓成书、公之于世。反观今日出版界，在数据与算法的裹挟之下，愈发精于揣度世人已知的欲望，将迎合做到极致，却唯独怯于去创造那些未知的需求，怯于触碰那些不被看好的赤诚与深刻。当点击率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当流量盖过了文字的重量，谁还肯俯身，出版那些“不被期待，却必不可少”的作品？谁还敢做那个天真又勇敢的孩子，第一个扯破虚妄的帷幕，道破那句“那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呀”？

更何况，当年那场震动文坛的审判，亦给现代出版留下一宗极辛辣的讽喻：有时，“禁令”反而是最好的出版许可。禁令之严苛，恰是文字分量最直白的佐证。在数字时代，另一种更幽微、更绵密的桎梏却悄然蔓延——信息过载，娱乐淹没思考，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商品，严肃之思遂自动退至边缘。今日的“波德莱尔”们，所面对的恐非法庭的传票与世俗的指摘，而是更令人怅然的境遇：无人侧目，无人激赏，亦无人愤怒。当一册书的问世，再激不起半分涟漪，无赞美，无争议，无回响，那才是出版真正的寂灭。

这般想来，每一代人，原都需要重新出版自己的“恶之花”，都该寻得一套属于自己“恶”中提炼出“美”的语法。这从不是对波德莱尔的拙劣模仿，而是对他精神的妥帖承继——便是要凭着一份赤诚与勇毅，将那些被时代主流叙事排斥、遮蔽、惧怕的真理碎片，郑重付梓，不负纸墨。波德莱尔早已用一生证明，恰恰是这些细碎的碎片，终会成为读懂一个时代最不可或缺的钥匙。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缓慢的、沉厚的、带着“风险”的出版：一种敢于在时代的喧嚣里，出版寂静；在光明的神话里，出版阴影；在既定的答案里，出版那永无定论的永恒疑问。

这一枝穿越了一百六十年风雨的“恶之花”，未曾枯萎，未曾褪色，它递到我们手中的，原是一枚最珍贵的种子，藏着出版的初心，也藏着读懂时代的勇气。

2026/3/11

隔了十五年，张岱仍牵念着崇祯五年十二月的那场雪。他曾有过的鲜衣怒马、烈火烹油，都散在这漫天的雪里。湖心亭一点、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极轻的字眼，却称量那极重的消亡，然而我知道，有些雪是不会化的，等着前朝的遗民与今朝的过客。

但南国是没有雪的，雨倒是寻常。南宋蒋捷的《虞美人》，那三幅听雨的画，竟像是三枚生锈的钉子，硬生生将人的一生钉在时光的板上。那雨嘈嘈切切，滴不完似的，从少年的罗帐外，滴到老年的僧庐下，声声都在数着时辰，提醒你身在哪一截路途上。一个是将纷繁往事，用雪的殓布一盖了之；一个却偏将那点点滴滴的冷，直灌进你的领口里，从头到脚清醒地打个寒噤。

雪与雨本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响，反倒正是这些琐屑的、无可逃避的寒凉，日夜侵蚀着人罢。张岱在雪夜里，尚能与陌生人同饮，做出一点微温的姿态；蒋捷在僧庐下，却连这点姿态也不要了，一任阶前雨点滴到天明。我倒觉得仿佛连那“听”字，也都是多余。

从前朝的雪、隔世的雨里抬起头来，才觉出自己原也在旅途中。我深夜投宿同学的家中。与他未见两年余了，是极热肠的一个人，我刚在玄关脱下鞋子，他就甩我一瓶啤酒。那绿莹莹的玻璃瓶，蒙着冷湿的水汽，碰在一起，发出清冽的脆响。借着酒劲，他便絮絮地叨缕生活琐碎，后来醉意微醺，话题便往命理与虚妄上面靠。他的亲人前几年去了，其间种种难以索解的因果，使他深信天地间自有一套幽微的法则。我们终其一生，大抵都在借由这些虚实交织的叙述，仿佛与那不可见的世界低声商议，为自己无从勘破的际遇，寻一个依稀的凭据。至于这世界有没有肉眼看不见的“他者”，是我所不能知道的。而最陌生的“他者”，有时竟是我们同类。那个与我挤在同一节高铁车厢的陌生人，他胸腔里跳动的心脏，可能正负载着我无法想象的悲欢。我不再理解，只急于归类。以致人与人的牵系，也脆薄如陈年的糊窗纸。或许人们才更要在那些还肯辟出一角、容留几分真切痛楚的故事里，寻个安顿罢。

因这个念头，我买了一张高铁票，专程来到叶志群老师所在的H城。算起来，与她整整阔别已近三十年。我在下榻同学家之前，先与叶老师见面。我推着行李，在站台的拐角处便一眼看见了她。她端详着我，笑道：“模样变化不大，这眼神也和当年那个在课堂上总走神的孩子一样。”

叶老师深爱文学，当年非中文系不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这所学校，执教刚升入初中的我。其时她留着齐肩的短发，青涩的脸，夹着一丝严岸，初时不易察觉，但当我上课开小差她的眼神扫过来，就很明显了。我面上骤然有些热，心底晓得：这年轻老师眼里，是容不得沙砾的。有一回她叫我站起来翻译曹操的《观沧海》，我把“秋风萧瑟”的“萧瑟”错译成“萧条”。先前她分明说过，曹孟德北征奏凯，那风该是带着金石气的，译成“呼啸”更为妥当。她并不斥责，只将那责备凝在眼角眉梢，像暮色里渐渐聚起的云翳。自此我上她的课，便少了许多旁骛。

