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区域经济问题只是本区域的问题，没有一个经济问题只用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政治是保障，经济是目标，文化是基础。东北振兴的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建国后政府和国有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典型缩影，必须全面推进改革。15年振兴东北战略的效率和质量表明，目光局限、决心不足、勇气不够、格局不大、思维不新的修修补补，只能空耗改革成本，虚置改革目标，浪费人民的期待，错过改革的时机。
一、政府改革需要破解历史的纠缠、祖先的毒咒。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需要我们有比1978年更高的智慧，更果决的步伐，拿出更大的勇气。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针对改革的前景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但改革是不能拖的，再走路径依赖的道路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
当前，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病入沉珂，已经成为最难啃的骨头。
作为我国中央集权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有企业自汉武帝的时候，就成为控制全民思想、经济生活和社会精英的利器。汉武帝的理财大师桑弘羊献策搞工商官营，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处于支配地位，这样国有经济才能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用再多花样翻新的华丽辞藻，也掩盖不了国有企业变相地替国家收取人头税的实质。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一文中详细梳理了中国市场经济艰难存续的根由，并印证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文明先发国家，一直缺乏产业和技术创新，最终酿成近现代的民族悲剧，并贻害至今的原因。
韦森认为，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伴着政府控制能力、兴趣的强弱展现出周期性兴衰的规律，1978年至今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成长，应该算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第六次市场经济的繁盛发展时期。他说，在皇权专制的政制架构中，给定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社会安排中，亦不管政府的政策导向如何，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禁榷（对商品实行专卖，限制民间贸易，以扩大财政收入）”制度，是在两千多年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悲剧似乎总是：当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通俗地说，就是反复折腾，多次清零，再呼喊爱国自强。
我认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反例是元朝时期。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元朝时期，因为国家过于庞大，蒙古汗国几乎达到了当时人类能够征服和控制的极限面积，地情、民情无法想象地复杂，以蒙古的军政人员人数，无法实现对所有征服地区的经济、宗教、文化充分掌控。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放任自流，加之更大市场的建立，世界性驿路系统的形成，国家军事力量和政治威慑足够强大，保证了商路平安，也收获了因为政府放任或“无能”、“无为”所造就的经济发达。
宋代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51个，而元代达到了140多个，宋代外贸最发达的时期进口品种才过200个，元朝超过了250个。
历代专制王朝严防和歧视工商业，是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经历表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扩展自然会使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相应地要求自由平等，从而导致法治社会的出现和封建社会的解体。这一点，志在“帝王师”的阴险的法家、儒家当然清楚得很。在古代，信息灵通、见识广大的商人显然比农民、手工业者更难控制真相的传播。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
没有有效的法制保障和民主宪政的保障，这种市场自发的经济不管多么壮大，都会被政府打击，被社会围困。如果逼出大规模反抗，就引起社会新的动乱，经济成就重新归零。
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次周期性兴衰，正好说明了皇权专制制度下市场经济自发成长不可能超越制度天然的局限，不论所谓“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多么发展，一旦触及帝制稳定的高压线，危及皇族和朝臣利益的安全线，必须打回原形。没有西方的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的引进，没有来自外力的强制接受，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也曾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评论道：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在一个皇权专制的政制中，仅依靠政府官办来实现工业的近现代化的道路不通。芮玛丽认为，这一在近代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巨大努力”“虽然其十分辉煌”，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部相容”：“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儒家学说及其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
历史给过我们很多次机遇，非常公平，可是，中国走不出祖先布下的“毒咒”。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没有轻易被否定，被畸形化，根本上是文化的基础性保障，是长达几百年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仅靠官员的勤政廉洁，不可能有效，只拉车不看道儿的奋进还可能掉进陷阱。
美国学者郝延平说：“中国与西方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显著差别是，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自然的、自发地产生的，而在近代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由西方所强加而来的。”这样的历史我们不会接受，即使我们赞叹“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但是，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强制改造、新加坡被英国殖民这样的现实，我们接受不了。加入WTO引狼入室激励危机感，适应国际规则，我们也反对，那就“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了。
