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组织何时变成了名利场，已无从追溯了，名利一直在，什么时候开始如此肆意妄为、习以为常，估计开始于90年代末，连著名高校也不例外。2018年7月，一份中山大学学生会的任免名单引起舆论哗然，名单上，按照秘书机构、组成部门、办事机构分级，列举了两百多个学生会干部岗位，还注明了副职等同“正部长级”等词汇。这一闹剧告诉我们，象牙塔里的学生多么官僚主义，多么江湖习气。还有人打出好笑的口号：中山大学圆您部级领导梦！
我的学生干部生涯确实“寒酸”了许多，不在“体制内”，自然也没有什么入党、提干、推优等优先权，只是干活。这，反倒让我清净了许多，可以专心研究业务本身。估计拿学生会工作当事业干的不是很多，别人在食堂排队时不是闲聊，就是发呆，我却拿着一些相关杂志（如：《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战线》、《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学习校园文化、寝室文化，乃至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思潮变迁、思想斗争的文章。这份工作由徐书记作为党委副书记主抓，说实在的，学习应用性为主的金融学的人，深究这种形而上的思想和意识问题，别说我一个学生，对老师们也是非常难甚至是排斥的。
我当时能让徐书记放心的，只有农村孩子的顽强，还有报答领导信任的淳朴的义气。20多年来读书不辍的我坚信一条，看不懂的，理工科除外，文科的你就硬啃，啃不动的放下来，过一阵子回来再啃。至今为止，确实啃不动的，只有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霍金的《时间简史》，可能是我没有受过哲学或理论物理学的科班训练吧！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思考，我利用暑假，放弃游玩和休息，写出了1万多字的工作思考，徐书记看后，亲笔批示，表示对这种敬业和勤于思考的赞许。后来我毕业了，还兼任这类工作。一直熬夜看书的我，挤出足够的精力看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可以从更高层面、更广的维度思考校园和寝室文化建设。记得经济学方面，经常看的是《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哲学方面看过《社会主义思想宝库》、《欧洲哲学史》，也看过比较左的杂志《真理的追求》、《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当时主要精力是放在这个方面，文学和历史是后来用功的了。就是在这时期，培养了我对思辨、提炼、抽象、概括的乐趣，以至于后来可以有意识地努力搭建理论体系。
徐书记不是个官场中人，幸亏是在八九十年代，如果是在全如衙门一样的当代高校，他将非常困难。他不善于封官许愿、笼络下属、开宗立派，更多热心都放在思想研究、书法、写作上，开会作报告，掐着一张卡片几行字，就可以讲几个小时。他对这方面有天分或有积极性的学生，会主动联系，有可能的都给予指导、提携。我继承了他这一点，后来在南方高校工作时，一旦在辩论赛等校园活动中发现有文采或喜欢思考的学生，都会主动联系，没必要摆出老师的架子。奈何现在的学生压力大，社会也浮躁，花了很多心思教一些学生写作，有的还教写诗词，都不了了之。
1995年前后，我第一次写了批判现实的文章，是收看电视剧《秦淮世家》（原著：张恨水）后的评论，现在看此文，虽然文笔犀利、流畅，但不仅幼稚、肤浅，而且左的厉害。没想到，徐书记发现了这是个苗子，专门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我一路战战兢兢，以为会被臭骂，进屋后，我看到的是他嘉许的笑容。当时，同龄人都在忙于恋爱、结婚生子，或者弄钱，只有我专注于这些思想问题，并且一直到今天。徐书记指导我如何写作，如何研究思想领域的问题，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切中思想热点问题，引导社会思潮等等。从那以后，与他的思想交流越来越多。
徐书记是当时那个单位极少数比较像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职工，而不是教书匠，格局、高度、人生情趣大不相同，所以，曲高和寡，很多精明的下属对他多是敬而远之，无恩无怨。这种超脱，近似于道家心性，让他可以在书法上迅速精进。退休后，他专注于书法创作，到他70几岁时，水平可以比肩很多当地有名气的书法家。