周记原是敷衍的——少年人总觉得求学的日子寡淡，不值得落在纸上。直到某日发还本子，竟见她的批注密密麻麻挤在页边，较我那篇敷衍文字反长出数倍。字迹娟秀，话却沉甸甸，大抵说读书须如掘井，观察要似探蚁。年深月久，原话早已模糊，唯独那一片墨痕，倒像是渗进了纸骨。

后来我离了那座小城，见过各色锐利或圆滑的眼神。奇怪的是，叶先生那含着责备的一瞥，反倒常在深夜的案头浮现。多年之后醒悟，曹孟德观海见日月星汉，我观窗台积雨见虹影，那便是文章的悟道了。

而今重读《朝花夕拾》，目光总不免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上多停留些时刻——这大约是它被选进初一课本里的缘故。少年时读，其实是混混沌沌的，无非是一些陈年往事。现在校正认知时差，原来那是个未被戒尺量过的所在，泥墙根里藏着野生的欢喜。百草园的一草一木皆表明这是一个孩子通过身体实践与自然建立的、充满生命真实感的乐园。在此，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强行灌输的教条，而是源于观察、触摸与试错的直接经验。长妈妈讲述的“美女蛇”传说，更为这片乐园增添了神秘的民间叙事维度，使其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一个交织着自然魔力与民间想象的精神原乡。

而三味书屋，是一处被儒家教育体系严密编码的空间。书房中那块“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意象，正是旧式教育对学子的核心期许：“鹿”者“禄”也，“伏”者“服”也，通过驯服于古树（传统）之下，以换取世俗的功名利禄。三味书屋的生活，是时间被课程表切割、身体被规矩束缚、思维被经典禁锢的象征，它与百草园那种基于感官与好奇的探索，构成了生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形态。

因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叙事，是一个关于“失去”与“回望”的复杂过程。“朝花夕拾”，并非一味沉溺，而是精神溯源，旨在重新打捞那种未被异化的、鲜活的生命感知力与追问“怪哉”的勇气。而叶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地使我们重新连接人与世界的本真联系。她曾经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的茶山公园安排了一堂文字写生课。那应该是在小清明前后，整座公园都混着新焙的草叶腥与泥土的潮。我们这群少年却是不懂的。只觉得满山的绿逼人眼，便三五一伙散开了。有人揪下嫩尖嚼着，有人追逐粉白的蝶，笑声脆生生地炸开，惊起午寐的雀子。许多年后，当我在灰扑扑的城里读到《论语》的一句“风乎舞雩，咏而归”，才恍惚了然：叶老师那日领着我们，原是要在机械的课文外，种一株活的语文。这语文须得用脚丈量过春泥，用鼻嗅过混着粪肥的土腥，方能在骨血里长出青郁郁的枝杈来。

可惜少年的心是浅塘，留不住云影。我们终究把那一日折成了纸鸢，线头匆匆一系，便掷与漫天的风去了。如今回想，那线怕是早断在光阴的齿缝间，只剩叶老师裙角，淡入韶春的烟霭里，像一阕被风揉散了的古老歌谣。

次日，叶老师驱车载我回学校看看。车窗外掠过的，早已不是我印象中的H城。我印象中的H城，是旧的，却存着温暾的人气。而现在的世相，却是崭新得教人发慌。高楼起，人潮涌，四乡八镇的人，都挤进这城郭里来。据叶老师说，那些在乡间尚算从容的人物，一到此地，便成了最奔波劳碌的一层。见识与精力，终归有限，于是连孩子的课业也顾不得了。

这是我所深知的。父母不怕背井离乡，不怕债台高筑，硬要将家族的希望如赌注般押在孩子的分数上。这是一种勇猛精进的“无畏”，固然可叹，然而内里，失去了对命运、对未知、对自然生长之道的的“敬畏”，才变得如此焦灼而孤注一掷。人们无所“畏”起来，便只能“畏”落后，“畏”平庸，“畏”邻居家的孩子比自己的强，这“畏”便成了焦虑的根源，催生出种种盲目的、甚至残酷的竞逐。他们拼尽了气力，像春日的蚕，将心里的丝一缕缕吐尽，都为了结一个叫做“子女成材”的茧。

当年我念中学的这所学校，一砖一瓦俱已修葺，竟教我全然认不出了。叶老师领我进办公室，问我能否辨出她的桌案。我环视一遭，见其中一张桌上，文具纸张都收束得极齐整，上头还搁着一只雕花的木匣子，幽幽地透着古气。我便指了这一处。叶老师有些讶异，问我缘故。我只道：“这里的气场，与别处不同。”她说，师生果然有默契。她的生活平实，没有太大起落。三十年光阴，便如一盏清茶，初沏时或有几分微涩的烟气，往后便只是静静地澄着，茶色渐深，滋味渐醇，终至与寻常的日子化在一处了。她只是守着那一方讲台，如同农人守着一块熟稔的田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这平淡，初看是柔软的，待细细掂量，却觉出一种沉甸甸的千钧之力。

