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力老师是我在高一下学期及整个高二的语文老师。
之前,何野老师和陈国基老师先后给我们2班讲课。他们两位各有特点。何野老师年岁较大,个头较高,皮肤较黑,身板结实,有点屠夫的样子,咋看起来比较凶恶,其实为人十分和善,课讲得非常好。他一口浓烈的仙桃或荆门一带口音,说到这里,奇怪得很,29中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南腔就是北调,没有一个讲普通话,陈国基讲一口纯正武汉话,张一力是河南腔加一点普通话调子,不伦不类的。
何野老师讲课时不紧不慢,一字一句,抑扬顿挫,条理清晰,分析起来丝丝入扣,尤其讲解古文,我觉得29中无人能及。他通常是先自己吟诵一遍,再给予逐条解释。吟诵时摇头晃脑,身子也随之前倾后扬,颇有老夫子之风。
陈国基老师个头矮小,估计只有一米五左右,且身躯较长,四肢较短,面部凹陷,有点兔唇,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弱智加侏儒。然而,我最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课讲得好,讲得精彩生动,声若洪钟,讲到来劲的时候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专注。有时,配合课文的情节和场景,他还会加以模仿,跟演小品似的。譬如,在讲到鲁迅的一篇散文时,他一边用纯正的武汉话朗诵课文,一边做起模仿秀:“下了命令要挂旗。于是,他回答,挂旗!说完扯起了一块斑驳陆离的墙布来。”他一手向上伸出,一手在腰间,模仿竖竹竿的姿势,我们在下边哄堂大笑。
至于张一力老师的课,说实话,谈不上出彩,过于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没有陈国基老师的激情和何野老师的老夫子味道。然而,他的课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视野开阔,不囿于课文范围,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令我们得到不少课文外的知识和见闻,只是有时难免跑题。譬如,在学茅盾的名篇散文《白杨礼赞》时,他讲着讲着,转到自己在河南老家的往事,说家乡有很多白杨树,小时候经常爬树玩,还拿白白的树皮练习写字,但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殆尽,不仅白杨树,所有大一点的树全都遭殃。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显露一丝忧伤的神情。我多少感到惊讶,因为以往还从未听说有关大跃进的负面说法,只是从课本上得知那场运动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
张一力老师的面相跟何野老师有点类似,形凶实善,外刚内柔。我在前面说过,他对我的偏爱,甚至达到包庇纵容的地步。恢复高考后,作为学习尖子,我得到诸多老师的格外关注和眷顾,如张勇、赵文琳、陈庆兰、黄少成、陈国基和黄启刚等,但他们都不如张一力老师来得厉害,且表现得如此公然昭彰,似乎从不掩饰遮拦,以至于不少学生和老师为之侧目。三十多年过去,借此小文,我向各位同窗郑重道歉:独享老师恩宠,虽非本人之过,但我也不免因此而轻狂跳欢,得意于一时。回头再看,不禁哑然,更且盗汗。
偏爱之一:张老师总喜欢在班上展示我的书法和作文,在他眼里,我的字文出类拔萃,堪做楷模。
偏爱之二:张老师对我给予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厚望。国人爱说望子成龙。他跟我说过,他自己的那个宝贝独子太不争气,无心向学,熬到高中毕业就急不可待地去工厂了。因此,他对我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这句话是毕业时师母在其家宴上亲口说的。确实,张老师在课外常找我单独辅导或谈话,特别在作文上,对我下了很多功夫。我后来到一些中学担任义务辅导员,接触了不少语文教师,仍觉得张一力老师的作文教学是最好的。一想起自己二十多年的文字生涯,内心总是充满对恩师教诲的无限感激。
偏爱之三:我得到金榜题名,张老师大喜过望,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中举那般兴高采烈,没过两天就送我一本高级笔记薄和一支上海英雄钢笔。后又请我去他家吃饭,慈眉善目的师母做了满满一桌菜,张老师忙不迭地给我斟酒,夹菜,甚至递烟。师母笑眯眯地说,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学生被张老师请到家里吃饭的。赴上海念书前,张老师又请我一次,这次还有朱伟。我在文科班时跟朱伟的关系非同一般,武汉话叫做“亘(gen,第三声,“完整”之意)脑壳”。张老师爱屋及乌,对朱伟也青睐有加。
以后,我每次回汉差不多都会去张老师家拜访。而他也总是以佳肴美酒相待。我参加工作后,给他送过几次北京土特产、云南香烟(当时京城十分流行)和四川名酒。对于烟酒,他总是嗯嗯两下,照单全收,须知,他可是个烟不离手的十足烟鬼吗,同时,他也十分好酒,师母说他每天都会自斟自饮喝几杯;而对于特产,他总是说不必客气,我只好笑着说这是给师母的。
哪一年记不清了,我再去拜访他那位于硚口区中山大道上段的家(印象中离姚小宁家很近),不料他已搬家,而新址不得而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张老师。
多年后,朱伟同学到珠海,告诉我他时不时还跟张老师有联系,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我为此深感不安和内疚。八十年代末的一天,朱伟电告我张老师病逝的消息,我当时正在东北出差,公务在身,无法赶回武汉,只能叫朱伟代我向师母致哀并安慰。
多日后,我回到珠海,朱伟到我家讲述了张一力老师去世前后的一些情况,说他是肝癌晚期兼动脉硬化,我立刻想到家境不富裕的他长年嗜饮高度数劣质白酒,抽劣质香烟,兼且郁郁不得志,无论自己还是宝贝儿子,不胜嘘唏感叹,嗟乎!
每个人都有年少回忆,这种回忆最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