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北宋，历届政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非战争状态下加强中央集权。本来自隋炀帝开创科举之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是问题。因为人才的选拔与任命，在科举制度下归一于中央政府，因此任何人的仕途均取决于中央即皇帝一人，皇帝可以通过整个文官政府来掌控国家。
然而在安史之乱之后，理论与现实相脱节了，科举制度并非万能。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来实现对社会的更强的掌控，而这一尝试，自然是要付出成本。且自然规律是，始作俑者与最终承受者经常并非一代人，王安石等新法实施者间接促成北宋灭亡，但他们这代人并不会亲历。
这一有趣的规律，“保障”了始作俑者可以放开手脚促成不利后果的发生，而不必遭现世清算。这也客观上加速了社会资源流动以及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