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6） — 东北衰败是对中国未来的预警，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说：“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经济就优化到什么水平，目前，思想解放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乃至社会公众最短的短板。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与宇宙间其他事物有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早或晚的联系。面对人类的复杂、宇宙的浩瀚，我们永远都找不到绝对的真理，所有理论、制度、传统和法律、习俗都不是超越时空、不可置疑的。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更加容易逼近真理。

比如说，我们过去认为正确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100年前人类就发现，窖藏葡萄酒时间越长价值越大，而增加的劳动几乎为零。如果工人+生产资料就能产生剩余价值，那么生产组织、科技创新、资本逻辑的价值何在？在网络时代，这些学说更是备受质疑。

（您想要这种生活？）

一、要管住政府的手，就要克服全社会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惯性心理。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你何时耗尽别人的钱？”

东北确实为中国做出了无以言表的重大贡献，钱很应该给，关键是钱花在哪里，怎么个花法。振兴东北15年过去，钱投了不少，不是给了低效的国企，就是流进了大小官吏的腰包。更严重的是，耽误了东北痛切改革，彻底出新，使东北不断错过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机会。

其实，很多理论并不复杂，简直就是常识，只要不是屁股决定脑袋，愿意换换屁股的位置，都可以理解并执行。现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争论，甚至在清末、民国的思想界已经讨论得非常深入、透彻了，再反复嚼剩饭，真是挥霍公款。

早在 1945 年，民营资本代表人物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就曾向国民政府上书，他痛心疾首而又苦口婆心地写道：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

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明清的海禁让中国错失机遇。如今依赖国企，拖延改革，压制民间活力，让东北一蹶不振。

这个时刻，马云、杨元庆等企业家对于计划经济的吹捧，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密集反对。吴敬琏指出：“有人说用现在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来收集这个信息，建立全国网络，这个罗马尼亚做过，苏联也做过，七十年代网络就建成了，都没有成功。所以说有了大数据就能搞计划经济，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

实际上，所谓大数据助力计划经济的迷梦，在智利曾失败地试验过，还把阿连德，这位拉美第一个通过竞选上台的左翼领导人赶下台。

（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与卡斯特罗）

阿连德和查韦斯一样，热衷于国有化，再狠一步，学柬埔寨红色高棉，按照自己的梦想改造国家。

据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陈兴杰介绍，阿连德雄心勃勃改造国家的第一步，就是打算用最先进的管理学、辅以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管理这些没收来的企业。这门管理学是控制论，技术手段则是计算机，这在1970年代绝对前沿。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斯塔福德·比尔前来指导，作为“控制论”大师，亲自担任“协同控制工程”的中央控制中心及其总负责人。

结局自然和切·格瓦拉一样，惨烈地失败了。左派的特点是，口号最美丽动人，最终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用饥荒这种更高效地灭杀人类的武器，犯下更极端的反人类罪行。总经济师斯塔福德·比尔也救不了阿连德。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自杀身亡，算是对国民悲惨命运的仅有交代。

其实，就算是在今天最强大的数据运算能力，也无法穷尽生产和生活的复杂性，更难把握的是人的欲望、需求。这些人，不仅指国内人民，还包括整个世界，复杂的民族、种群、历史、大自然，无数的偶发因素。即使是用专制手段压制人民的基本需求，大数据的计划经济也无法保障基本的物质生产和日常需求，苦日子都过不成。

皮诺切特上台后，另外找了一位经济学家作导师——被我国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皮诺切特遵照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废除军事统制经济，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皮诺切特不要国有企业，退还国有农场，工会和社会福利的种种法律全都废除。很快，智利迅速摆脱贫穷，成为南美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今天的智利，经济自由程度世界前十名。他也是独裁者，但他给市场自由。

（智利人均GDP已经达到拉丁美洲第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再聪明的人，拥有再驳杂的阅历，也总有知识的短板，认识的盲区。马云不仅对计划经济一知半解，还过高估计了技术的力量。他以为文科好混，其实文科也是科学，真学好也是极难。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一套非常完备的人类神经控制系统，类似于战时体制应用于和平时代，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人们全面失去自由，成为机械的部件，取消私人产权，无视个人需求和欲望，最终导致大饥荒和人权灾难，这才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认为，计划经济本身真正需要的大数据是全面社会控制，与互联网大咖们眼里的大数据完全不是一回事，水火不容，所以，大咖们的痴心妄想注定只会酿成灾难。