因此，政府改革先要文化启蒙，需要新的社会动员。改革到最后，想不伤筋动骨、大刀阔斧，是不行的。
二、政府改革本质上是改掉低效和劣迹
亚当·斯密有一句经典名言：“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中国积极珍惜和平机遇期，除了和平，保障经济自由成长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让政府提供更优秀的公共服务和市场良序。
2012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答记者问时说：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公民的权利平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退休人员享受平等的退休金养老制度。一是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二是人权平等要素不断提高；三是社会财富共享的尺度不断提高。但是，全国 8900 万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却有着巨大的反差，退休金差距巨大、医疗保险看病、住院、报销差距巨大、死亡待遇差距巨大。
公务员拿数倍于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即使现在搞的假并轨，交了一点养老基金，也是从国库里这边拿到那边，而且很快又拿国家财政补充他们的“损失”。
这样高的福利、特权，并没有换来优质的公共服务。
年初引起全国轰动的毛振华事件，充分印证了政府的无能和乱作为。经济学家、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评论道：“毛振华事件的症结是市场化不彻底下的地方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应继续坚持市场导向的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这个关口躲不过去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蒋青云教授指出：“东北营商环境，是计划经济基因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加上今天计划思维回潮和产业衰退加剧等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毛振华事件不是东北专有，是全国性问题，表面看是政商关系、营商环境问题，实际是政企不分，是政绩考核体系、干部管理体制弊端的反映。必须下大狠心、真决心解决政府越位、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政府铁饭碗、冗员过多等问题，把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专业机关部门能做的交给部门。同时，要壮大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减少企业与政府直接冲突的可能和烈度。
对于熟练应用，又不断强化中的政府主导现象，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提出东北振兴脱困的七字真言，叫做“减税、减人、不折腾”。其中，“不折腾”就是少上项目，拿出钱来，扶持民生和支付改革成本。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王玉霞认为，如果政府完全主导市场，只靠效率低下的国企，东北就没有希望。一句话，企业家比官员更负责任，市场比政府更敏锐。是谁在给振兴东北添乱，矛头只能指向政府，经济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自身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网友怒问：焚烧玉米秸秆烧毁了多少个村子，限速60还叫高速吗？限速120突然变为限速80非常普遍！因为，交警要创收。
除了破坏营商环境，毒化社会生活，纳税人用高昂代价雇佣的臃肿的政府还为国人制造了惊人的债务，就像十分危急的定时炸弹，即便不炸，最终还是要普通公民为巨额债务买单。
年初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总负债超70万亿，总负债占总资产比率接近56%。课题组认为，中国政府资产很难覆盖所有的政府负债，已出现风险敞口。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社保基金缺口是未来中国政府最需要重视的风险因素。
债务负担必然连带数据造假。
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曝家丑”，承认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
2017年1月17日，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对外确认，连续财政数据造假，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
2017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中，云南、湖南等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债务目前占GDP比率大约为259%，民间债务相当于GDP的210%。到2022年，中国的整体债务将进一步上升到GDP的327%。中国的债务风险是别国的3倍。坊间评论，假如中国爆发债务危机，会再一次直接引发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威力肯定大于2008年那次。政府和企业的欠下的累累债务，说穿了只是换了种形式的居民债务。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1月初提出：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在于政府体制改革。
他说：“一些学者预测2018年世界经济最大风险有两个：一个是欧美的金融泡沫；二个是中国能不能真正的进行深度改革，能不能够真正的在结构性改革中间重塑中国的动力。”他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政府体制改革，以及政府债务率约束下政企关系、银政关系、银企关系的重塑。“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惊人的债务，其中官企与地方政府举债占比畸高。令人绝望的是这些债务根本无法化解，除非全民买单。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庶民仅剩的财富再次大幅缩水、再遭洗劫。”
其实，每一笔债务都是赖不掉的，不是自己还，就是别人还。正如网络上那句狠话：“只有潮水退去，才能看清海滩上的人究竟有没有穿内裤”。
从媒体报道上看，似乎是中央态度日益强硬，所谓“中央不救助，地方自己处理。”但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中央不管的时候，即使暂时是，也不过是暗示你自己想办法来处理，这里的理解空间可就太大了。地方怎么办？除了卖地，还可以去股市圈钱。
目前地方政府平台债中，县级平台偿债压力较大，东北尤其突出。截至2017年8月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县级偿债率分别为95.7%、126.7%、127.5%、237.8%。东北地区17个县级平台平均偿债率高达310.13%。（《债券》2017.12张炎涛、王溪岚、王立元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经济学家刘志彪指出，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众所周知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到硬预算的强烈约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理性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决策。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其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政府有太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好，不愿意做。比如推行无障碍准入、无刁难审批、无歧视办事、无拖延办结，简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比如严肃查处增加民营企业负担的事件，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比如依托政务资源，构建和完善民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服务体系社会化、平台化建设，推进行业协会发展，提高行业自律和组织水平，不断加大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功能，搭建良好发展平台。
