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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24岁时过世，作《周易注》时大概20岁左右。这本书同《老子注》一起，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也使王弼顺理成章成为两汉经学转向魏晋玄学阶段的核心人物和思想原点。 继续阅读“王博远：王弼乃经学转向玄学阶段的核心人物”

历史学家黄云眉认为既然邵晋涵已经著有《尔雅正义》，那么郝懿行便不应再耗资源另著《尔雅义疏》，只需要以补正的形式列出邵书的不足即可。诚然，一部传世著作的产生，并非以作者一人之力，而是要在当时社会学术氛围的背景下，利用已有文献，吸纳社会学术资源，并会一定程度阻碍后世出现更为完善的著作，创造价值的同时毁灭价值，引领文明的同时将文明带入瓶颈。 继续阅读“王博远：郝懿行《尔雅义疏》与邵晋涵《尔雅正义》”

郑樵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秦始皇究竟是否焚书，焚了多少书？二是为何会有“穷经而经亡”的情况出现？

我们读南北朝乃至隋朝典籍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在雕版技术产生之前，书籍保存难度大，可是我们能够读到先秦《孟子》的善本，却很少能够窥览南北朝乃至隋唐典籍的全貌。甚至像《谢宣城集》这种号称完璧的典籍，也存在着大量的佚文。一方面，由于侯景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使得大量古籍灰飞烟灭，但是另一方面，《论语》、《孟子》这样的先秦儒家典籍能够保存完好，是否能够说明一点，即秦朝即便存在焚书坑儒，也远没有后世想象得那样惨烈。焚书所指向的对象是儒家典籍，但是除了被后世篡改得一塌糊涂的《尚书》之外，其它典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由于秦朝以法家立国，且秦朝儒生的确存在一些内在缺陷，使得秦始皇认为为了维系立国之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社会运行切割开，因此，焚书只是象征性地宣誓这种切割，并没有对儒家典籍赶尽杀绝。至于这种切割是否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了致命缺陷，这涉及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即你需要你所反对的事物来弥补你自身缺陷，即便你反对的事物存在更大的缺陷。这种共生关系若被打破，则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会是非常惨烈的。

中国历史上重大毁书事件无数，让我们这种自诩为读书人的每次回想起来便痛心疾首。然而，换一个侧面，是否一个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典籍的湮灭便会像森林大火一样无可避免。虽然这会造成文明的衰退乃至今时今日的文明断裂，然而这也能反向冲击文明发展到极致产生的垄断对后世文明发展带来的抑制，即文明衰退是文明重生的前提！

 

北魏六镇之乱，究其根源，是因为北魏之前汉化过快，使得北方汉化未深的戍边将士被迅速边缘化，由此产生的打破既有汉化进程的反向平衡。我们读历史会知道，无论是哪个方向的运动，都很难用对错这种是非判断给出定论，汉化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过快的单向运动一定会带来社会承载力失衡，由此要由剧烈的反向运动加以平衡。六镇之乱后，平定叛乱的尔朱荣进京，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河阴事变，太后皇帝以及数千王公大臣被尔朱荣诛杀。读历史书读第一遍的时候，会认为尔朱荣过于残暴，实属董卓在世，其下场有以也。然而书读百遍之后，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任何历史事件，在其背后的决定性原因之外，一定会涌现出众多的表面现象将该决定性原因加以遮掩，使得该因素得以孕育发展，最终促生该历史事件的必然发生。对于六镇之乱，表面现象上是胡太后淫乱后宫，弑帝立幼，诸位大臣助纣为虐，促成叛乱发生。虽然没有上述现象，六镇之乱也必然发生，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从现象上建立这层因果关系也没有问题。因此在平定叛乱之后，尔朱荣便面临一个选择，是要继续维持这个千疮百孔的官僚体系，还是摧枯拉朽破旧立新，即便新在很多方面不如旧。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能说该反向运动过于残酷，代价过于惨烈。但是，对于被杀戮的数千王公大臣，也很难说自己是无辜的。正如对于计划生育强制堕胎这等反人类罪行，面对即将到来的偿还周期，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可以辩解称自己没有亲自动手参与强制堕胎，但若是辩解称自己是无辜的，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六镇之乱后，北朝分裂并最终实现汉化，而南朝在侯景之乱后衰落，因此对于六镇之乱，也可以从某一层面上理解成进化前剧烈的自我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