如果计划经济实行，企业家要消失，现在的所有网络和数据设备都会退化，因为没有进取和竞争，就不会有创新，不会有效率。大数据也同样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问题。计划经济本身就注定是排斥“大数据”的，因为这种集中控制方式必须以简单、同一、平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为基础，而大数据却是日趋复杂、多样、差异化的市场活动的结果和表现。

计划经济固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也一定是不计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往往只是“重大的政治任务”。现代经济已越来越需要以创新驱动，而创新需要自由。何况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地区密切联系，一国的经济生活更加难以在无穷变量中把握，靠蛮干怎么行？

其实，经过上世纪20到40年代米塞斯和兰格的争论后（米塞斯，路德维希·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现在翻起陈词滥调冒充时尚，实在是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计划经济是人类无知的最大灾难”，不能跨学科的人由于痴迷于对理工科技术的崇拜，妄图任意驾驭人类精神世界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和文学和宗教的幻想是同样道理。

重燃计划经济“激情岁月”的背后，反映了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生疏。

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认为，国人为什么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1949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也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从中国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这是自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对重农抑商、小农经济，以及皇朝体制、长期形成的民众心理的基础性颠覆。今天改掉计划经济体制，远远不是经济问题，要改的是两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生活和思维。这个变革是空前深刻的，当然很艰难。

历史上，只有在国家垄断控制造成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以至危机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地放松管制，再来求企业家，求知识分子，放松民间经济管制。这样，靠市场的力量，通常也能暂时混过难关，甚至出现一段繁荣。但只要日子一好过，往往就想回过头去重新强化国家的垄断控制。这时，一些往日邪道也会沉渣泛起。

苏联模式和中国专制传统的结合太久，让人们习惯了迷信权力的力量，崇拜权力的力量，甚至于全社会普遍地缺乏权利观念，充斥着浓重的权势意识。

计划经济的失败是二十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上造成上亿人饿死，并引发战乱、迫害、瘟疫。马云鼓吹计划经济，极容易被野心家利用。正如《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警告的那样：“有了神一样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一场灾难。”

在生存竞争不易，财富创造艰难的人生路上，人们都需要安全和依赖，这是天性，毕竟成功非常难得，求胜的路太漫长。习惯了计划经济的鸟笼（尽管这鸟笼更不稳定、更不安全），自然容易怀念，可见，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批判，将是一百年都要坚持的社会启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启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创新创业的活力才迅速焕发。

我们应该敏锐地看到，智能互联网既赋权、赋能于个体，也赋能、赋权于国家，所以，尤其要提防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下，以无限制“实名制”等形式帮助政府侵袭自由和人权。

独立媒体人金心异敏感地指出：在欧美日这些现代性国家（地区），互联网赋能是全方位的，虽然国家也在借机扩张自己的权力，压缩自由的空间；但在其他落后国家，国家与政府攫取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部赋能，而禁止公民利用互联网发展个体自己的自由，这让这些国家的政权如虎添翼，立于不败之地。

二、保卫改革开放，就必须严防意识形态争论沉渣泛起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了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我们一定要变得更开放，一定要学的更灵活，而不是更死硬。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处境：拼高科技，与欧美差距明显，论劳动力成本，东南亚国家夺去了我们的传统优势。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路径突破危机。即使是东南沿海地区，也需要从以往的增长模式转换为新时代、新常态下的增长模式，那么大的体量，那么久的高速增长，转头尤其艰难。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方兴未艾，由于我国经济成就的过度彰显，引起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担心。在这时，需要唤醒疯狂的国人警惕外界的“捧杀”。历史上，保守主义时代都是大危机时代，混乱可能是国际性的，国人应该保有耐心，政府应该拿出诚意。

