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第五章 ：感性的人

感性（非理性）是与理性对应的一个概念，基本包含了除理性之外的一切东西，如情感、情绪、直觉、潜意识、无意识以及由性格主导的行为。有人将本能也列入其中，理由是未受制约的动物性本能必然会跟理性发生冲突，而一切理性的东西都必须经过逻辑思维，本能只是自然的生理反应，无需思维便能起作用。然而，本能虽然不经大脑，但它是一种“自动”的生理反应机制，完全遵循因果律，只是“省略”了思维环节而已。譬如肚子里咕咕作响，本能就告诉我们要进食了，无需大脑思考我们就能作出适当的反应。所谓趋利避害便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本能。对于危险之类的本能反应，更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总之，无论人类将来进化到何种程度，作为基本生理属性的本能都是不可能消亡的，非但如此，某些方面还会强化。

这里不妨将二者的各自特征作个简单比较：

理性——线性的，遵循逻辑和因果律，具有明确的概念及范畴，非此即彼，因而也是确定性的。

感性——非线性的，不遵循逻辑和因果律，不具有明确概念及范畴，非此不一定即彼，因而也是不确定性的。

完整意义上的人是理性和感性的合体，同时具有“常态”和“非常态”，“确定”和“不确定”，就好像微观界里的“波粒二象性”。

感性同样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创作活动领域，往往跟感性因素有直接关系。所谓创造力是指个体在一定目的和条件下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及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思想成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基于全新的心理形式的发展，以非理性因素（即非逻辑性因素）重于理性因素为其最主要的特征。这些非理性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知觉、想象、灵感、创造幻想、形象思维、形象记忆，以及创造过程的目标迷恋和强烈情感等。在创造活动中，想象（或幻想）作为创造力的本质属性，可谓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直觉、灵感则是继发创造力火花的最经常、往往也是最令人惊叹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和大脑机能，作用于创造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记忆能力、空间知觉能力和开阔新颖的想象能力，则为创造活动提供了丰足的表象材料。

创造活动过程中的非理性心理特点还表现为无意识因素的参与。创造性思维实际上是思维活动在意识区和无意识区之间的“跳跃”或“流动”。也就是说，创造过程的直觉或灵感状态与一定程度的无意识性大脑活动之间具有关联。一旦出现无意识的大脑活动，往往意味着创造性思维活动进入到“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区域或状态。有了无意识因素的介入，才使创造的直觉和灵感得以在意识阀门放松的情形下喷涌而出，从而使创造思维过程以紧张——松弛——灵感——紧张的节奏循环呈现。可见，创造力也是心理活动中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产物。感性因素为新观念的产生作了准备，而最后的决策则需要依赖逻辑的力量，亦即理性思维能力。

当然，以上所述基本上是产生于创造性思维的现象，尤其科学领域。感性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人乃至社会的作用及其表现则有所不同。

感性这个词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但它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直到三百多年前才由大哲人康德给出较为完整的定义：“思维运动的第一个形式是感性，也就是纯粹感性。它的对象是事物和世界的现象，是事物纯粹表现出来的东西——表象”。他将人类的认知活动及能力（亦即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划分成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感性同样是个极其复杂且未有充分界定的概念。现代人给出的一种定义是：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直观认识，与理性相对。

但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对感性一词的使用通常跟“感情”或“意气”之类联系起来。说某个人“很感性”、“感情用事”或“意气用事”，往往指的是这个人是一个属于“率性而为”的人，一般不经过缜密而周详的思考——即所谓的“深思熟虑”——便采取行动。

