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喜欢写东西，常有读者朋友和学生们要我推荐一些好书，以下四本我经常推荐：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邓拓的《中国救荒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马大正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虽然我也没有都读完，但是读过之后，你会惊呼历史是相当复杂的，仅仅在中国，人口迁徙的原因、流向和影响就非常繁复，读上几天，一定能让键盘侠们退回理性和科学。
1949年我党建政后，我国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有五六十年代从沿海地区（主要是城市）向西部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屯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运动引发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值得一提的是属于非志愿性的工程移民，比如新安江水库、丹江口水库、三峡工程，动迁人口都有几十万甚至百万之多。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
出生于80年代及以后的人们，即使是三线子弟也已经不熟悉“三线建设”这个词，三线建设堪称建国后产业和人口的一次重大迁移，规模远远超过抗战时期向四川云南大后方的大撤退。
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背景是，处于冷战时代的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外交，与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二者控制的北约、华约集团同时交恶，这让中国处于四面楚歌的险境。加上刚刚从1960年前后三年大饥荒中恢复，国事困境如临深渊。为加强战备，同时，也为了逐步缩小东西部生产力水平差距，以西南、西北为重点，将中东部地区的企业、人才、资金大批西迁。
除了“大三线”建设以外，当时还在一二线地区的山区半山区布置了“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由省级政府领导，主要生产步兵营连级的武器，目的是外敌一旦侵入中东部，由这些小三线企业为敌后游击提供武器支援。
据陈东林《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6期）介绍：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共计2052.68亿元；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这种农耕社会、自然经济时代的自闭式经济追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有国内资源可以调配，所有制形式只是国有独资，靠计划和行政命令、精神动员，注定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科学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同时，因为西部大工业生产需要的各方面要素缺乏配套，导致实际上开工严重不足，又因为忽视沿海更有潜力地区的发展，最终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最典型的是遗留下了东北问题。
东北在清末以来长期处于自主发展时期，物产丰饶，战乱较少，加上外国强力投资，因此曾经是中国唯一现代大工业基地，是初步形成完整经济体系的区域。如今已经没落到四线城市的吉林市，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3.4亿元，同时期的成都3.9亿元，而名声显赫的天津是4.07亿元，武汉3.28亿元。建国初期，国家为了稳定时局和经济重建，在“全国一盘棋”的理念指导下，开始用“一平二调”等方式迅速拉平关内外的差距。
随后，从1958年与苏联交恶开始，用指令性计划把东北的工业直接向关内搬迁。担任过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在回忆录中披露：“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我就感到东北的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如果能将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次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我们是拥护的。按照国务院的具体安排，从1964 年下半年即开始了支援三线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 年，东北地区迁住内地和正在迁住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 个，调出约8 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2.7 万人）。”这一点，在各种公开的报道中只单方面提及建国初期在东北的投资。以至于到了1979年，吉林市国内生产总值是24.7亿元，成都是41.4亿元，将近吉林市1倍，天津93亿元，武汉46.2亿元。
国家治理的正道在于中央和地方博弈中，双方找到利益的适度平衡，这才能更好地尊重当地人民的发展权、生存权，释放地方的活力和禀赋优势。
沉疴难起的东北问题，三线建设和拖延改革都是重要因素。
我曾经的工作单位后面，是一家从吉林敦化山区迁回城里的“小三线”企业，从军工企业转民办，技术和管理都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90年代已经破产。当时经常去那个厂区散步，管理模式的老旧，经营管理的低效，从墙上斑驳的锈迹就可以看出。
像这样的三线企业很多，经历了搬迁、合并、破产、重组、转让，终究是不可逆转地向厄运走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企业从三线地区迁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孩子已经在三线地区工作上班的，或者自己正好退休了，都走不了。当年户籍制度的严苛，导致了很多父母孩子至今两地思念。这些支援三线人员当年难以融入当地，返城返乡之后待遇难以保障，与故土文化仍旧是割裂状态。三线建设的第三代人，不会方言只会普通话，对自己成长的城市也没有归属感。
据知乎网友中一个三线子弟回忆：三线厂区有自己的党政文教卫生邮政系统，并且有厂区武装力量，与周边村民发生矛盾时，厂区往往会动用自己的保卫力量解决，完全不在乎所在地政府的心情。所以，当三线厂开始关停破产时，周边村民对三线厂下岗职工没有什么好感。我所知在山东、河南两地都发生过职工半夜偷村民玉米被人打死的情况，是1984年的事情。
不论是文化、情感还是经济，大三线、小三线，都像一片片飞地，一座座孤城，如今往往空余荒草寒烟。
三线建设，是群众政治运动的一种，毁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一些著名专家，民国和建国初期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响应号召来到科研和技术基础都非常薄弱的山沟、西部，把最宝贵的青春、才华和学识，耗在了低效、无效的国有企业中。国家的一个政策，影响了三代人的命运，许多三线人在问：“究竟人的命运是个人选择还是社会责任呢？”
支援西部有其必要性，仅就四川而言：抗战后期，尤其是美国没有明确参战并支援中国之前，中国的抗战非常困难。据统计，1941年到1945年，财赋重地尽失的国民政府从四川收谷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的财政开支，四川承担了30％以上。抗战后期，四川连年旱灾，蒋介石不得已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呼吁四川人民体谅国家困难，踊跃捐献军粮，这实际上就是在向四川乞讨。可以说，抗战惨胜得十分侥幸。
但是，就算是为了再次备建大后方，也只能循序渐进，依托市场手段和经济政策，而不是出于短期目的和意识形态争端的行政手段。一个地方有了对人口的需求，对移民的诱惑，人口自然聚集，物质和精神文明自然兴旺起来。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下南洋，都是民间自发的需求，加上政府的默许、引导和鼓励，即使是在古代，也没有多少强制性的政府移民可以成功。
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极少数偏僻山区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以外，全国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天无三日睛，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长期以来外人对贵州的印象，如今的贵州已经出落得光彩照人。以人口计。2018年各省生育率排行，吉林、辽宁、黑龙江依次位居倒数第2、3、4位。以经济增长计，2018年有18个省份的GDP增速超过了全国水平——西部有贵州、西藏、云南、陕西、四川、青海、宁夏、广西。其中，贵州和西藏以9.1%的增速并列第一，而遭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最全面、最长久的吉林、黑龙江、辽宁，2018年31省区GDP增速排行榜上位居倒数第2、3、5位。
早在1961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不能搞违反群众意愿和群众路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他说，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大呼隆’违反群众意志，群众是勉强、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热闹”，“有些群众运动往往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温铁军认为：
从1949年到2009年，我国已经发生过8次经济危机：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发生的危机；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所体现的危机；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危机。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承担了工业文明的代价。
中国经历多次危机，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路线，是中国文化韧性一面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民理性和常识的胜利。
发展，不一定也没必要总是牺牲一部分人去实现其余人的幸福。
冷战是人类的悲剧，三线建设是和冷战大背景分不开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与世界上两大强权集团同时决裂？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奉行灵活务实的和平外交政策，逐步消除意识形态之争的干扰，党际交往与国家外交不再捆绑，并且准确预判到国际和平是主流，赢得了40年的发展机遇。
如今21世纪都已走过19个年头，人类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智慧都已经高度发达，和解、包容、妥协与共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为什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苏格兰公投得到平稳着陆，而没有演变为英国国内战争、肃反和大搜捕？为什么法国和德国和解并形成了欧盟大联合？
承认和尊重差异是理解与和解的基础，立足国内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国内、国际和解与妥协，中国能做到，也能做好。
回首间，那些三线子女也已经人届中年，蹉跎忽已百年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