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波: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最近读了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一部不一样的近代史,里面有很多信息和观点是从前不曾知的,尤其是观点方面与一些大陆学者是不同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他在本书的导读中就指出了他并不赞同的书中观点,并提出批评。

在蒋廷黻与沈教授之间我更信任前者,蒋廷黻生于1895年,16岁赴美求学十余年,学过历史、新闻、政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南开和清华任教,后来又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工作。相比之下,沈教授的经历就苍白得多,1937年生于上海,至少年轻时没出过国,曾经接受的历史观教育与我是差不多的。

本书第一章说的就是鸦片战争,先是介绍了在那之前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那时大清实行一口通商制,就是外国人要与中国人做生意,必须在广州进行。而且不是全年,只有夏秋两季才能进入广州的十三行交易,其余时间外商们要去澳门过冬。他们在广州期间也有很多限制,不能坐轿,不能出游,不能带兵器,不能携妇,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货物交易也没有固定的关税,随由官吏任意开价。涉及到外国人的治安案子当地也不愿审理,尤其是当外国人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更是极力推诿。基于以上诸多不便,外国人想与朝廷谈判通商规范,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林则徐禁烟,英国人派兵的事就不说了,大致与先前所听故事出入不大。说说战后的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其要点:第一,战争赔款;第二,割香港;第三,五口通商;第四,协定关税;第五,英人享受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这其中的战争赔款是最明确的损失,这是让中方官民共痛的,而其余几条就很难说吃了什么大亏。 比如说割香港,当时包括朝廷在内没有几个人知道香港是什么,在哪里。听说要割地,人们都很难过,但得知要割香港时,都哭笑不得,觉得这英国人也太没眼力了,那么小,又没有任何商业和军事价值。严格来说英国人当时大概也没想什么领土要求,只不过是为做生意方便找一个栖息之地。

再如协定关税,其实朝廷所得比原来还多了,只是当地的贪官没油水可捞了。当然,这对朝廷也有负面影响,就是以贪治官的手段被削弱了。

还有治外法权,这是正中当地官员的下怀,本来就不愿管你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管了。

据说当时朝廷最怕和老百姓最讨厌的是五口通商这条,开放的门户多了,朝廷觉得不安全,老百姓的排外心理受到了挤压。但实际上这是一次被迫的改革开放,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应是正面的。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除了人们的战败屈辱感之外,并未给中国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形成反思的社会氛围,更没有要改变社会的意识,仍然还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自大自狂,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这其实是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本书作者认为,随后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中国朝野觉醒的里程碑。领队谈判的恭亲王认清了国际形势,欣然地答应了外国人长江通商和北京驻使的要求,由此向近代国家迈进了一大步。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就是“所痛心的是这种新精神没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之时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两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得出三个结论:

一、西洋的军器和兵法远在我们之上。

二、西洋人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造军器的方法给我们。

三、西洋人守信义,所以我们必有办法对付他们。

基于以上认识恭亲王订了新的大政方针:

一、以夷器对付夷人,买西洋军器,请西洋教官,这是自强之道。

二、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时要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于是在恭亲王的领导下,在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协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初只是想国防近代化,但发现这需要制造业近代化,进而需要矿业近代化,需要交通近代化,需要能源近代化,技术近代化,教育近代化……最后发现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结果发现走不下去了。

第一个意识到我们学西方不止是学科学、学技术,还应该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制度的是留洋做公使的郭嵩焘,他力劝李鸿章扩大留学生的学习范围,这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汉奸。因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

于是,一度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像一搜艰难行进的巨轮一样在重重阻力下缓缓地停了下来。

后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被摆到每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仁人志士面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继洋务运动之后的救国救民第二方案,其主旨是变更政治制度,目的是改君主立宪。康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仍旧失败,因为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返潮。

戊戌变法的失败,至少在间接上造成了西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来抵抗西方势力的向八国宣战。“在一定意义来说,拳匪运动可以说是救国救民的第三方案,不过是与世界潮流相悖的,其惨败足以说明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这是本书作者蒋廷黻的原话。

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觉得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简单地修改一下时间、人物和事件名词,再把书名中的“近”改成“现”,完全可以变成一本新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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