因此这三十年，单看是寂寞的；可放进这喧嚷的年月里，便陡然成了一面古旧的铜镜，冷冰冰地映着时代的癫狂面孔。那些今天追捧、明天便忘的名声，那些只争朝夕、不问意义的奔逐，在这面镜子前，都显出内里的苍白与轻浮来。

毕业后，困于生计之窘，兼以世事纷扰、音书难寄，我们渐渐断了往还。上月适逢学校卅五周年庆，辗转得复联系。我向叶老师求取一册她旧日所用的初二课本，聊作雪泥鸿爪之藏。她并非世人仰望的炬火，亦非灼灼的骄阳，倒似幽夜中一点自照的萤光——当众生熙攘奔逐于华灯酒绿之际，她只守着心底那点微明的、不必为外人道的清醒。

这大约也是鲁迅写《朝花夕拾》时的心境罢。并非要建造什么，只是抗拒着被完全地遗忘与同化。清晨带露折下的花，颜色是鲜妍的，香气是扑鼻的，那是正在经历的“此刻”。而偏要等到日头西斜，再将它从尘土里捡拾起来，花瓣或许已蔫了，颜色也黯淡了，可那香气却沉淀下来，成了一种更复杂、更悠长的、只可意会的味道。这味道里，有对过往的眷恋，有对流逝的怅惘，更有着从时间深处蒸馏出来的一点冷冽的坚守。

我先前把最近做的几本书寄给了叶老师。世间佳本浩如烟海，我的那些自然算不上什么大作。然一页一行，不敢不悉心以待。我认为做书如做人，总需存一份“尽心”的诚恳——对文字尽心，对学问尽心，亦是对读到它的有缘人尽心。那些不是作业，却是她当年批改的无数作文中，最迟交卷的一篇。三十年光阴漫长，足以改变山河街巷；可转身望去，却仿佛只隔了一个课间的时光。

2025-12-25

《谁可以这样爱我》这出戏，说的是淘金时代一妓女与一农夫的故事，乍看是俗套的救风尘。女主角名唤安琪儿，八岁被卖入风尘，肉身成了市集上任人称量的货品，她信世间情爱皆是虚妄，直到遇见那个叫迈克尔的庄稼人。

迈克尔这人，不像那些揣着金怀表来买春的爷们。他立在妓院门廊下，眉眼间俱是山野的清气。初次相见竟说要娶她做堂堂正正的妻，惊得廊前白鸽扑棱棱乱飞。安琪儿只当是醉汉呓语，岂料这人竟真如古书里的愚公，执拗地要移走她心头的万仞群山。

电影里有一幕，安琪儿逃跑时被迈克尔追上，他递上水与外套，说：“前行十九英里是妓院，回头一英里是家。”一英里比二十英里难走，因为回家的路要直面灵魂的泥沼。在一个淘金者痴迷速成财富的年代，他偏用最笨的功夫，一寸寸暖化一颗冰封的心。

安琪儿的挣扎，是电影最见深度的笔墨。她三次逃离迈克尔。童年被弃、沦为玩物、被迫堕胎……她骨子里刻着一句话：“我不配。”习惯了条件交换的爱，忽然有人捧出无条件的，反倒疑心是陷阱。迈克尔的形象，有体温，有脉搏。他求婚时不谈救赎，只说“一起看日出日落”；安琪尔流产后，他抱紧她，沉默胜过万语。这种爱，非关神性，而是深知人性的脆弱后，仍选择拥抱。他执意用古老的方式种地、爱人。

影片的最妙处在将宗教寓言化作东方禅意。迈克尔三年守候不是西方式的殉道，倒像王阳明格竹的功夫，要在尘世情欲里格出天理人道。他为安琪儿洗脚时氤氲的水汽，令人想起临济宗“逢佛杀佛”的机锋——唯有打破对完美爱情的执念，方能见得本心。而安琪儿从“商品”到“人”的觉醒，又何尝不是慧能“本来无一物”的证悟？  

末了他们在白桦林里筑屋而居。安琪儿学会用熏衣草扎扫帚，迈克尔教她辨认云彩的走向。旧金山的妓院已改作茶肆。偶尔有老妪指着白桦林方向，说那里住着懂巫术的夫妇，能用月光治愈心碎的人。其实哪有什么巫术，不过是两个伤痕累累的人，在尘世里互为舟筏罢了。

近几年很少观影，多为稻粱谋，鲜有余暇。目下尘世情爱，早教社交媒体的浮光掠影碾作齑粉，旧时小窗风雨碎人肠的缱绻，尽数沦为算法匹配的冰冷算式。银幕上悲欢，于是也无甚可观。但《谁可以这样爱我》却是给我印象较深的影片。当时看了不以为然，太过虚幻，一点也不接气。去年再看了一次，以前的固执逐渐被动摇。我不能因为自己达不到某种境界，便连这种境界也一同摒弃和鄙视。这是无赖的行径。更何况，我或许原本就不懂得“爱”。

