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中是那时的武汉市重点学校，师资力量很强，而在敬业精神和对学生的眷爱方面尤为突出，教人终生难忘。
说到老师们对学生的种种好，高一期间尚不怎么觉得，是到了高二全国恢复高考、我们开始全心投入备考时才逐渐感受到的。
在读高一下学期时，1977年3月，郭沫若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科学的春天》，轰动全国，因为那时文革似乎还未结束，知识分子还属于臭老九，根本抬不起头。若干年后才得知是复出的老邓授意写的。这篇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文章见报后久，就有很多人猜测可能要恢复高考。果不其然，一个多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人们纷纷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我校随即召开了全校备考动员大会，在主席台后方的墙壁上，张贴着我用鸡蛋大的字抄写的《科学的春天》宏文。这差事是时任我班语文课老师的张一力（后来做高二文科班班主任）叫我做的，他觉得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开完会的第二天，我老爸特意去29中看我抄写的大字报，事先没告诉我。晚上放学回家，他将我批判一通，说字没练好就不要出去丢人现眼。老爸是我练习书法的启蒙老师，从手把手教我描红开始。在他眼里，我的字总是不咋样，这不足那毛病，至今都如此。
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做了发言（女同学代表好像是王军）。同学汪洪的父亲是我校教务长，代表学校发言，每次发言后都由老师率领全体学生高呼口号，搞得人人血脉贲张，情绪激昂，跟要准备奔赴战场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似的。
打这以后，我们就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准备之中。首先，为了照顾学习好的同学，学校安排了甄别测试，成绩好的前8还是前10名进入所谓的尖子班，我的记忆中除了本人，还有汪洪，胡卫东，胡为刚，胡家华，姚小宁，王军（女），朱小宁……后来，这个享受特殊眷顾的小灶班不断扩大，王传耀、彭军、戴敏、张克多、王绩、杨长林等等陆续加入，到了高考前三个月达到二十多人。
只存在两个多月的小班是不分文理科的，数理化和文科课程一起上，每天还要晚自习，课程密集，习题海量。那个时候，复习资料十分稀缺，正规的不正规的都如此，只能自行编写印制。我记得自编教材和资料的负责老师是张勇，他经常利用夜间休息时间埋头编写，有时亲自刻制蜡纸，我因字写得算好（嘿嘿），也经常被他拉去干活，刻了不知多少张蜡纸。那时，停电是经常的，没电的时候就在煤油灯下工作，后来教物理的黄启刚拿来几个先进而新奇的玩意儿：电石灯，靠乙炔块滴水产生的乙炔气体点燃，亮度高好几倍，简直就像几瓦的小灯泡了。只是乙炔块比较稀罕，一般人没有门路弄到。可29中有校办工厂，就由黄老师管着，所以不成问题。
对于小班里的这些所谓尖子生，学校当局及老师不可不谓呕心沥血地给予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培养条件。众多老师围着小班团团转，数理化课都由专题老师负责，如物理分为力学、电学，数学分为代数函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甚至张勇老师打算开基础微积分课，因为听说高考可能会考到，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实现。教过我们的老师至少十几位，我个人觉得讲课好的有：张勇，向希敬，黄少成，陈国基，赵文琳，陈庆兰，黄启刚，还有讲历史课的何老师，年纪比较大，忘了名字。作文方面张一力老师比较突出，他辅导过的学生都会突飞猛进，写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譬如我和朱伟。很多同学可能觉得我作文一贯很好，其实不然，在转到29中以前我是很讨厌作文的，写八股文还凑合，因为当学生干部多年，总是要动笔杆子的，但真正有创意有内涵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在小班时，这些老师除了讲课，还经常课外辅导学生，有时真可谓废寝忘食，殚精竭力，而这些劳作，没有任何报酬，如今做得到吗？印象之中最深刻的是张勇老师，也许他比较喜欢我，也许我是学校比较重视的所谓尖子生，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他时常单独找我辅导，单独布置习题，也就是“开小灶”。
他不光看答案是否正确，还要我讲述解题的思路，他时常说，不要做学习机器，要做学习的主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断提升思维水平，不断开拓思路，尽可能透彻地掌握原理，而不要沾沾自喜于得到正确答案，解题的思路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小班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他单独辅导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非常感激他，感激一辈子，须知，我从未报答过他，如现今的送礼乃至红包之类。高考揭榜后，我要他告诉我家里的地址，我好去拜访并答谢他。他一口回绝，面色不悦地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送礼？我告诉你，你金榜题名、数学考得不错，就是对我们做老师的最佳报答。这话，我更是铭记终生。多年后，我在京工作时，突然接到他的信函，说他在写硕士论文，需要两本书，要我看看京城能否买到。我去了王府井书店，很容易就买到了并邮寄给他。这算是我对他的一次小小报答吧，因为自那以后我们再无联系。
小班的特殊化一直有着诸多争议，我当时人在2班，但因小班优先，故而经常缺席2班的课。有时小班的课结束了，回到2班，这里的课还在进行，于是，进去，还是不进去，是个问题。班主任王明辉老师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行裁量决定。而我比较贪玩，便经常利用这个空档溜之玩也。按武汉话说，我是比较“跳欢”的，以至有的同学侧目以待。到了后来，备考气氛日益紧张，也很难潇洒了，张勇老师每次看到我玩，都会严词厉色地训斥我。
高二上学期末，小班撤销，全年级分成了理科班、文科班和普通班三类。第一班是理科班，第二班是文科班。一开始，我在赵老师带的理科班，因为我的理科成绩跟文科同样突出。我当时还搞特殊化：文理都上，两边听课。一个月左右下来，实在吃不消，就铁定心转到文科班了。为此，一些老师之间还发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如张勇、黄启刚老师支持我读理科，赵文琳和张一力老师则竭力要我去文科班，尤其张一力，甚至不惜告御状，几次找校领导说理。那时的老师爱学生、为学生着想之心切，由此可见一斑。
为我单独辅导者，除了张勇，还有好几位老师，首先是张一力，他对我的偏爱程度甚至达到包庇纵容的地步。我搞的几次影响恶劣的恶作剧，包括从三楼向马盛威泼水，都是他帮我捂着罩着，不然我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包庇者还有赵文琳老师，泼马事件，闹到学校最高层，张老师自是鞭长莫及，赵老师便挺身而出，除了为我说情，还找我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或许，我的前班主任王明辉老师也出过面帮我打马虎眼，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最终得以蒙混过关，未受处罚。当然，检讨书还是免不了的，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
那天晚自习，天气太热了，我们受不了，便打水降温，之后随手泼往楼下，殃及正在工作的马老师，实不应该，郑重道歉，绝不再犯。
我至今都觉得这是自己迄今写得最好的文章，虽然很短，有点像如今的小小说。
那一届29中高考的最终结果：各有20多人分别考上重点和一般大学，金榜题名总共有50多人，可谓战果辉煌。往后，武汉市第29中学的高考据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市重点学校的资格也被取消。哀哉！
全校庆功会上，我代表金榜题名的学生做了发言，下台后，张一力老师将我拉到一边，笑眯眯地悄声跟我说，我一直没告诉你：你那个检讨书我根本就没有交给学校领导。
枉费啊，我的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