前面说过，理性高于感性，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而言的，因为事实并非都是如此。所谓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类似“直觉性”或“情绪性”的迅即反应，不若理性那样依靠缜密而周详的复杂思维活动，如此区别当然不意味着感性就一定比理性“肤浅”或“低级”。实际的日常生活经验往往表明，基于感性的判断有时比理性判断更加犀利，更加准确。譬如，我们有时会仅凭对某个人的第一眼印象就下结论：此人绝非善类，离得远些为好。先贤有云：人不可貌相。它说明以貌取人多失偏颇。但尽管如此，如果有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哪怕极短时间的接触，我们往往也能够凭直觉就对人或事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感性对人的生活之作用也是普遍和基本的。俗话说的好：血肉之躯焉能无情。情感对于人性之完整和重要毋庸赘言。倘若只有理性而无感性，那人就只能是一台智能机器，或是冷冰冰的机器人。人的七情六欲、心理活动乃至最内在的信仰或信念执着，往往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且错综复杂的规则体系，包括道德、法律、制度、规条、程序、和模式等，这些都是理性的作用和表现，然而，如此体系框架之中，总有或大或小的空间和余地留给感性活动。譬如，一般而言，法不容情，法律该是铁面无私的，且一视同仁；但也总会有例外，譬如法官或陪审团成员的恻隐之心或好恶之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理性判定。而在个人日常生活中，感性的作用更是不亚于理性。

所谓“直觉”就更玄妙了，它通常指非逻辑性地直接感悟事物本质或关系的一种意识活动。直觉思维具有迅捷性、直接性、本能意识等特征。这里的“本能”需要加个引号，因为直觉所基于的本能不一定都是先天性的，也包含后天形成的。譬如，当我们走进一个深幽的洞穴之中，一般都会产生恐惧的直觉，这便是基于我们对黑暗恐惧的一种本能反应，而这种本能是先天性的，即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因而有时也叫“原始本能”或“生理本能”。而上一段里所举的对人的第一印象判断例子是基于后天经验所得的，不具有先天成分，但人们还是常常把它冠以本能，大概是因为已然确立并养成“习惯”了。

在科学历史上，有不少发现和发明都是直觉的产物，而非通过缜密的理性思维获得。广为人知的恐怕是“苹果落地”这个事例，牛顿由这一自然现象突发灵感，进而创建了一整套力学理论。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是放在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及研究兴趣的“马顿”或“羊顿”身上，此事绝无可能发生。苹果落地这样的现象实在是太常见太普通了，以至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熟视无睹，根本不会意识到其中竟然隐藏着如此的奥妙。由此可见，感性或直觉不一定都跟先天有关，很多其实是后天的学识与经验积累所致，也就是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所打下的基础。在牛顿的例子中，他由一种自然现象得到灵感或顿悟实际上是“省略或简化了理性程序”的某种思维“飞跃”现象，而这就超越理性了。实际上，直觉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形式，只是这种直觉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有所不同罢了，这里不妨分别称为“理性直觉”和“经验直觉”。

由经验直觉产生创造性思维成果的情形也很常见。譬如，中国古代贤哲提出的“阴阳”和“五行”概念便是典型的直觉性思维产物，因为如此结论的得出显然未经缜密的逻辑推导及验证等所谓的“理性思维”过程。中医的“经络说”也同样如此。迄今人类做了很多科学验证，均未发现人体内存在“经络”的蛛丝马迹，但尽管如此，古人如此超凡的直觉能力或想象力仍会令我们惊叹不已。

“省略”和“简化”以至“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或“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智能化”的一大特征。人不是机器，什么东西都是严格地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丝毫不苟的。人脑的思维活动很多是非线性的，模糊的。迄今，用电脑或人工智能方式模拟人的模糊思维尚未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可见其难度和复杂。人类的大脑跟身体的比例已经相当可观，但毕竟也非常有限。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省略、简化及优化之类的功能，我们头颅里的一百多亿个脑细胞肯定很快便被占满，大脑机能也就必然随之瘫痪。传播学里的“选择”理论正是这一道理的最佳诠释，它指的是受者在面对诸多信息时，会有选择地进行接触、理解和记忆，绝非全盘吸收。而选择通常是基于价值、重要性乃至奇特程度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感性和直觉之类所隐含的“成分”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其中有些是基于先天本能的，而有些则是后天性的，科学研究等出现的直觉、顿悟、幻想、灵感乍现等现象其实是建立在理性认识与思维活动长久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通常是“飞跃”或“跳跃”，跟通常的理性思维不同。认知科学将后天形成的直觉能力视为生存压力及进化所导致的一种人类心智能力，它使我们能够像先天本能的作用那样快速作出判断并采取行动，无需经过复杂的理性思维过程。

