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 — 美国民企SpaceX登陆火星告诉我们，经济生态必须和谐共生

美国东部时间2月6日15:45分，太空探索公司SpaceX成功发射猎鹰重型火箭。这无疑是献给中国春节最大的爆炸性新闻。猎鹰重型火箭的成功发射意味着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个新开端。其实，这不是孤立的事件，SpaceX和著名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都是民营企业，都名列被美国宇航局选中进行火星殖民地设计的六家公司之中。请注意，这不是一般的探测和登陆，是重大商机，甚至可能是外星移民，是美国人民的未来。

2011年12月5日中新社华盛顿消息，美国宇航局5日发布声明宣布，该局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证实了太阳系外第一颗类似地球的、可适合居住的行星。这颗行星的表面温度约为21摄氏度，非常适宜生物的居住。此外，开普勒科学队副队长纳塔利·巴塔尔哈说，这颗行星处在“可居住带”之中，它上面可能存在液态水，而且这颗行星环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星球运转。该行星被命名为开普勒-22b (Kepler-22b)，距离地球约600光年。

复旦大学蒋青云教授说：“在公认的国家垄断领域——宇航，企业家精神同样有发挥空间啊！”

2011年，SpaceX公司总裁马斯克曾发表“让人类变成多星球物种”的主题演讲，推出了用于人类火星殖民的“火星运输系统”。7年过去，被常人嘲笑的吹牛初步成真。他生来就是带着人类做梦的。相比中国、俄罗斯、欧洲的国家行为，马老板的火箭超级便宜，走的还远，运的还多，太空广告、发射市场、太空旅行等一系列市场都要洗牌。

SpaceX公司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即使在商业环境非常成熟的美国，也是航天的“体制外”。但是，作为“体制外”有其独特优势，马斯克可以用超出行规的高薪挖来航天圣手，不必按资排辈，不必在乎职称、学历，仅仅为了技术本身，一起共谋人类的未来。而美国政府“重商”不忽悠，不会因为民营企业抢了央企的订单就被打压，甚至投入大牢。

这就是自由的伟力、市场的力量、民营经济的素养，最成功的民间宇航壮举，让狡辩“关系国计民生重要领域、国家核心技术领域必须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甚至喊出“打倒私有制”的人无颜存世。汗牛充栋的实例都告诉我们，只要制度和文化科学，民营企业没什么不行，让计划经济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有企业才是国家放心的依靠”的愚民言论早被识破。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让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保持合适比例，确保经济生态的和谐共生，健康自然，是理性的选择，下面我要介绍一下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民营经济的自然属性、外资企业的国际属性，就可以一眼击穿东北社会生活和营商环境因何而来。

东北之殇，是低效低能的国企和政府塑造而成，这一点已经没有异议。国有企业的属性主要是政治属性，说通俗了，国企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充分主体，想要充分，必须深度改革。

吴晓波在讲座《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制度以及国有企业思想的形成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中央帝国的兴起而形成的。国有企业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央集权就必须保持对地方的控制、对全民思想的控制、对社会精英的控制、对经济主体的控制。而国营企业的基础、主导作用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和放大。

在最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国有企业，这成为通用辩词。但是，在那些领域保留国有企业，保留多少，如何运营，政府和国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国企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共存共荣状态，却少有人深究。

国有企业，既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就应该全民具有充分的知情权，这个知情权要高于对政府的知情权。可是，不要说详尽、及时的知情，即使是利润，也没有让国民切身感受到国企“业绩辉煌”带来的好处。

国有经济有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能够迫使政府给予央企、国企以更多的政策利好创造所谓“国企成就”，以此证明央企、国企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进民退已经成为事实，依靠国家巨大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违反市场原则开荒拓地，逼得民营企业和外企日渐衰落甚至出逃。

但是，现实是，社会舆论对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阻碍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他们空耗社会资源和民众信任，占尽资源、政策优势，却没有与高投入相称的收益回报。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打着国家利益旗号背后多是私利。政府权力几乎都是通过危机来扩张的，每次经济危机都能创造机会给政府提供理由去扩张自己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张维迎：《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基本上都是私利》，《东方早报》，2010年9月8日）。

传统产业比重过高，导致东北经济急剧下滑，而政府投资的国企往往都集中在传统产业。东北三省国有经济比重都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些已经丧失市场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仍然没有重组或出局，再兴旺的民营企业却只能给国有企业跑“龙套”，只能是依附和寄生。

有人混淆逻辑，说是国企办社会是对职工负责，民营企业不办社会，岂不知，办社会本来就是企业纳税交给政府，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企业办社会不仅办不好企业，事实证明，也办不好社会，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

