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不听王猛的临终劝阻而执意对晋发动战争，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给苻坚发出了错误的反馈信号，另一方面是东晋自王敦以来的多轮叛乱，让苻坚对困难预估不足。然而人生于天地之间，判断与见识当然要受所处宇宙空间的局限。事后来看，杨广灭陈似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么没理由认定杨广能够成功的事情苻坚便一定失败。彼时彼刻的苻坚，更可能认为划江而治才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一方面，事后慕容氏和姚氏的迅速反叛，说明苻坚先前的胜利仅仅带来的形式上的统一，一个散沙社会即便人口数字庞大，也是没有有效动员能力的。原子化散沙互害人口只会让雄主苻坚的大业轰然坍塌。另一方面，也同苻坚的运气有关。彼时的东晋恰处于旧军阀桓温过世、新军阀桓玄和刘裕尚未崛起的短暂空档期，而东晋王朝的凝聚力也仅仅存在于这一空档期中。《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一是指语言的局限，无法表征事物的全貌，其二是指语言本身并无意义，是语言所指向的事物赋予了语言以意义。然而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导致语言文意随之变化，带来语言的变种、消亡与新生。据《世说新语》佚文记载，王猛曾举例规劝苻坚：“比如“大学生”这个词曾经至少还算是个中性词汇，然而随着我大秦大学扩招，这个词迟早会变成一个恶搞词汇，专指既缺乏对自己母语的深度理解和敬畏、且对每天背诵的外语也一知半解浮于表面假装精通、同时以物理不及格的成绩参与我大秦科技研发赌国运的这类人群。这并非“大学生”这三个字的字体字形产生了变化，而是其指代对象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如果期许用这个群体赌上国运发动对晋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语言如此，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如此。苻坚没有听从王猛规劝，而是以王敦、桓温可以轻易攻入建康城来理解东晋国力，且正确地认为桓温的继任者桓冲能力远不如桓温，在此认知之上骤兴戎事铸成大错。然而历史在另一走向上也未必不错。如果没有淝水之战，慕容垂、姚苌卧榻在侧，内战早晚爆发。如果淝水之战功成，正可以借余威延缓内战到来，我想这也可能是苻坚的考量之一。淝水之战的失败一方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而胜利一方的亡国也正是基于这场胜利。东晋朝廷在虚幻的胜利中对门阀势力的处理已经进退失据，终在桓玄和刘裕的双重打击之下步前秦后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