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靖康稗史笺证》，据传是施耐庵作的汇编。根据此书的描述，我们后人视为国耻的徽钦二帝北狩，在当时的部分汉人看来，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甚至有泄愤的心态，这却是正史中肯定读不到的。
南宋人将此现象以及北宋灭亡归结为王安石变法，北宋朝廷带头抢钱。这也使得南宋政府吸取教训，南宋民间工商业非常发达。这种归结方式，使得新法领军人物王安石及吕惠卿在历史上极不受待见，一代大儒吕惠卿的传世著作屈指可数。
然而否定一件事物，首先要寻找其渊源。北宋政府也不是凭空产生变法念头的，必然是要解决一些问题。而新法指向的问题，恰是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中华文明便面临的问题，从宏观上讲，这是文明发展的瓶颈。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虽然反对得有理有据，却也没有突破瓶颈的纲领。
因此，司马光预见到的新法会带来的后果，未必是王安石及新法导致的，却是其《资治通鉴》中可以推导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