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5） — 国企改革检验改革诚意，严禁妄加罪名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我们一定要切记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论政府》中的这句警示，一句话胜造七级浮屠，拯救亿万苍生。

1月24日，中财办主任刘鹤在2018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这篇演讲被认为是中央今后工作重点的国际表达。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懂得当前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可以说，“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除了精准扶贫外，涉及的主要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

一、国有经济改革首先剑指央企

当前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充分改革的前提下，以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为突破口，打破垄断壁垒，让民营经济迎来第二个春天。央企是国企中最难啃骨头，让央企改革糊弄过关，就是糊弄人民，就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背叛。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说，我们常说东北国有经济比重大，这其实不符合实际，更掩盖了东北国有经济改革之难的本质，因为，东北三省其实是“央企大省”。

以辽宁为例，地方国企比重在全国看并不算很多，实际是“央企大省”。吉林、黑龙江也一样。央企在东北绝对掌控资源，大庆在黑龙江、一汽在吉林，都是一跺三颤的狠角儿。

地方为了短期政绩，对央企竭力逢迎，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央企在东北地区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近2万亿元，却很少有人重视央企带来的严重危害。

央企为主的大中型企业运营效率低。2013年，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规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51.6%，但其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仅分别占32%和30.7%，资产规模与市场控制规模和利润水平明显不匹配。

央企厂办大集体多、企业办社会问题严重，这些包袱甩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力支撑。

央企与地方争利，把地方经济切割成“条条块块”，省市政府难有作为。比如黑龙江，号称产油大省，但炼油能力都在外省，他们只是输出原料，白忙活不赚钱。

央企还与民争利，不能给当地带来充分就业、基础税收和完整产业链，却会挤占民营企业应有的资源和要素。央企在全国乃至世界布局，一朝撤走，留下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让地方对这种不确定无以应对。央企多是重化工业，央企来东北过多，只能进一步破坏东北的产业体系，加重轻重分工比例失调，还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累积也产生巨大助推作用。

民营企业陷入高利贷的死循环，央企以最低成本被金融机构投怀送抱，却以最低的效率在生产，极大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国进民退的本质就是用低效生产端偷偷换掉高效生产端，经济增速怎么会不下降？

梁启东认为，央企不改革，东北的国企改革很难真正推进，真正的市场体系在东北无法建立，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很难扭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进。央企改革，就不能使央企过于强势，必须由中央与地方协调，合理分摊改革成本。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

央企改革之难，归根结底在于央企及其中每位员工的利益。

央企借助国家利用其它所有制经济的贡献，加力扶持，逐渐发展成了垄断利益集团，壮大自己后阻碍了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但是，人民并没有感受到央企有哪些其它所有制一定尽不到的社会责任。比如，中国的销售电价总水平依然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定没有了三大运营商，偏远的地区就没有基站，这是国家的扶贫政策；不一定民营企业打破电力垄断，电价就更高了，那是你能源政策的问题。宇航荟萃最高端的技术，尚且可以民营，还有什么非要垄断？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发展经济，不争论，不犹疑，放弃意识形态上无休止的争论，多算经济账。过去我们选择国有经济为主体，甚至全覆盖，是因为苏联的影响，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但是，什么政策能管一万年呢？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许建明教授在《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供销合作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公有制的本质。文中说，供销社拥有涵盖整个农村地区的高度垄断特权体系，是实现工农业剪刀差、城市吸纳农村社会剩余、国有工业汲取集体所有制农村剩余的主要媒介。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但到底谁是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实际上，供销社以公有制之名而行小集团特权利益。否则，为什么不能将供销社集体资产量化到职工个体头上？许建明教授以供销社为例，说明了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依靠垄断特权积累起来的，并不是因为国企员工比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更勤劳、更有创新能力。况且，国有资产大部分是由农业“剪刀差”贡献的，是农民、农业、农村贡献的转移。

笔者的职业生涯亲历过三种所有制，分别是全民所有制、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说，集体所有制的监管是完全虚空的，前途只能是股份制改造，而供销社实质上变成了国有。

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也不是革命的初心。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就不一定是指现在，不一定必须我们今生完全实现，改革终极目标实现需要时间。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发表演讲所说：“当前最迫切的不是央企、国企控股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最迫切的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一个最重要手段。一句话概括：国有企业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

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没有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去跟谁混合。国有企业行业垄断必须破除，包括那些在关键领域必须保留的国有企业，也引进民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央企和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清理僵尸企业。

国有企业布局，中央指出以退为先，产业过剩的僵尸企业加速退，竞争激烈的行业，国企不擅长，果断退，盈利尚好，但不符合国有企业长远布局的，比如地产业的保利，也必须退。房地产调控实效，打板子，先打政府，谁去打？二是国企，首先是央企，政府是不是真心干？