我在写影视文学《吉鸿昌》时，深深为他的悲剧命运哀怜。他的每个抉择，不自主地服从于服从于19世纪末到21世纪30年代的世界动荡，“身陷红尘不自由，凄风冷雨几时休？”如今，历史再次考验国人的智慧：中国改革向何处去？这事关无数芸芸众生的生命。

历史上，世界和平或者战乱都是多个国家、民族、种族不同利益、诉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此消彼长中形成主要态势，有些还深受地震、大气环流乃至太阳风暴等外星作用力的影响。完全可以掌控未来的国家没有，都是这个动态世界艰难的孤舟。悲催的是，吉鸿昌时代的中国人缺少宽容和妥协，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总是高喊着道义和“真理”，把善良的有责任的人推向生死抉择，然后丢给一顶英雄的冠冕。

吉鸿昌的人生走到英勇就义，是时代和历史交合的必然。我们为英雄喝彩，却更要为生命惋惜，更要为生命之花的绚丽绽放提供沃土，而不仅仅是一声叹息，或继续无谓地赴死。

珍惜每个人的生命，也正是吉鸿昌一生的善念。

社会公平是社会热点问题，但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分蛋糕的前提是有蛋糕，蛋糕还要持续做大，因为还有后人加入切分。更关键的是，分完了既有蛋糕怎么办？还有没有更大的蛋糕来分？蛋糕从哪里来？分完了不能持续发展，最终变成平均返贫的旧路一定不能再走。历史上看，劫富济贫，从来只是一时爽，不管之后如何活，这爽翻的时间甚至只有几年。我们不能一直不琢磨怎么去创造财富，永远在琢磨如何重新分配财富。

社会公平问题绕不开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实际上，民营经济不仅从经济发展、保障就业、提供个体自主发展的空间等方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社会公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是逻辑统一的，恰恰是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给予社会成员保障体系、交换规则公平、发展机会公平、权益权利公平。导致不公平的，是没有及时跟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建设。经济学中“寻租理论”就是说明用权力腐败的，根子上还是政府的权力过大，法制的漏洞太多。

山东大学鲁鹏、张苓在《从民营经济视角谈社会公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9月，第5期）一文中写到：在潜意识中，民营经济只是被当作搞活经济的权宜之计，这种历史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民营企业家自己也不自信国家的支持，纷纷找“红帽子”戴上保平安。

在这个国家困难重重的时代，公平的实现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即使牺牲了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公平”。

1月底的中国，寒潮肆虐，周新城气势汹汹的“消灭私有制”文章也带来一片杀伐声。周新城的文章虽然都是文革年代的陈词滥调，但因为是对国家支持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公开反对，并且气势汹汹，让社会充满不安，让本就经营困难的企业家们心惊胆寒。近年来，马云、王健林、柳传志等顶级企业家突然少谈经营之道，大谈政治，就是舆论威胁的结果。

“消灭私有制”是写进《共产党宣言》了，但是，那是非常遥远的未来的最终梦想，并不是历届中央明确的社会主义阶段，尤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私有制是“初级阶段”的“有益补充”。这不仅是现实中党的方针，更是建国以来无数血泪教训的沉痛昭示。改革开放40年了，也是放下“姓社姓资”争议的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现实成就，就是对“消灭私有制”的最好回击。

二、坚信改革，淡化革命，是对人民，对国家最大的负责。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进度、不同形式地从事着普世价值的实践，开放、宽容、和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多元共生，逐渐成为人类共识，这个世界因为自由而多姿多彩，因为宽容而万象共荣。如今21世纪都已走过18个年头，人类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智慧都已经高度发达，和解、包容、妥协与共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为什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苏格兰公投得到平稳着陆，而没有演变为英国国内战争、肃反和大搜捕？为什么法国和德国和解并形成了欧盟大联合？每个生命都是值得珍视的，暴力从来是莽夫和野心家的偏好。

中国已经走到无比复杂的时代关头，史景迁说：“治理中国是件太复杂的事情”，我们太需要理性和交流，和解与妥协，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我们今天会回望40年的改革历程，多少次艰辛突破，多少次勇破禁区，多少次惊险度过，多少个荡气回肠。

