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南下江都，并非如李世民所说，若选择坚守长安，则群贼（包括李世民自己）断无可乘之机。恰是因为在长安与关陇集团的矛盾已然无法调和，杨广才选择南下续命，希冀若事有不济，则至少可维系南北朝的局势。杨广将太原重镇交与表弟李渊而非太子杨昭，应是与关陇贵族缓和关系的最后一次尝试。只是李渊有负大表哥所托，成为关陇贵族新一代代理人并亲自终结隋室。杨广南下时与后宫诀别之状，说明其根本没有返回长安的打算。而意欲迁都划江而治，也并非全无可能。司马睿与刘裕以及后世赵构能够做到，杨广并非定无胜算。况且当年南下平陈时在江南士族中积累了良好口碑，若得王导辅佐，未必全然不能成事。问题在于，从细节微观上看，杨广的根基不在江南而在北方，即便巡游江都，其近卫侍臣全部来自长安，偏安江左，则根本无法对军卒将领们交代，若抽离开这些支持者，则只能促其速死。从抽象宏观大势来看，杨广平陈后的中国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偏安根本无法长久，杨广所修的大运河恰是彼时历史大势的表征。因此宇文化及的兵变如同李嗣源的哗变一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据《玉烛宝典》记载，杨广死前质问宇文化及：“我虽有负关陇贵族，但是对你们近卫士卒却很好，因何要反？”宇文化及答道：“我们支持你，是希望能有机会投机牟利闷声发大财的。而今隋朝人口崩溃导致成为投资洼地，五十年之内绝无翻身可能，因此我们当然要装成无辜者来反对你。”杨广听到“无辜”二字，差点恶心地晕了过去。杨广与关陇贵族的对立，并不在三征高丽的折损，兵员耗费只是表象。士族代表杨玄感在二征高丽时反叛，也仅仅是藉由战争戎事的机缘而已。对立的根源，在于从杨坚开始通过科举制度对贵族世袭的不断削弱，至杨广时正式确立科举制度，使得关陇贵族彻底放弃幻想，不得不另寻代理人。从哲学上讲，当然可以通过支持科举的方式来废除科举，比如通过大学扩招使得高考的选拔职能彻底瘫痪，只是这种方式周期性长，后世实践证明需要二十年，因此未被关陇集团采纳。宇文化及同杨玄感一样，明知所作所为会使自己万劫不复而被其他军阀坐收渔利，也因其所处的生态位而别无选择。历史所分配的角色，无论如何也要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