至于国有企业的基础作用，很多也站不住脚。保证行业健康稳定，加强政府对行业的掌控，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现象。这些，只要有有效政策的引导和监管，其他所有制一样可以做到，却被说成只有国企能完成。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恰恰是政府瞎指挥、渎职浪费的借口，没有多少办大事是必须由国企代劳的。国有经济官僚化，效率低，严重的行政垄断导致行业不能充分竞争，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水平低下，恰恰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比如，互联网行业就没有规模以上国企，因为这里需要效率，需要高速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应该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这个范围是非常狭小的。只能限于保障国家安全、掌握少数国家重要能源、提升国家最核心的科技水平，以及确实没有盈利能力的公共设施建设。国企改革几十年盘桓不前，就是因为迷信权力和行政的力量，不肯从心理上认同民营企业的同等国民待遇，不相信民营企业对国家的忠诚，不肯相信完全自由的竞争环境和完全规范的法制环境的功效。世界上太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中一样是国家的依靠，“市场失灵”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引导、产权界定与规范交易来规避。我们不能只谈市场失灵，却避而不谈政策失灵及其巨大代价，政策失灵需要精准的数理统计和成本评估。

（低效率的国企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数据：国资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

东北振兴再出发，国企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关隘。

但是，为了政治正确，宁可耗资巨大，也要看着大量僵尸企业寄生在主要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财政收入上不死不活。

据华夏时报记者石省昌 1月初北京报道，据统计，近期已有10家左右的国企上市公司密集收到处置“僵尸企业”政府补助，主要用于职工安置，补助金额在千万元至上亿规模不等。这波始于2017年上半年的“僵尸企业”处置补助，自2017年12月开始加速发放。如何将这批下放的补贴花在刀刃上，是市场关心的问题。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此前报道，制造过剩产能、占用信贷资源、累积金融风险，“僵尸企业”已经成为了阻碍行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病毒。而在A股市场，为数不少的“僵尸企业”则通过政府补贴、保壳等种种手段“赖在”A股市场不走，持续享受融资便利。

民营经济是当前中国最可信赖也最可珍惜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依托。因为发自民间，出于人类天然的创富和追求幸福的冲动，所以，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天然契合，与人性更自然地匹配。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最富活力、最具潜力、最有创造力的部分，是繁荣城乡经济的有力支撑，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更是功勋卓著。

据2017年4月《民银智库研究》第57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2015年数据，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率高达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90％在民营企业，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比超过50％。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迅速发展为2015年的50％以上，河南、浙江、辽宁、河北、福建等省份的民营经济产值超过60％，甚至高达70％以上。民营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成为我国主要的税收主体来源，就业的主要承载主体。

民营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现在他们实力强了，开始有能力做到关注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民营企业参加扶贫、教育、医疗、捐赠等各类光彩事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优于国有企业。《2016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年度报告（CICSR）》报告显示，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优于国有企业。2016年11月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民营企业成为捐赠主力军，其捐赠额占企业年度捐赠总的的52．24％，较国有企业高出19．47个百分点。

尽管民营企业还有缺点，但是民营企业时间短，扶持远远不够，自求生存尚难，应该给予足够支持和科学引导，给时间，给耐心，给信任，一定会全面超越国有企业，成为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

自古以来，民营经济一直如地下河潜行、暗涌。

改革开放以前，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榨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新中国建立后，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民营经济几乎完全消失。

东北在古代，有过渤海国、辽帝国等多个繁荣时期，但是，东北的地缘政治和文化特殊轨迹，让这些经济存量多次消灭。

张作霖时代，民营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是随后的伪满时期的统制经济，让民营企业受到压制。建国后，东北却迎来了比关内更深刻、更漫长的计划经济，一直到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

所以，东北是中国民营经济最薄弱的地区。

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带路人，是冲破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束缚的先锋力量。从客观上，不仅带来国外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从外力强制半强制地教会了中国企业界学会契约意识、国际规则、法治精神，是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世界主流价值观和商事规则对接的桥梁，也解决了大批就业。外企对于中国若干先进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东北是世界重大文化漩涡之一，来自东西方的文化在远古、中古时期就便利地交汇，这里是蒙古汗国等超级帝国的肇源地，并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界。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初到20年代，东北是国际化的前沿，相较上海也有着更国际化的优势。改革开放后，东北的外企发展不够迅猛，近年更显萧条，这深刻影响了东北的社会观念和营商环境。

近年来，随着越南“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其他国家生产成本低于中国，大陆的台资和美资、日资等外资企加快了撤资、转移的步伐。

2018年1月7日，位于苏州的世界五百强的日资巨头——日东电工苏州工厂宣布将于1月份停产，2月份开始解除合同，正式退出中国市场，这种一夜搬空厂房和设备的方式，就是所谓“日资撤离模式”。17年来，公司曾在苏州投资130亿日元，鼎盛时期员工达5500名左右。

