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作为六君子之一被押至菜市口，就其个人际遇而言确有冤枉。甲午海战后，李鸿章的淮军被袁世凯的新军接收并取代，但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并未受到甲午战败的影响，张之洞本人依旧在南方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因此在甲午战败康梁进京并由光绪主导维新后，袁世凯与张之洞便无所遁逃地必须卷入漩涡。这是太后的需要，也是二人背后势力的推动而不得不为。所以得失之间，很难说幸与不幸。李鸿章在甲午年被打烂家底，但是却使其在接下来的风暴中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毫发无伤，这是张袁二人可望而不可求的。袁世凯驻军天津，在变法中亲自上阵。张之洞坐镇湖北，距京遥远，因此只能派出代理人参与变法。若论知识储备，杨锐远不如张手下的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然而知识储备不足反而使杨锐更适合融入激进乃至动荡的环境中，因此被张之洞选中成为代理人，这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康党对国家最大的危害便是将其自身集团与维新变法深度绑定，因此在铲除康党时便不得不终止变法，至少是暂时终止。于是袁世凯与杨锐等本是与康党并无瓜葛的势力，但是因为深度参与变法，在戊戌后便要遭到清算。袁世凯因其军事才能在清末不可或缺，加之其主动自污的态度，使其逃过一劫。而杨锐做为张之洞的代理人，他的个人际遇取决于太后对张之洞的态度。湖广在洪杨之乱后便成为半独立王国，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逐步接手曾国藩的资源，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未伤分毫，这本就是北京政府最为忌惮的势力。张之洞想在戊戌政变中全身而退。就其个人，太后当然不敢砍头结案，但是对其派出的代理人，则是一定不能放过的。因此杨锐虽然非常看不起康有为乃至势不两立，却仍被归为康党下狱斩首。在时代大势中，杨锐本人对其个人沉浮是没有操控能力的。对于太后的顾虑，显然不是毫无道理。辛亥年首义的正是张之洞训练的新军，张之洞生前是否有意培植反清势力做曾国藩当年不敢做的事情，从结果来看，似乎确实如此。据说杨锐等六人被押往菜市口时，刽子手正要对市民甲行刑。市民甲死前高呼：“我当年支持基本国策，是因为我希望同胞全都去死，这样我便可以享有更多的资源。但是如今人口崩溃市场坍塌资本撤离山雨欲来，大小献忠都在摩拳擦掌静待时变，这已经损害到了我的利益，因此我是无辜的！！！况且大清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跟我完全一样的想法，凭什么今天只砍我的脑袋？”市民甲此举果然奏效，刽子手听到“无辜”一词后狂吐不止，市民甲得以多活了一个时辰。慈禧太后的敲打使张之洞在庚子拳乱后离开湖广大本营顺从入京，但是其背后的武汉新军却仍游离于北京的掌控之外，在十余年后与同样在戊戌变法中逃过一劫的袁世凯南北合击终结清国。如果慈禧彼时尚在，不知是否会后悔当年没有斩草除根，或是慨叹于幸亏当年没有斩草除根，而今才得以体面收场。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