非理性思维，即直觉、感性与本能之类，与理性思维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而在紧迫或危急时刻，往往是我们的直觉、感性和日常经验更加管用。此外，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很多非理性现象属于人们对关乎自身重大利益之人或事物的迅即而直接的本能反应。这里我们只举一例：母性。

所谓“母性”，尽人皆知，它是女人的天性，对人类整体的繁衍利益而言，也是最重要的天赋本能。母性最基本的特征表现在：对孩子的无私之爱；对孩子的各种需要、冷暖饱饿及喜怒哀乐具有高度的先天敏感性；对孩子养育成长所依赖的环境及物质因素高度关注；对周围任何有可能对孩子的安全构成潜在危险的人或事物具有高度的辨识及警惕意识。这些至为基本和重要的敏感性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直觉性官能，并非经由理性获得，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理性成分。我们知道，婴儿的需求表达及对身体状况的反应不仅不是靠语言进行的，而且是“命令性”或“强制性”的，根本没有什么“道理”或“商量”可言。因此，身为母亲，就必须具备直觉性的直接而迅即的感应能力，也就是说，对婴儿的需求必须靠“感知”而非“理知”。人们常谓女人是“感性动物”，主要就是因为其母性特征。另外，母亲照顾的通常是个体，也就是具体的对象，而从一般生物学意义上讲，对后代个体的集中而强烈的关注是极其必要的，这就导致在母亲养育照顾婴儿上，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经验，而非具有所谓普适性的理性思维。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所需的“思维”跟母亲照顾婴儿所需的“思维”是大相径庭的。

就人类个体而言，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是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理性可能起主导作用，但人的生活并非完全由它控制。自然，恐怕没有几个人希望自己的生活都是如此有条理有系统有计划有因果有逻辑地按照确定的轨道进行的。绝大多数人所理想的生活当然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可能是“富于变化”的生活，而这就必然不可缺少非理性的因素。再则，人的一生尽管暂短，但却无法避免变数、紊乱和不确定性，客观因素当然是一个方面，主观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还可能有些则说不清道不明。人的性格和感性等方面的因素，会或多或少影响乃至干扰和阻碍理性的作用。何况，一个人在其一生之中可能自身就发生多次改变。单一轨迹人生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至于人类社会层面，感性的作用和效应更加复杂。

所谓的“社会”，当然是由人类个体组成的。但这并未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一个脑袋。脑袋是干什么的？当然是思维。这就清楚了：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的脑袋所组成，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成员其实就是一个思想和一个自我。这就跟由零部件组成一台机器或由细胞组成一个生物体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爱把人类社会、人群或共同体比喻为机器或生物体或有机体，这是大谬不然的。因为，无论如何，零部件或细胞或肢体或器官等等之类不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有自我意识，不会质疑，不会抱怨；它们也没有所谓的“自身利益”——它们的利益只是“一元化”的，即整体利益，离开了整体，它们什么也不是，一堆废物而已。人的社会就截然不同了，在利益上实际上是无限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不仅可以质疑和抱怨，还可以故意对着干甚至颠覆所在的社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之所以具有无限复杂性，其原因正在于这无数的思想、自我及利益。而每一个人的思想、欲望和诉求，都不会先天地比其他人“高”或更重要，而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该也无权不设条件地鄙视或仰视他人。

当然，很多种类的动物也是群居性的，具有自己的“社会”形态，也有分工合作及不同角色，但其程度和复杂性跟人类社会无法相提并论。譬如，动物群落之中谁出任首领的决定过程很简单：胜者为王，用决斗来解决。人类早期社会大致也是如此，靠强力获取领导权。但随着人类的逐渐成熟，开始讲究所谓自由和民主，情况就根本不同了。如今，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所有成员都平等地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成员都有各自的价值和利益诉求，社会中还存在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利益阶层和集团，再经过复杂而漫长的法定程序，最终产生出领导人。有鉴于此，很多社会学家把选举当作观察人类社会的上佳样本，如同经济学家看待证券市场。社会学家同样看出，很多选民的投票决定也出于非理性因素，譬如仅凭对某个候选人的一点感性印象等。