知名外企的出逃，就是中国千万家庭的悲剧，可是，我们却听到了民粹主义的狂欢——“苏州不需要底端产业！这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被淘汰了活该！租不起工厂的滚出苏州！苏州是历史古城，发展旅游业，再卖卖房子，完全可以做金融中心！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未来！底端产业快点滚！”

耐克、阿迪达斯、联建、宏晖、飞利浦、普光、LG、华尔润、诺基亚、紫兴、希捷、及成…..这一长串逃离的名企，却没有阻止人们对城市的兴旺之本——制造业的遗忘，忘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迷茫和困顿。

微信公众号“海外自由录（hwzyl2016）”在文章中指出：“十多年的土地财政，已经让地方政府失去了个世纪90年代招商引资的动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爱来不来”，“好走不送”，已经成为他们对待外资的态度。”

文章更忧心的是：这些流失的，正是40年改革开放沉淀的精华部分。

文章说，这些外资企业撤离后，不仅意味着该企业的员工失业，更意味着依靠其生存的整条产业链被斩断，大一片同胞将要失去饭碗；他们也看不到，目前很多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我们中国仅仅是学到了皮毛，处于卖苦力、代工的水平，产业升级远远没有完成，外资的撤离，让我们失去了最后学习的机会，成为闭门造车、夜郎自大的梦想家。

更可怕的是，外资撤离让我们失去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和思维，从狭隘到开放很难，但是从开放到狭隘就在一瞬间！失业不可怕，冬天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正在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愚昧，这是无法治愈的硬伤！

据“问卷星”2018年“应届大学生择业倾向”分析报告显示，大学生不再青睐外企，而是热衷于“国企”、“民企”。

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 / 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克（俄）所著的《叶利钦传》里写到：

当叶利钦第一次访美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他让车队随机停在了休斯顿街头一家极其普通的超市门前。当他进入超市，看到里面玲琅满目的商品，各种肤色的购物者悠闲从容的生活状态时，他无语地走回了自己的汽车，然后躲在一个角落抱头痛哭……

民主，多元，个人自由——这是叶利钦的经历，也是我自己的亲身感悟。

相比植根本土的国企、民企，外企文化对中国是多么重要，对改革开放事业是多么必须。

外资撤离绝不仅仅意味着4500万人或将失去饭碗，数亿人生活巨变，更意味着中国的未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97亿，对比11年3269.81亿这一数字，短短五年时间便下跌了62.94%。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余永定忧心地指出：我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资本外逃。余永定说：“1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实际是吓死人的。”

1月8日的微信公众号“经济学杂谈”刊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七点思考，文中说：现在大量资本外逃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是正利率，国外是负利率，而中国的资金往外跑；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国外社会动荡，又是恐袭又是枪击，但中国人却在大量移民。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在这些人心中，中国的风险比外国更大。在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大量外逃的同时，国有企业也不干活了，整体政治学习，坐吃山空。

回溯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规律就是两个字：“循环”，四个字？那就加上：“惯性”。“祖宗之法不可变”、“稳定压倒一切”。有人宁可放弃自由、民主和人权，说：“比起资本家的良心，我更相信国家的强制力度。”即使有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成功范例，也绝不相信法律，不相信经济科学，因为他们相信和习惯了权力和行政手段。

在国有体制的“温暖”庇护下，是东北人已经用脚投票，一定跟着资本走，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是更为客观的。

从2015年开始，海南省统计年鉴专门开始统计候鸟人口，当年的候鸟人数为115万。到了2016年，海南的候鸟人数已经超过121万，占海南省常住人口13.2%。

东北剩下了更多老人和低龄人口，2017年12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对媒体表示，“黑龙江是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最困难的省份，抚养比是1.3﹕1，而广东最高是9﹕1”。吉林和辽宁的情况也不乐观，分别位列倒数第二和第五，抚养比为1.47﹕1和1.64﹕1。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黑龙江省的养老金不仅当期收不抵支，且累计结余已经“穿底”。

1月中旬，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收缩型社会危机正在逼近，要警惕。他说：“黑龙江所象征的收缩型社会，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黑龙江称之为收缩型社会的前锋。我们这个社会在未来若干年将会遭遇的情况，我们现在从黑龙江这里就会看到。”

人口在收缩，政府却在扩张，其他各种需要拨款、补贴的事业单位、国企等还在嗷嗷待哺，东北尤其要缩减政府规模，缩减政府行为。

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已经对东北给出了清晰的诊断：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社会保障和民生压力较大、思想观念不够解放……

通过对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东北社会生活和营商环境硬伤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