这些事，完全够政府忙了。
看看上海怎么做？中国政府网2017年12月27日发布新华社文章：《“大上海”，政府甘当“店小二”》，上海有大行动：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上海市市长应勇说，上海加快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核心就是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一言以蔽之，“该放的权要放得更彻底，该管的要管得更科学、更到位、更高效，服务要更精准、更贴心。”
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2017年10月公布的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山东成为创新主力军，辽宁等13省市处于投资驱动阶段，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11省市处于资源驱动阶段。从这个数据我们也能看出，各地的政府，分别干的是什么。
2015年4月1日，毛振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演讲中指出，经过2008年的对抗金融危机一系列政策，政府更加强化了，市场更加弱化了。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了。改革政府自身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着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又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东北，历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领导较为熟悉内情，原振兴东北办主任宋晓梧认为：东北地区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比较严重，相比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来说，东北各级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问题是很明显的。
时至今日，东北还有许多厂办大集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地方要出配套资金，补缴社会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和厂办大集体一样久拖不决的，还有企业办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东北地方政府在当时东北企业效益好的时候不做，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拖着。现在经济一下滑，问题就暴露了。东北的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大庆油田还有自己接班的闹剧。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为什么落实太慢，出台文件时，配套的制度有没有跟上？为什么“有法不依”？为什么垄断行业壁垒迟迟不能打破，如何惩罚政府？监督政府？政府如何放弃对国有经济的偏爱，给予民营经济同等待遇？如何开展一次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思想解放运动，让官员成新人，让百姓从偏激仇富迈向理性公允？
道德评价如果没有道德实践能力，就是空话，就是歪曲，也是站不住脚的。近年的所谓监管，怨声不少。其实，不严重的风险应灵活防控，一刀切、急风骤雨、又朝令夕改，加上执行偏差，严重损害经济环境。不论如何，都要遵循法治原则、科学精神，不能常态化治理抓不好，等问题攒大了就搞运动执法。
政府乱作为现象全国都有。2017年12月29日，一段关于王健林扶贫的老视频再次刷爆网络，贵州丹寨县长徐刘蔚要求万达不带走利润，画面上这位仅仅正处级的干部面对前来扶贫的超级企业高层团队，表情冷峻，傲慢，语气霸道，不容置疑。王健林轻轻咳嗽了一下，淡定地回答说：“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五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五个亿，很简单。”
政府的态度、作风只是表象，根源在于政府的权力结构需要彻底调整，做有限政府，结束权力的任性。
世上哪有什么资源诅咒？不过是政府胡作非为的托词。典型的，除了津巴布韦，还有委内瑞拉。媒体人猫斯图说：“在大洋彼岸的委内瑞拉，也有一群吃不上饭的穷人要唱歌。只不过，他们要唱的是《国际歌》，要敲的是家里的大铁锅。”
独立后的委内瑞拉貌似迎来了美好时代，但是，总统查韦斯要实践自己的空想。福利、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是他的基本标签。不论国力，先搞福利，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停止私有化，收归国有，国企职工终于个个都开心，每天都可以无所事事。修改宪法，完全碾压反对党。
之后的情况，因为中国有过共同遭遇，这个国家什么下场就不言自喻了。即使是拥有世界第一的原油储量，也不能长久掩盖经济的崩溃。石油市场上，因为其他产油国不配合，加之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又赶上08年经济危机，委内瑞拉的“幸福生活”终于掩盖不住了。物资短缺，外汇链条断裂、货币贬值、没有粮食。面对经济崩溃，只能选择变革。查韦斯死了，马杜罗成了接盘侠。委内瑞拉执意地不作不死，几代人都不一定能缓过劲来。
南美洲不理智的左翼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永无消歇。
在中国，一些地方依然习惯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生活，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些干部不愿意接触民营企业家，宁可怠工也要“廉洁”。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任意处置，对民间市场任意拆毁。而东北许多政府的制度环境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貌似很听中央的话，因为没有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政府不让干、或者某个权威不让干，就不干了。但一些发达省份，只要总体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就会鼓励尝试。
产业和思维代际上的落后，只能用足够恐怖或苦难的危机来逼迫，所谓“浴火重生”，否则就会在“岁月静好”中长睡不起。
三、改革需要大胆突破，需要中央强力加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成为中国领袖对民营企业家的最诚恳态度：
农村改革期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这就是当时中国民营企业的艰难，做个小生意都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护航保佑。其实，保护年广久，就是释放一个信号，要保卫改革开放事业，保卫个体户和民营经济。
