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力老师是我在高一下学期及整个高二的语文老师。
之前，何野老师和陈国基老师先后给我们2班讲课。他们两位各有特点。何野老师年岁较大，个头较高，皮肤较黑，身板结实，有点屠夫的样子，咋看起来比较凶恶，其实为人十分和善，课讲得非常好。他一口浓烈的仙桃或荆门一带口音，说到这里，奇怪得很，29中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南腔就是北调，没有一个讲普通话，陈国基讲一口纯正武汉话，张一力是河南腔加一点普通话调子，不伦不类的。
何野老师讲课时不紧不慢，一字一句，抑扬顿挫，条理清晰，分析起来丝丝入扣，尤其讲解古文，我觉得29中无人能及。他通常是先自己吟诵一遍，再给予逐条解释。吟诵时摇头晃脑，身子也随之前倾后扬，颇有老夫子之风。
陈国基老师个头矮小，估计只有一米五左右，且身躯较长，四肢较短，面部凹陷，有点兔唇，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弱智加侏儒。然而，我最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课讲得好，讲得精彩生动，声若洪钟，讲到来劲的时候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专注。有时，配合课文的情节和场景，他还会加以模仿，跟演小品似的。譬如，在讲到鲁迅的一篇散文时，他一边用纯正的武汉话朗诵课文，一边做起模仿秀：“下了命令要挂旗。于是，他回答，挂旗！说完扯起了一块斑驳陆离的墙布来。”他一手向上伸出，一手在腰间，模仿竖竹竿的姿势，我们在下边哄堂大笑。
至于张一力老师的课，说实话，谈不上出彩，过于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没有陈国基老师的激情和何野老师的老夫子味道。然而，他的课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视野开阔，不囿于课文范围，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令我们得到不少课文外的知识和见闻，只是有时难免跑题。譬如，在学茅盾的名篇散文《白杨礼赞》时，他讲着讲着，转到自己在河南老家的往事，说家乡有很多白杨树，小时候经常爬树玩，还拿白白的树皮练习写字，但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殆尽，不仅白杨树，所有大一点的树全都遭殃。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显露一丝忧伤的神情。我多少感到惊讶，因为以往还从未听说有关大跃进的负面说法，只是从课本上得知那场运动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
张一力老师的面相跟何野老师有点类似，形凶实善，外刚内柔。我在前面说过，他对我的偏爱，甚至达到包庇纵容的地步。恢复高考后，作为学习尖子，我得到诸多老师的格外关注和眷顾，如张勇、赵文琳、陈庆兰、黄少成、陈国基和黄启刚等，但他们都不如张一力老师来得厉害，且表现得如此公然昭彰，似乎从不掩饰遮拦，以至于不少学生和老师为之侧目。三十多年过去，借此小文，我向各位同窗郑重道歉：独享老师恩宠，虽非本人之过，但我也不免因此而轻狂跳欢，得意于一时。回头再看，不禁哑然，更且盗汗。
偏爱之一：张老师总喜欢在班上展示我的书法和作文，在他眼里，我的字文出类拔萃，堪做楷模。
偏爱之二：张老师对我给予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厚望。国人爱说望子成龙。他跟我说过，他自己的那个宝贝独子太不争气，无心向学，熬到高中毕业就急不可待地去工厂了。因此，他对我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这句话是毕业时师母在其家宴上亲口说的。确实，张老师在课外常找我单独辅导或谈话，特别在作文上，对我下了很多功夫。我后来到一些中学担任义务辅导员，接触了不少语文教师，仍觉得张一力老师的作文教学是最好的。一想起自己二十多年的文字生涯，内心总是充满对恩师教诲的无限感激。
偏爱之三：我得到金榜题名，张老师大喜过望，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中举那般兴高采烈，没过两天就送我一本高级笔记薄和一支上海英雄钢笔。后又请我去他家吃饭，慈眉善目的师母做了满满一桌菜，张老师忙不迭地给我斟酒，夹菜，甚至递烟。师母笑眯眯地说，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学生被张老师请到家里吃饭的。赴上海念书前，张老师又请我一次，这次还有朱伟。我在文科班时跟朱伟的关系非同一般，武汉话叫做“亘（gen，第三声，“完整”之意）脑壳”。张老师爱屋及乌，对朱伟也青睐有加。
以后，我每次回汉差不多都会去张老师家拜访。而他也总是以佳肴美酒相待。我参加工作后，给他送过几次北京土特产、云南香烟（当时京城十分流行）和四川名酒。对于烟酒，他总是嗯嗯两下，照单全收，须知，他可是个烟不离手的十足烟鬼吗，同时，他也十分好酒，师母说他每天都会自斟自饮喝几杯；而对于特产，他总是说不必客气，我只好笑着说这是给师母的。
哪一年记不清了，我再去拜访他那位于硚口区中山大道上段的家（印象中离姚小宁家很近），不料他已搬家，而新址不得而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张老师。
多年后，朱伟同学到珠海，告诉我他时不时还跟张老师有联系，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我为此深感不安和内疚。八十年代末的一天，朱伟电告我张老师病逝的消息，我当时正在东北出差，公务在身，无法赶回武汉，只能叫朱伟代我向师母致哀并安慰。
多日后，我回到珠海，朱伟到我家讲述了张一力老师去世前后的一些情况，说他是肝癌晚期兼动脉硬化，我立刻想到家境不富裕的他长年嗜饮高度数劣质白酒，抽劣质香烟，兼且郁郁不得志，无论自己还是宝贝儿子，不胜嘘唏感叹，嗟乎！
每个人都有年少回忆，这种回忆最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