对他们而言，爱，是一种近乎宗教的献祭，它自身便是目的，而非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与工具。现代的洪流裹挟着功利的尘埃，早已将这份神性冲刷得斑驳陆离。我们的爱，便也学着“聪明”起来，讲究“门当户对”的理性配对，计较“情绪价值”的等量付出，警惕着“沉没成本”的无谓损失，从一首需要全身心沉醉的狂想诗，堕落成了一场锱铢必较的精密生意。在这样的语境里，那不求回报、全然接纳的爱，显得怪异、不接地气乃至虚幻，也是当然的了。由此观之，《谁可以这样爱我》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的“不真实”。它执拗地提供了一种“不可能”的范本，正是让我们看清现实情感生活的逼仄与残缺。

好几个月前，似乎尚在仲夏，作者张洪芳把诗稿交由我出版。我打开电子档，那题目是《那深深爱过的人深爱的人——致意世界经典爱情电影系列诗歌》。作者说，她为50部西方爱情电影写了50首现代诗。我读了几首，恍如隔世，这稿子倒像从另一个时代漂流而来的孤本，带着不合时宜的庄重。屏幕上的诗句，执拗地诉说着那些无用的等待、无望的守候、无价的瞬间。它不言得失，只记光影；不论长短，只问深浅。这姿态，在这凡事讲究投资回报率的世道里，确乎是奢侈得近乎迂阔了。我竟暗自生出几分忧虑，这年月，人心浮躁得如沸鼎之水，银幕上的爱情看过也就罢了，谁还有闲心再在纸页寻觅那些老旧爱情的影子？怕这册子到了市面，会像一位身着丝绒礼服去赴快餐宴席的旧派绅士，周身都写着格格不入。

作者倒是揣着十足的信心：惟其稀缺，才显珍贵。她一直相信爱情不是快餐的消费，而是一种对抗，对抗遗忘，对抗浮浅。当光影散去，唯有文字能够沉静下来，凝固下来。我突然肃然起敬起来，我可以不相信爱情，但别人需要以生命去供奉的信仰，却值得我尊重。

深夜独坐灯下，一页页校读，都是旧时光影里的悲欢。读到《卡萨布兰卡》，瑞克酒吧那架钢琴的余音隐隐响起，诗句沉郁顿挫，将乱世男女的克制与牺牲，化作“托起夜空深处那轮血色月亮”。这般起手，一下子便把读者从轻飘飘的甜腻里拉开，窥见情爱背后的家国山河。我素知西洋人谈情，总与时代的洪流纠缠不清。而爱情电影何尝不是半部西人心灵的流变史？作者的高明处，在于不囿于男女痴怨的方寸天地，而能探手进去，捞出几分文明的光与影。

于是，那份最初的惊讶，渐渐化作一种近乎虔诚的编校心境。我亲自为它选定微微泛黄的道林纸，那纸页摩挲起来，有旧信笺的温存质感。封面我用自己拍摄的一张图片，元素集合了旧信笺，小绳索，以及系在绳索里的小锁头。这枚小锁，首在呼应诗集中爱情那幽独而珍重的本性，最深沉动人心魄的情意，往往是心底最不欲轻示于人的私藏。读者执卷在手，便如同持有一枚密钥，即将开启一段穿越银幕光阴的旅程，于光影情事中，觅得共鸣的回响与惊喜。字体是宋体，不炫目，只沉静。版心留了宽阔的天地，容得下目光驻留，也容得下读者自己的心事栖息。这已不单是一本书的制作，倒像在为一种濒临绝迹的情感形态，修筑一座小小的、可以握在手中的纪念馆。

“献给所有在电影里，见过爱情模样的我们”——在腰封的设计里，我拟了这行文案。目的是给自己、给读者一份温柔慰藉。在编校这本诗集的漫长时光里，我一次次重返那些熟稔的光影之间。胶片转动间，竟恍然重回那个还会为银幕上他人悲喜而心潮起伏的年岁。电影，始终是我们共渡的方舟。它载着我们暂别尘世的琐屑，驶向一个由光与影织就的避风港。在这里，纵使现实如何凛冽，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爱情值得追寻，值得守护，值得为之倾注热泪与虔诚。这部诗集，便是我们向所有镌刻在胶片上的动人时刻奉上的心香，也是对我们心底那份不曾磨灭的执念的深深致意。

我忽然觉得，这世间永远需要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书写。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执拗的守望，像《谁可以这样爱我》里的迈克尔的执拗，像《谁可以这样爱我》里的迈克尔的守望——守望记忆，守望真诚，守望那些不被时代所裹挟的、崇高的情感。无论如何，我希望这册诗集能被市场接纳，也应该被市场接纳。它来过，被郑重地创造出来，便已在虚无中，为那些相信过、深爱过的心灵，立下了一块沉默而坚实的碑。

2025·10·28

（《那深深爱过的人深爱的人——致意世界经典爱情电影系列诗歌》由南方出版社出版，有意买“爱情”的朋友，在赞赏里输入66元即可。谢谢）

与生人初晤，自报家门，我总习惯称自己“客家人”，仨字寥寥，却仿佛推开一扇尘封的柴扉，门后蜿蜒的山径、苍郁的屋宇，便隐隐绰绰地透了出来。“客家”二字于我，早已褪尽了籍贯栏中那几笔工楷的疏离。它是我精神上的胎记，是血脉深处奔涌不息的古老符码，更是行过浩浩寰宇、阅尽莽莽红尘后，沉在心底那方最安稳的压舱石。这身份，与其说是命定承袭的印记，毋宁说是我主动秉守的一盏青灯——它幽幽映照来路烟尘，亦默默点亮前程微茫。