国有企业退出来好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做好社会资源共享服务。深圳就做的很好嘛！

张思平说：“进入新常态后，东北“冰天雪地”，深圳经济增长在9%，10%，深圳政府从来没考虑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那都是企业的事。当前，深圳的民营企业，无论在企业的数量、质量、效益，还是在政府的GDP、财政收入、就业，以及在社会的公益、慈善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GDP70%以上，财政收入70%以上，就业80%以上，深圳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深圳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GDP增速与国企负债率    数据：国家统计局）

在东北，留着这么多国企，他们旗下很多僵尸企业，活不成又死不了。

据 《经济参考报》记者刘荒、王炳坤、辛林霞、齐海山、梁书斌的文章，在东北三省，“壳企业”要么由基层政府管理，每年拨付一笔财政资金给职工发放救助款，补齐社保费用；要么由尚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型国企背着，企业有利润时吃利润，无利润时吃资产。

我的家人有两个姐姐在国企工作，一位已经下岗。她们倒闭的原单位已经荒草上房，楼上长出大树，却还有“留守办”的人在那里闲聊。

辽宁省国资委一份资料显示，全省目前仍保留的国有“壳企业”830户，它们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只留下人员和债务包袱。这些企业涉及职工16.5万人，而其拖欠各类债务的具体数额，则无从统计。

拖着不改的原因在于政府。政府的能力和思维跟不上，政府公务员又不能下岗，部门不能裁撤，这是国企改革的障碍。据记者采访得知，吉林省四平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全市竞争性国企已经改制得一家不剩了，而政府对民营企业又说了不算，“这让我们在搞经济，调结构时没有了抓手”。他甚至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还在，政府抓经济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

这些政府部门和领导本位主义严重，个人主义严重，就是不愿放弃国企控制权，即使国企衰败了，不能作为政府的钱袋子，还可以作为向上要钱要政策的借口，至少每天看上去还有事做。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创新，是思维的重大转变，必须科学掌控，排除障碍，一抓到底。

混合所有制不是新词，早在1999年中共十五大时就首次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9年过去，仅仅有少数较为成功的尝试。“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都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国有股“持股比例”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还是参股？如何给予其他所有制成分给予权益的绝对保障？如何利用资产证券化与产权交易市场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机制与平台？这必须用实践来回答。

原振兴东北办主任宋晓梧说：混合所有制，一个企业可能有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职工持股资本等，资本的价值形态是离散的，多种多样，但是实物资本只能凝聚在这个具体的企业之中。这种形态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形态，西方国家普遍都有。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里很明确地讲了：“资本” 和“资产”不是一回事，国有企业只有减去负债后的“净资产”所有权才属国家所有，才是真正的“财富”。实际上，从资本意义上看，以国有金融企业为例，现有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有的是自己为自己注资，有的注资早已消耗殆尽。

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在国企由管资产转为管资本，以管资本替代管资产，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转变，如果成功了，是划时代的变革。

管资本，为国有企业业务公开提供了更便捷的操作始点，也将有利于优化国企资本结构，扩大融资规模，进入的民营资本也有望在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有所推动，让民营资本的杠杆降下来，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安邦智库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方面有深入分析（国企改革的安邦构想，安邦咨询，陈功、贺军，2013年1月14日）。报告认为，把国企交给“资本家”管，把“资本家”交给党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就是建立国有控股的共同基金，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管理国有资本，而不再具体管理国有企业。在此方案中，共同基金是一个连接国有资本与市场机制的重要载体。财政部作为政府代表只管共同基金，而共同基金则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管理企业。因为有市场化机制的加入，过去国有企业的很多体制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是党管理经济的新模式。以共同基金为枢纽的新机制下，则完全可以平衡好市场化经营与党的最终管理的需求。简单的来说，这种体制相当于党把国有资本交给了“资本家”，由“资本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资本家”则由党来进行直接管理。

政府只是共同基金中的一员，是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共同基金还可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和境外资金进入，做大投资规模。

安邦认为，老的国企仍然可交给国资委管理，但在今后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逐步来改：一是减少国企的数量，通过整合、并购让出一部分市场；二是具体的国有企业也可以逐步资本化，从企业形态转化成资产形态，最后也可以纳入共同基金的模式。

与安邦的提议相呼应，经济日报深度调研了国企混改山东样本（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项安波），山东交运集团混改方案设计了股权设置、员工持股、资产剥离、混改后公司治理模式、土地资产处置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推动了一批改革基础较好的中小企业率先突破，改革成效激发了省属企业推进混改的积极性。

