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皇侃作疏，邢昺是很难看到全本的何晏集解的，也便很难有今日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论语注疏》。无论一个文明的内核多么优秀，其传承都不是必然的，一定要有一个个何晏、皇侃这样文明传承的载体来继往圣之绝学。
皇侃的《论语义疏》在邢昺《论语注疏》出现之后便于中土失传，近代才由日本传回国内，这并非说明皇疏价值有限，劣于邢疏。相反，能够作为邢疏的基础与重要渊源，正说明皇疏的价值以及历史地位。只是价值越大，越容易吸引、吸收、同化资源，作为母体孕育新一代甚至可以取代自身的著作，其价值本身为其寿命设置上限，这是宇宙法则在发挥作用而已。著作成为这种母体，皇侃并无遗憾。
自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倍受摧残，此文明的重要典籍《论语》也不可避免被强行曲解。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字面意思是，民众大多因循前人既定的道路，而不会主动思考并知晓道路背后的原理。这本是孔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描述，而在中华文明被否定的大背景下，这句话便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写照，句中“可、使、由、知”的意思被刻意扭曲。
衰落的文明能否复兴，当然取决于这个文明的载体。虽然现状并不乐观，但我们的文明一定盛产刘琨这类人，即便前路不明也依旧义无反顾。
王老师博学，文章历史跨度大，而且都有独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