所谓客家，实为故土与异乡在胃囊中的谈判。所以难得回一次家时，老妈都会做一道客家名菜酿豆腐。灶间的光景，便成了最温润的乡愁注脚。老妈立在老旧的案板前，取来清晨从墟市沽回的水豆腐，素白，方正，颤巍巍地卧在粗碗里，清素得近乎固执。这是“异乡”里的故土印记，它依旧柔嫩易碎，一如客家人初抵这片瘴疠湿热之地时，那份小心翼翼守护着的、关于故乡的味觉记忆。我从小不沾肥肉，这馅料用的全是瘦肉。刀起刀落，笃笃之声在狭小的厨房里回荡，不疾不徐，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节奏。肉糜渐成，其间细细掺入几粒冬菇丁，几星虾米末，再调入碾碎的马鲛鱼——这点睛之笔，是向海而生的南粤风物对中原胃口的微妙妥协。最后撒一把自家晒的萝卜干碎，取其爽脆咸鲜。老妈在调馅时，手指在粗碗中翻搅、摔打。中原先祖对肉食的眷恋，对醇厚滋味的执着，便在这反复的揉捏中，化为一股“故土”的韧劲与浓香。

最见功夫的是“酿”的手艺。老妈以竹片代刀，在凝脂般的豆腐方阵上，小心划开一道微隙。指尖蘸些清水，轻轻撑开那柔嫩的壁垒，再以银匙舀起一团肉馅，稳稳填入。这动作极需巧劲与耐心，多一分力豆腐则碎，少一分馅料则虚。酿好的豆腐在盘中稍歇，老妈拧开煤气，火焰将生铁镬底烧透，倾入猪油，青烟沿镬壁升起。她将裹着肉馅的素白豆腐，稳准轻快地滑入油中。豆腐触油，激起细密声响，白汽腾起。老妈执长竹筷，待底面微微发黄，迅捷翻转。肉馅收紧，渗出油珠，泛出浅金。然后陆续出锅，列于白瓷盘。

围桌分甘，箸尖轻触，豆腐的嫩滑与肉馅的嚼劲在嘴里交融得正好。乡愁大抵凝于舌尖方寸。此一点滋味，原是老妈在灶台灶尾将油盐酱醋调成最具烟火气的宣言，纵使身寄天涯逆旅，胃囊深处，终有归途可循。

因此我以为，编纂民俗志册，最忌将活色生香的风物制成标本。幸而长安镇的景致，却偏不肯束手就擒。它们像一尾尾鲮鱼，在咸淡水交汇的茅洲河口打了个转，便顺着时光逆流而上，鳞光一闪，今夕何夕，竟与宋元旧影叠在一起。于是，这本《东莞长安民俗志》，非案头沉寂之方志，实为一场流转不息之飨宴。

去年年初，我接到这部《东莞长安民俗志》的书稿。电子文档用A4纸打印出来，叠在一起颇见分量，一沓一沓堆在案头。书稿记录无非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之类，细碎如沙，却亦珍贵如金。所谓民俗，本是一个地方的血脉与精魂，虽历经沧桑而不绝如缕。

有一个深宵，我独坐灯下雠阅书稿，或因晚膳吃得早，此时腹中辘辘，指尖竟生灵犀，循着味道悄然翻至《乌沙大盆菜》一章。那是南宋祥兴元年（1278），帝昺舟楫抵珠江口的黄昏，注定成为岭南味觉的纪元。乌沙村民以木盆纳百味的巧思，实是乱世逼出的生存智慧。陈屋村妇孺“各做一菜，共盛一盆”的创举，在勤王军马的铁甲寒光中，竟烹出惊心动魄的温情。尤其李佳之母陈氏投海明志的烈举，将慈母心肠淬炼成家国大义——那盆菜底层铺陈的萝卜腐竹，浸透的何尝不是伶仃洋的咸涩？长安镇人年复一年重复着叠菜的仪式，皆是以有形之物，供奉无形之道。

长安镇百年民俗的变迁，是一幅张力充盈的图景。全球化、城市化的大潮裹着钢筋水泥扑来，竟与祠堂檐角的风铃撞个正着。解构与重构的角力，便在青石板与混凝土的裂缝间日日上演。八十余万生息于斯者，动摇了昔日以血缘地缘维系的乡土之根。对许多新长安人而言，本地民俗纵然新奇，终究少了血脉里的温热，那份源自生命深处的共鸣难免淡去。

然而，长安镇的民俗并未在现代的洪流中湮灭，它以新态存续。从肃穆的神坛，走向喧闹的舞台；从封闭的宗祠，融进开放的街巷；从口传心授的细流，汇入媒体时代的汪洋。这故事仍在续写。古调新声交织处，宛如一坛陈年窖藏斟入晶莹的醒酒器。滋味纵有参差，但岭南风土的那份醇厚未曾消散，仍在杯壁凝挂，如一滴琥珀色的泪痕——这泪痕是文化自愈的伤痂，是古老根须从水泥地的裂隙中挣出的新芽。而这枝新芽又何止生于岭南？即便客居长安，成了“新长安人”，亦能在某个清晨的集市、某声悠长的吆喝里，蓦然触及这片土地独有的古早气息。此中真意，原不拘于一城一地；文化的薪火，正是在这个体生命的迁徙与扎根之间，完成其生生不息的传递。

