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北伐匈奴时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音“泰”）之。”汉武帝时今古文之争尚未达到对立程度，因此《左传》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这句话中所说的《春秋》乃是《春秋公羊传》。
齐襄公便是《东周列国志》中那位与亲妹通奸的昏庸帝王，这显然与史实不符。一位为齐国开疆拓土、为齐桓公打下霸业基础的帝王，在明末被丑化得如此不堪，这背后折射出民族性格的转变。汉武帝所说的九世之仇，应是从刘邦白登之围起算，“九”为虚指。刘彻并不比刘邦更为好战，而后者经历白登之围后也非不想回敬。
汉代在经历七国之乱之前，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郡县制国家。郡县制框架在秦始皇时期便已搭建，随后坍塌，汉初又回到了分封状态。在分封制下，刘邦想尽举国之力决战匈奴，是绝无可能的。只能等待分封制所产生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七国之乱血流漂杵，才能付出巨大代价以彻底改变贾谊所谓长太息的分裂状态。这便是刘彻复九世之仇可用的资本，匈奴之战也便成为西汉由盛转衰否泰相既的导火索。
一个文明若想在竞争中延续下去，那么在解决一个矛盾时便一定有新的矛盾产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另外，《春秋公羊传》是一部奇书，只不过其光芒被后来居上的《左传》所掩盖。康有为非常推崇《公羊传》，我本认为这是因为康有为这位腐儒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研读后我认为康先生是有道理的。《公羊传》的精神与《论语》一脉相承，以直报怨，神似《汉谟拉比法典》。
在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统治地位被取代，至唐代以后官方注疏本为《左传》。这也正印证了张之洞所说的“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氛围塑造了民族性格并决定了政治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