他把我留在长春，从最苦的农村草根变成大城市人，这是以后各种机会的基础，实在是大恩无限。我几乎每年回老家，都会去他家里探望，有两年没有去看他，他还会给我打电话，惦记我在南方过的怎么样？他不知道，因为我专注研究和创作，不事经营私利，加上移居发达城市的巨大代价，几乎没有钱去看望他，不包个红包，又不好意思，虽然他根本不在意这个。
书法，是人生体悟和学识修养的综合反映，不到一定年纪，难以出神入化。就在徐书记即将大成的年头，我作了一个噩梦，梦见他摔倒了。第二天醒来，我马上给徐书记家里打电话，他夫人王姨惊讶，“哎呀常铁，你怎么知道的？”同胞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会有感应，比如，我爸爸生重病时，头一天我作了一个噩梦：十分黑暗的下午，他和别人争执，妈妈和姐姐催我赶修水坝……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徐书记这里如此巧合，实在难得。他对我说，正是我做梦的当天，他出门时在外面台阶上摔倒，自己都能听见胳膊的骨头像撅树枝子一样咔咔作响。
手腕摔断，对一个书法家来说，就像士兵在激战关头被夺去了枪，对他老人家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他跟我说：“常铁，我以后写不好字了”，语气十分悲伤。此后，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每次回去看他，他依旧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变革，我和他一起赏析书法、诗词，探讨诗词创作，以及东北复兴。我们家和徐书记都是一样，小学三年文化的母亲，本来是个农村老太太，却从不像城里的老人一样扯东家长西家短，更不像农村人讲封建迷信，喜欢看新闻或抗战节目。我们家人也没人打牌、打麻将，更不会打架、骂街。文化是内在的，家风是会传承的。
成家以后，做不到每年都回去看望他老人家了。记得是2015年春节我回老家，去长春看望好友，打算第二天去探望他，忽然听说他病重住院，马上赶过去。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眼泪立即在眼眶中打转。我和他报告我现在的情况，他认真听着，不时点点头。我宽慰他，一定会好起来，他微微一笑，说：“等好了，你们带我去台湾看看”，这句话，可能是他很久的心愿了。我和他的儿子马上答应他。我帮他按摩腿上的肌肉，看到皮肤掉皮屑厉害，发现他和我父亲要走的时候非常像，估计难以好转了。我给他接了一口痰，他儿子看了还有点难为情。其实，我们已经形同父子了，毕竟除了恩情，还有多年的精神之交。
5月3日，我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立即乘飞机回去送别。在告别厅，我跪下磕了头，又送他火化。
老先生不是完人，但比起如今高校汲汲于名利、热衷于官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几乎可以视为清流。我们需要徐书记这种特别爱才的教育工作者，需要这种一生思考不辍的思想者，需要这种爱惜晚辈不求回报的仁慈长者。
徐书记算不上著名学者，但他是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思想者。从追随他开始，我从事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工作多年，这训练出了对思想理论的高度敏感，后来媒体工作、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还有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兼职的熏陶，让这种敏感进一步强化，个人商务活动，以及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许多咨政议题的影响，也让我更多了务实和理性，而不是键盘侠或学院派的自嗨。思辨的乐趣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每当读完一本艰深异常，却洞穿迷雾的名著（不是说文学名著），你会感谢自己非凡的努力，甚至比读上几十本教科书都功效显著。如果你不为了学位、职称和利益，只是做个纯粹的思想者，本着兴趣，但专业化地要求自己，勇敢地进入所有理清问题可能需要涉猎的学科，你一定能享受到思维的灵动和阔达，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经常清理硬盘，更新系统软件，有选择地下载新的应用软件，让自己的大脑变得发达，而不是90年代的台式电脑，让大脑运算能力不断精进，是人生最大的收获。感谢徐书记，祝您在那边快乐，幸福。也祝愿我能早日收获思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