《东莞长安民俗志》一旦付梓，便如扁舟入海，沉浮随浪，评说由人。倘有一二后生，借此窥见父辈脊梁上蜿蜒的鞭痕与光耀，则便寻得了它存在的意义。

20250820

灯下检视旧籍，翻出二〇一七年购得的《被虚构的鲁迅》。书页轻型纸，如今略见莺黄，脆生生蜷在指间，稍动便簌簌作响。扉页有作者朱正先生的题签，笔迹泅开一点毛边，似光阴啮合的齿印。但其实这是上周的新墨痕。

上周我带着这本书登门拜谒先生书斋。那方寸斗室，果然是堆书成壁，压得人不敢高声言语。朱晓（朱先生之子）老师给我沏了一杯茶，茶雾掌中氤氲，香气清冽。先生已届九十四高龄，耳力随年齿寝弱，听不甚真了。每欲交谈，须得躬身前倾，耳廓几乎要贴着他微启的双唇。老先生那带着浓厚乡音的话语，低沉曲折，需凝神默会两番，才依稀捉得住那沧桑齿缝间跌落的、古玉般温润又固执的旧年心印。

写作《被虚构的鲁迅》的初衷，源于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某些记述的考证与辨正。鲁迅先生的形象，在长久的岁月里被太多人、太多事所“神化”，以至众人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反而忘了独立的判断与思考。朱正先生所做的，无非是“剥离神光，还原为人”，将那个在启蒙、抗争与孤独中挣扎的复杂个体，从图腾的基座上请下来。他引用古训，强调传记文学，“传信”是第一要义，容不得丝毫曲说与讹传。因此，《被虚构的鲁迅》何止是一卷著述，它是先生毕生治学精魂的凝铸，是那柄执意要拂去历史浮尘的象牙裁刀本身。先生是铅火淬炼过的人，懂得纸上的魂灵比肉身更不易朽。

我请老先生在《被虚构的鲁迅》扉页签字。我记得他执笔的姿势，腕骨嶙峋如老梅枝，字字铿锵，仿佛要钉穿纸背。我疑心那不是签名，是青铜器上拓下的铭文。他沉腕钤印，指节微颤。朱痕侧落款识历历，年月分明。这几乎是他下意识的习惯，一种史家对时间的敬畏与标记。我捧书觉墨渖犹温，不禁临纸肃然。

如今，灯下再观此书，朱先生的题签已然干透，墨色深深地嵌入纸的纤维里。封面极素，仅有书名与作者名，大片留白，不着一墨 。忽念及书中所述的鲁迅先生——他本人便是极精于书籍衣裳的，笔锋裁纸，墨线装帧，向来不肯教半点浮尘污了纸魂。鲁迅热衷于在方寸之间，运用汉字的解构、几何的布局，甚至西方的构成主义，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封面。而朱先生这本考证鲁迅的书，亦承其风格，以一种洗尽铅华的简洁，来面对一个被过度阐释与装饰的对象。一本书的成形，从撰文、装帧到学者签赠，每个环节都注入各自的使命。朱先生以刀笔证伪存真；此书传到我手，则成悬顶的钟，时刻警醒文字与出版，终归是对真实与良知的托举。

与这种设计相仿的，还有案头的另外一本《寄云诗》。这是新近给留学法国的庾如寄老师做的书。见朱正先生的前一个星期，庾老师从巴黎飞回国内，来我工作室只为在《寄云诗》扉页上留墨。“漂泊久了，倒愈发觉得，一本书才是人唯一能带过山海、又能安然泊回岸畔的行囊。”她说。三年暌违，当年眉宇间那层薄薄的杏子青褪尽了，浮上来的竟是几分云过山水的澹定。三年前，庾老师来我工作室喝茶，闲谈间说起她即将负笈巴黎，攻读法国文学，毕业后怕是有一些她翻译的书要找我出版。我自朗然应承，让她安心读书，纸墨间的营生，原是我辈本分。三年间案头的书堆高又削平，宛如潮汐涨落淘洗岸滩，谁能料到其间人事浮沉，枝节竟如蔓草般悄然爬满了三年光景。

今年4月，庾老师给我发了一份《寄云诗》的电子档，说是要我设计编排。我倏然一惊，原来俯仰之间，驹隙三秋。最特别的是，她在文档里附上了一个编号，说这是新鲜出炉的法国书号（ISBN）。我望着那串以“979”开头的数字，心中颇为感慨。在国内，出版一本书须经重重关隘，程序冗长，时日耽延。而在法国，一位独立的作者，可以通过法国国际书号组织（Afnil）为自己的作品申请一个合法的身份证明，便捷时效。自此，原是华夏水土滋养的珠玑，如今袖口上端端别着一枚巴黎铸就的徽章，矜贵地登了岸，向四海知音作了揖。