中国人喜欢“革命”一词的波澜壮阔，却不肯精算革命的成本。其实，“革命”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历史学是一门艰深的专业技术，不是人人都可以讨论。人命关天，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看战争剧，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经济学家许小年说：“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大于成功的革命。”这需要契约意识，需要善意和大爱，需要理性和精算。一切，都需要改良中国的信仰，倡导忏悔与和解的文化。

1978年开始的改革，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政策、路线的拨乱反正，对科学治国的艰辛探试，也不仅是对此前如地火潜行的民间创新、劳动致富、富国强兵的诉求的积极呼应，更是对2000多年专制文化、制度的颠覆。这，注定了需要高妙的技巧、理性的抉择、渐进的步骤。

许小年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了传统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

邓小平的改革告诉我们，改革者一定不要纠缠于争论，不要理会道德批判，就看实际效果。因为，争论姓资姓社，不仅贻误历史发展机遇，更不可能赢得上风，因为，非理性的民意急切、冲动，喜欢眼前利益和美丽许诺，不会耐心等待改革的实际成效的充分体现。

反对道德评价和帽子横飞，同时坚持启蒙运动，是改革的必须。小平同志支持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要先促成改革共识的形成。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有谁要回到计划经济，即使是温水煮青蛙，民众一旦觉醒，也将指斥其为时代逆流。人民要自由，要五彩缤纷的世界，不要饥饿，不要枯燥乏味的生活。

继承发扬这些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制度和思想遗产，还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保持警惕。

中国长期受困于上古、中古时期小农经济时代的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改革，历代思想家只是对其修修补补，为其补台、阐释，近现代也没有发生过彻底的科学启蒙、彻底扬弃。如果我们像LSLS、塔利班一样，抱着对所谓圣贤、祖先的敬畏、顺服，用这些思想、思维指导1000年、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自然是处处与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冲突，眼里全是敌人。但冷静自问，我们的祖先能对一代代后人负责吗？这是一个民族整体的智慧和心灵发育程度问题，急不得，又等不得。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根据联合国统计的日本、中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图，我们看到，中国从2017年开始，劳动人口将进入一个比当年日本还猛烈的下行周期。我们别忘了，1990年进入人口下行周期的日本，之后遭遇了一个长达30年的低迷期。

新时期的改革需要深入的社会动员，需要全面的文艺启蒙，需要外力的强力威逼，需要让民间生龙活虎，需要市场的顺畅，思维的灵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而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我们尤其要让现在改革的生力军、未来的掌舵者——我们的年轻人坚定市场的信念。他们是新生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生力量。东北也好，中国也罢，都要努力探索多赢、妥协的办法，给改革耐心，给改革宽心，给改革让路。

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病危。当随身医生黄琳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19日21时08分，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历史在这里凝固，未来在这里升腾。

作者絮语：

43000多字写完，首先要感谢40年来千千万万的改革者，也要感谢文中摘引资料的原作者，为了行文流畅，阅读方便，没有一一注明原作者，在此谨表谢意。本文无商业目的，无个人功利，非组织行为，在自有媒体发布，纯粹是个人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驱动，纯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愿所有改革者继续砥砺同行。纯心向月，恳请广泛转发。

从“坚持改革开放”到“保卫改革开放”，反映了时代剧变。历时一个月，写就系统性纪念改革开放的长文，是在“消费东北”的今天，告诉人们，寒潮到来的时候，远近并不重要。我所称之为“东北病”的社会、经济症候并不限于东北，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东北病”有哪些症状，是什么病因？主要病因、直接病因是什么？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可能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痛改？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本文选择从东北问题切入，因为这里最集中地反映改革开放当前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从简述东北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开始，然后简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的特性、作用，倡导企业生态和谐共生。主体部分，首先阐述了政府和国企改革如何滞后，展现他们在东北如何强势，以及导致的东北社会生活、营商环境的畸变，然后分析了东北人、东北社会对这种所有制结构、经济肌体的适应和顺从。一直以来，对社会生活、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论述很多，对不同所有制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及社会心理却缺少详尽的分析、细致的体察，我也只能简要分析。关于对策，涉及方方面面，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抓住最重点问题阐述，那就是对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环境危害最深的政府和国有经济，谈到了政府职能、政府债务、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去除僵尸企业、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