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最终顾雏军进了监狱，郎咸平成了“网红”，从此，国进民退导致“东北病”泛滥，政府狂欢导致改革退潮。
实际上，正如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原副书记马晓力所质问的那样：如果真像郎咸平所说的那样，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那么，如何解释：顾雏军收购前“科龙”税收只有1.7亿元，顾雏军收购三年后税收达到5.6亿元？“科龙”恰恰是靠顾雏军苦心经营才由“烫手的山芋”变成了“金娃娃”。（《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4期）
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和红线，依法保护民企财产，是民营企业家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基本保障。顾雏军沉冤，是改革开放中途的一股逆流，相关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机关成了这股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先锋军。
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很多人实际上只强调前一部分，故意掩盖后一部分，只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说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对国企民企并不能一视同仁，比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民营企业走出去与国有企业走出去并没有一视同仁。
春寒料峭，还是初冬降温，只能拭目以待。
但是，顾雏军案得以再审也说明，政府投资当主力已经不可持续，国家不得不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这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切实抓手，建议下狠决心，给经济真信心。党和政府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优良的政策、制度、商事服务，是受纳税人雇佣的应尽职分，是为纳税人提供低价质优公共产品的基本体现，在纪律监察、媒体监督、法律约束下如履薄冰才是常态。
保护私有产权，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内生创新和活力的基础。民营经济是更有保障的纳税人，更可信赖的市场信心与活力的源泉，鉴于其弱势地位，应优先享受产权保护。
如果不从制度上硬性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不迫使政府在法律框架下从事经济服务工作，逾越法治底线的悲剧还会发生。
政府改革，需要中央像当年在深圳撕开一个口子那样，需要中央坚定、明确的政策加持。类似于深圳特区的政府改革，还有两个类似案例可以佐证。
一个是清末宪政改革下的上海租界。1904年，上海士绅和商人建立起作为他们以租界工部局为模式的市政机构，在租界华人区尝试着将立法和行政分离、公开辩论及多数投票决定的制度，规范税务，维护和改善公共设施，发展自己的商人武装（商团），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来组成法庭，并颁布各种法律和道德条规。在这种政治和法律设计下，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的吨位已经世界第六。
一个是现代的哈尔滨。1922年11月，东省特别区成立，12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办事条例大纲》，1923年3月1日于哈尔滨正式成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1924年5月，中央政府批准东省特别区独立于吉林、黑龙江两省区域之外，成为与省并行的特别行政区。东北沦陷后曾改称“北满特别区”。1936年1月被撤销。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历任行政长官——朱庆澜、王树瀚、于冲汉、张焕相、张景惠）
哈尔滨的重大改革，深刻带动了北满甚至整个东北的国际化、市场化。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成为东北高度国际化的代表。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的头把交椅。
既重视基层创新，又进行顶层设计，这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
经济改革要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只有整个政治框架继续完善，真正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框架基本完善，新的经济体制才能伴随而生。哈尔滨和上海租界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政府改革要防止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的形式，以专家的名义干扰社会和民生。
近如林毅夫的团队为吉林省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仓促交付《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凤凰网财经在2018世界达沃斯论坛上专访林毅夫时，谈到这一事件，林毅夫在辩解前也承认这一报告的饱受质疑：“曾经有一个记者提问时说‘去年全国声讨《吉林报告》’。确实也是，因为当时在网上基本骂声一片，说要把吉林带到坑里去”。学者在政府授意下做的规划为什么不能作为决策依据，两任国家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宋晓梧的评价更为恰当：
张国宝指出：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是很难想准确的。他说：“你们要有点新思路，说的那些玩意之前都有”。
宋晓梧指出：“我不认为轻纺或者哪个产业是振兴东北经济的必经之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作用，市场会根据供需情况而自发调节，我不赞成政府用行政手段搞轻纺。”
东北振兴不彻底让政府放手，不可能成功，借专家的名义也不行。比如，政府要求东北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东北也确实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但种粮不赚钱，甚至还赔钱，所以，农业也不过是政治任务。
五、任何时候也不能高估政府的作用。
威权之下的重商主义，最终不能突破，就不可能走远，这是一种赌博。只有建立在不断完善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之上的市场经济，才会有稳健、持续的发展。
我们今天对比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增长曲线，就会发现，历史照映着子孙不同的命运。统计数据，好比社会的心电图，剧烈震荡一定是肌体出了毛病。在一个50年中程甚至100年长程上保持经济增长曲线平滑，总量持续平稳上升而非大起大落的治理才是健康、科学的。因为，长足增长却突然剧烈动荡，结果就是+10+-9=1，而持续做正数加法的结果是乘法。经济剧烈波动，还同步体现为经济下行时社会的躁动不安、意识形态的混乱。社会公众心灵和情感，与经济有着奇妙共振。虽然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的衰落或退步，但是，长程上平稳持续增长的社会，冲突的烈度、频率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