接下来的半月光景，心神尽付《寄云诗》的事务中。书纸选了带水纹的米白素笺，封面“寄云诗”三字则自己以隶书手写；因是古体诗词，版式竖排，天头地脚尽量疏朗挺括。然后定稿发印运输，都不曾想过青瓷盏里的龙井，竟会舒展成一轮梵高头顶的月亮。

朱正钤印，是史笔的余温。青灯黄卷，扛着校雠千斤担；庾氏题签，是云帆的起锚。那些零落的诗行，能替岁月记下某次春雷悸动、某夜秋雨滂沱。楮纸载墨寿千年，血肉躯壳终归尘。两册并立，映照出两个书写者迥异又相通的命运图谱，他们各以不同的笔锋在纸上开疆拓土、确认生命的坐标。所谓纸寿，非贪不朽虚名，惟求字字句句能验于春秋。当此际，我怔怔立于案前，守着纸页从洁白到印满文字，守着晨光爬上案头又褪成暮色，蓦然领受身为做书人最深沉的福分与担待，忽觉满室缄默里藏着最丰饶的喧响——原来故纸堆中埋着的不是铅字，是前人留给后世的暗语，是漫漫长夜里不灭的星图。

2025.8.1

一

有一时，就是智能手机风行的那几年，国内的几家银行的办事效率日见提升了。银行窗口前长队蜿蜒的风景淡出，银钱出入渐渐变作手机屏上浮动的数字。便连一向执迷于现钱的乡下人，也知这块薄薄的金属靠谱，很乐意使用。一时之间，无论老幼贫富，个个指尖翻飞。

久而久之，那支付软件更是化身为一方小小的“通行证”——乘车、购物、挂号、点餐，但凡生活中一点沟沟坎坎，非持它不能迈过。出门不带手机，不但行路难，连去街边小铺买只烧饼，也要挨店家的白眼。

前几日我因新机初装，自要逐一安放应用，却遇一道关隘：某软件竟索求读取相册中所有图片，未勾选“同意”则不允许安装。但手机里的相片属于隐私，被冒昧读取，不啻将我的裸照公之于众。被逼无奈，我一咬牙点击“同意”。瞬间，界面欢腾舒展，缤纷世界重新跃于掌上。便捷在手，终归令人心安。

某一夜睡前，暗室中荧屏幽幽亮起，无数图标如星河明灭。突然一念袭来，使我遍体生寒：这哪里是便捷？分明是数字时代重塑了权力运作的本质，以数据、算法与代码为载体，通过隐形技术架构运作，塑造个体偏好。我们将浑身内外每一寸空间典押给那冰冷的“通行证”，却因换取一点甘甜便自鸣得意。

从前要龙袍玉玺才撑得起的威权，如今竟靠“技术理性”四字便坐稳江山。你我贪图便利，闭眼签下隐私文书，却似俯首自系镣铐，锁簧轻啮犹不自知。

二

书斋里的灯火，总比窗外的月色要旧些。案头正摊着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毛细管”三字，总能莫名地使脊背渐渐生凉，原因无法说，自然也不是开着空调的缘故。书中言及康乾文字狱，非止刀笔明诛，更有暗噬之术。官府禁书令既下，文人便自发剜削藏书：钱谦益化作“蒙叟”“牧翁”的墨钉，屈大均成了“友人”二字，岭南陈恭尹更将奏疏信笺付之一炬。尤可怖者，乃顾亭林诗中“以韵目代字”的隐语，纵使三百年后学人执卷苦索，亦难尽解其幽曲心迹。这删削涂抹的功夫，何尝不是士人将刑具预先备在自家书房？刀锋未至颈项，手腕已自颤颤。

王汎森此书，并非描写廷杖、诏狱那般雷霆万钧的显性权力，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幽微、更为日常的所在。他所言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一个精妙绝伦的譬喻：最高层的政治压力，犹如施加于一盆静水之上的巨力，这股力量并非直接倾覆整盆水，而是透过无数肉眼难见的毛细管道，如水分子般，一丝一丝地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一寸末梢，抵达书斋、私塾、宗祠，乃至文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

这种渗透的机制，极为高明。它不全然依赖朝廷的明令与禁书，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厉害的，是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无边的氛围”，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看不见却人人自危的心理气压。在这种气压之下，透过普遍的“自我压抑”与“自我删篡”，规训得以完成。权力不再需要一个具体的执行者时时刻刻在场监控，因为它已经成功地将监控的种子植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三

这便是王汎森为我们描摹的，一个在高度压力下，人人“以礼自绳”、层层自我设限的社会。权力的毛细管，最终流淌的不是养分，而是稀释了自由与元气的冰冷药剂。这使我无意中记起《笑傲江湖》这部书。《笑傲江湖》烟波浩渺，多少英雄豪杰、奸雄名士在权力的棋盘上起落浮沉，金庸说旨在“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句话恰好与王汎森的研究形成了惊人的互文。如果说王汎森描绘的是庙堂之下士人圈的规训，那么金庸则是在一个虚构的“江湖”之上，以武学为载体，淋漓演绎了这套权力游戏。