2011年夏天，在欧洲某个文明先进国度的某座城市，出现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骚乱，参与者数以千计，这些人肆意打砸抢烧，甚至袭击警察。一开始，媒体和观察家们还以为只是一些对政府及社会怀有不满和怨气的失业移民和其他底层失意者所为。随着事件的逐渐升级和相应的深入报道，他们惊讶地发现，不少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富二代乃至有地位有名望有身份的人士（包括下届奥运形象大使！）也积极参与。这令人们大跌眼镜。按传统及主流观念，如此人群无疑是社会制度及秩序的受益者，他们生活富足，有头有脸，前途无忧，应该说没有什么理由和动机参与如此罔顾法律和秩序的恶行。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间广泛的关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以剖析和探讨。不管结论会是什么，我们应该不难看出非理性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的人确实借此发泄怨恨和不满，有的人则想浑水摸鱼趁机发财，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刺激，还有的人可能什么动机都没有，稀里糊涂头脑发热从众而为。

这个事件至少能提示我们：人及人所组成的社会极其复杂，绝非所有行为都是“线性”的，都有原因和动机，都可以作出明确而合理的解释。凡为人者，都有一个脑袋和程度不同的理性，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人能够完全控制自身的行为。我们往往会受感性、直觉、本能、恐惧、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驱使，正如这句曾经流行一时的话：“跟着感觉走”。

在现实生活中，感性的作用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便一个具有超强理性及意志、过硬的心理素质及坚强性格的人，也无法完全避免情感、心绪等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甚至摆布。运动竞技场便给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实例：哪怕再优秀再经验老道的选手，在事关重大的比赛场合也会出现紧张和失常等自身理性失控的状况。

还有一种所谓的“从众心理”也极为常见：在众人趋之若鹜之际，很多旁观者的理性会出现暂时性地“短路”，身不由己地跟随大流。股市的“恐慌性抛售”现象和公众场合踩踏事件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之中，人的理性实际上对自身行为不再承担责任，而是托付所在的人群。

在日常生活中，感性因素的作用同样随时可见。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参杂“随意性”、时不时会有“兴血来潮”的举动。还有，每个社会里恐怕都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平时显得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温文尔雅，举止得体，却冷不丁地会做出连随性之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怪异或疯狂行为，给人“不可理喻”的鄙夷之感。

非理性的失控和极端表现通常是极度恐慌的心理所致。例如，人数众多场合里的挤压踩踏事件往往导致重大伤亡的悲剧。在如此情形之中，理性同样会出现“短路”，恐惧心理占据上风，从而导致人们“争先恐后”“前赴后继”。

前面多次讲过人至为复杂，这一点在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之中尤显昭彰。无论个人、群体还是社会，总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参杂交织协同作用的。当然，对所谓理想的个人或社会来说，理性无疑必须起主导作用，尤其社会层面。毕竟，人类社会是凭借理性而非感性构建的，分工合作与契约制度为其核心（后有详述），不靠理性力量能做到吗？或者反问：社会能靠感性力量构建和维系吗？相反，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之失和与动乱现象，基本上都是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最后想提一点的是，量子力学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及如此辉煌的成就，使得有的人想尝试把它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人的非理性和情感领域，探究人的这些方面是否也有类似“量子化”的性质或规律，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缠绕，或然性与非或然性的叠加，甚至概率的作用，等等。

大体上，诸如此类的科学研究应该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尝试，因而也就值得期待。但是，也要谨慎，别弄着弄着，一不小心，把人“物化”了。

确然，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极度复杂，超越一切已知的事物，且独一无二，因而任何类比都必定失之偏颇，必定隐含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