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读《史记》时，很是疑惑司马迁为何没有在《刺客列传》中写入要离刺庆忌一事。此次行刺事件紧承专诸刺王僚，且赵晔能够获得的史料，司马迁没理由看不到。春秋事迹距汉久远，敏感性降低，并不存在司马迁死后被删减的问题。
若要理解这一矛盾，便要先思考清楚司马迁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得清楚，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这部历史巨著并非单纯资料汇编，而是要承载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使司马迁的思想流传后世。因此个中褒贬，选材取舍，是要符合太史公的价值观的。
《刺客列传》中的人物，以豫让为代表，为主复仇，舍身取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五人的共同特征是，以自己一身一命为代价来实现人生理想，并不会伤害至亲之人。豫让漆身吞炭，仅限己身；聂政为不连累家人，自毁其面。这是司马迁所理解的真性情，大丈夫。而要离为能在阖闾处建功立业，要求阖闾杀其妻儿，以获取庆忌信任，这已经超出人类底线，即便要离称得上“刺客”二字，也绝非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为主旨的史书中应收入的人物。
且正如伍子胥所说，“今复欲讨其子，恐非皇天之意。”刺杀王僚后复图其子庆忌，本就缺乏正当性。阖闾以武王杀武庚来解脱，其实没有根据。帝辛自焚后，武王复封武庚管理商朝故地，武王死后周公旦逼反武庚，才有了二次征伐的理由，可见收拾人心需要极长的历史周期和极强的耐心，这与杀庆忌毫无类比性可言。阖闾如此草率地收拾乱局，恰为之后夫差败局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