（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各施其职）

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要求国资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再插手企业管理事务，不许参与企业的人、事和资产方面的事务。不再考核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而是从整体上对国有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进行考核，推进产业布局调整时，主要事通过资本运作的手段。改变政府部委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的现状，让政府超脱出来，行使出资人职能，监督国有资本的回报即可。

中央汇金公司，就是较早的尝试——组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原则来管理国有金融资产，这样可以比较彻底地切断国有金融资本和政府职能机构的行政性联系，在隶属关系上与其脱钩，阻断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

这，动了各级国资委的蛋糕，全社会都在看着你呢！

至于加强党的领导，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提出，可以把国有资本出资人身份与董事会职权结合起来。党可以代表多数股权支配董事会决议，既实现党管国企所有权，切实保护国资出资人利益、实现出资人控制力，同时把管干部、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收益权及分配、奖惩、纪律、对外协调等整合在一起，类似于过去讲的“人、财、物”综合管理，避免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人民银行曾在所属的印钞造币公司、金融电子化公司和金币公司进行了此项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本上是一种折中的变通策略。是为了建立新时代“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希冀同步削弱权贵主义，又排除民粹主义。可是，面对所谓“动摇国本论”和所谓“新公私合营改造论”两种截然对立观点的夹击，混合所有制改革充满艰难险阻。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背后是民营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必须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政绩先行，人为造成许多悲剧，必须坚持“一企一策”，不搞“一刀切”，要切实尊重各方资本对企业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作为改革的尝试，必须有容错机制。2015年，山东省国资委发布《关于支持和鼓励省管企业改革创新建立考核免责机制的意见》，规定当企业或个人因改革创新等工作出现失误受到追责时，可提出免责申请，明确了责任免除的范围、条件以及免责认定程序，同时健全了澄清保护、跟踪纠错、资料报备等配套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

改革，不能忽视社会舆论的作用，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有效的宣传和说明工作，对高喊“消灭私有制”之类极端言论的坚决封杀，化解改革者后顾之忧。

张维迎教授对此深表担心，他说：“一个不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不会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对财产权的任意侵害，必然滋生不劳而获的道德文化。目前道德的衰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能很好地尊重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

对“国有资产流失”这一罪名必须有理性的认识，只要维护好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国家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是最大的政绩，最大的公平，最好的效率。有人说美国是大企业绑架政治，是低效率的政治，但这是没有历史长程眼光，没有大格局的盘算。威权政治下的稳定不可能有持续长程的稳定发展，当牺牲人民利益过多、积累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就可能严重动乱甚至内战，可能会一朝清零，相比之下，哪个效率高？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学术界都认为，美国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不会走上极左或者纳粹的道路，美国机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好，国际公认的是，美国每当遇到危机都能平稳度过，苏联解体了，但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

今天，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出发点，用法律、制度来做保障，并且用事实在民营企业中重树公信。

中央在十八大以来坚持对民营经济作用和地位的肯定，但是，历史上确实只把它作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是文革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不得已的选择。近年来日子好过了一点，又矫情了，“左”的思潮又开始泛滥，更助长了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不信任。过分渲染国企的“成绩”，更让人们误以为民营经济可有可无，忘了来时路。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说清楚，到底谁是国家的支撑？

必须让国企放弃垄断，放弃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担政治风险的顾虑，必须让民营企业消除被“公私合营”、变相剥夺的担心。创新，没有人能百分百保证成功。但是，不开始，永远不会成功。

四、国有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制，就必须发动全民来监督国企绩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认为，其实国企改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企业的所有的信息都披露给社会，国有企业就是全民所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所有者，都有知情权。我认为，只要把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给社会，并且教会公民监督、评价的技巧、秘笈，就会有高效的监督。就能知道，国有企业挣钱不挣钱？挣钱靠什么？合理不合理？

即使不挣钱，很低效，让人民知晓了，也总比捂着强。实际上，只要平等看待各种所有制企业，就能够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生死死是很正常的。至于说，国有企业的市场风险会成为政府的风险，如果加强党的领导，就又变成了党的风险，那是你的政策和战术问题。聪明的党和政府，都晓得尽可能离市场远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长期执政。是什么动力让你愿意惹一身骚的？

做大国有企业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国企都做大。正如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12月21日在中新社国是论坛上所说的：“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如果没有全民监督和强力的媒体围观、法律制衡，国有企业必然成为海外浪费、腐败的主力军，2017年12月15日，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针对中央企业在海外投资增多的现象，王文斌强调要加强对国企“走出去”的统筹协调和监管，不能让走出国门的企业成为“脱缰的野马”，不能让国企海外经营成为监管的薄弱环节，严防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中的资产流失。

历史地看，从商鞅变法到改革开放，国内外所有国家成功的案例都证明了，经济要想发展就得改变制度，要破除其他所有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