《笑傲江湖》的江湖，绝非一片自由放浪的乐土，而是一个结构森严、规训无处不在的权力场域。权力网络并非单系于东方不败红袖翻覆，却很像一片无形雾霭，罩在三山五岳的每一处亭台。权力运作精微幽深，尽显于空间规训、知识霸权与无形钳制之中。

华山派剑、气两宗的路线之争，五岳会盟座次排定，无一不是透过空间布局来强化等级与秩序。华山剑招，一板一眼，师父的教学之道，便是将徒儿的身体细分为可操练的单元，八股章法刻骨入髓方称正宗；《葵花宝典》更非寻常秘籍，实则是攫取终极权柄的“知识即权力”之关键枢纽。得之者便可号令群伦，重定武学纲常、江湖秩序。而所谓的名门正派，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霸权，他们划定“正”与“邪”的边界，将日月神教贬为“魔教”，正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与统治地位；而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堪称以药石行层级监视之绝唱，令恐惧内植心髓，纵无人督察，教众亦绝对服从，这正是毛细管权力最阴森的体现。

四

江湖对“正统”的偏执，对“魔教”的仇恨，都形成了一种“无边的氛围”。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为一切权力斗争、内部清洗和政治阴谋提供了天然的道德合法性。任何对这套话语的偏离，任何试图跨越正邪界线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整个“正派”集体利益的背叛。

刘正风的“金盆洗手”，便是在这一语境下的一次“政治不正确”的行动。他渴望退出江湖纷争，回归田园琴酒，这在权力中心的眼中，是对五岳剑派对抗魔教这一集体目标的“拒不履行义务” 。他的个人追求与组织的宏大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江湖，这个看似可以来去自由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允许其成员拥有真正的退出自由。

刘正风与曲洋的友谊，纯粹建立在对音乐的共同痴迷之上，是一种超越了身份、门派、正邪的灵魂共鸣。他们的琴箫合奏，是对自由与铁骨的咏叹，却不幸在一个充满了表演性、猜忌与“自我审查”的伪江湖中奏响。在权力编织的巨网之下，通过销毁承载自由精神的载体，完成对权力最彻底的屈服。即便是最终携任盈盈归隐的令狐冲，也是带着几分疲倦与无奈的逃离色彩，而非全然的胜利 。

琴箫虽在，但江湖已寂。

五

少年读金庸，只见峰巅孤松傲雪，眼珠子恨不得焊在主角身上；如今流光暗度，人间百味渐次翻腾，方悟松下有苔，石缝有草，蝼蚁衔土，万物皆在成全那座山。《笑傲江湖》的不戒和尚，正是江湖既清且浊的万千倒影里，真实存在的一个。在我看来，不戒和尚是一个深具哲学意蕴的符号。在王汎森所揭示的那个权力无孔不入、人人“自我审查”的微观世界里，不戒和尚以其彻底的“非功利性”和“非政治化”，成了一个刀枪不入的“绝缘体”。

《笑傲江湖》中，风清扬选择了避世的清醒，令狐冲追求着不可得的清醒，莫大先生则在悲凉的胡琴声中旁观着清醒。他们或出世，或挣扎，或忧愤，但都仍在权力的引力场内。唯有不戒和尚，他既不出世，也不挣扎，更不忧愤。他以一种浑不吝的、近乎于“耍无赖”的方式，生活在江湖之中，却又完全独立于江湖的评价体系之外。他不寻求推翻任何权力结构，因为在他眼中，那些结构本就虚妄如烟。

他一生行事，看似荒唐，实则只遵循一条内在的法则：至性与本真。他为爱妻而削发为僧，为爱女而奔走江湖。所有行止皆源自生命深处的灼热驱力，而非俗世规条或利害权衡。江湖上那套关于正邪、门户、辈分的毛细管网络，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渗透的缝隙。权力需要藉由人的欲望、恐惧、虚荣来发生作用，而不戒和尚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饱满、纯粹，以至于权力根本无法与之对接。王汎森笔下的清代士人，核心行为是“自我删窜”与“自我压抑”。而不戒和尚的全部行为，恰恰是这两者的反面：彻底的自我表达与彻底的自我释放，在那个宏大叙事泛滥成灾的时代，却成了保存个体精神完整的唯一法门。

不戒和尚最具代表的杰作，莫过于创立“恒山别院”，堪称是对整个江湖权力结构的一次戏谑式解构。在那山高水远、烟霞自养之地，“恒山别院”兀自焕发着江湖本色，那是一片挣脱羁縻的离心力，野生的、丰茂的“化外生气”。这座小小院落，便似天开一角，容得下不拘绳墨的万物生机，它是刀光剑影里，一段自在自为的空谷足音。

六

想来，真正的“笑傲江湖”，原不在绝世武功，也非权斗胜出，更非遁世山野。它倒似那不戒和尚：于浊浪滔滔中，偏能凭自家章法、心头一点真，筑起一方权力染指不得、世故渗透不入的清净天地。他活得像个“笑话”，却让整个江湖都成了笑话。那真能解得《笑傲江湖》个中三昧的，恰是这灯火阑珊处的独行僧——刘正风与曲洋以命相酬谱就的绝响，终在此处觅得了真正的回音。原来浮浮沉沉的江湖寓言，终需一副不识时务的赤子心肠来点破。

江湖骇浪千重，唯此孤峰背影，自成一襟晚照。

2025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