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到：“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前几天，在一个企业家那里，听到了一位成功企业家在股市剧变无常的2018年的悲剧：因为2017年看着股市还不错，就与收购方对赌，以致几个月人生就跌入谷底，老婆孩子都走了，身无分文，自己的老员工骂声不绝，他的微信朋友圈也在那个日子停止。
我当时说，换做我，听懂了年初的新闻，就绝不会在2018年还搞什么并购甚至对赌，要么，卖掉走人，图个现金流，要么，稳健经营，求个立命处。
人，难以多方面周全，企业家奔忙于经营琐事，专注的往往是眼前利益，更自诩“远离政治”，而对社会运动、思潮流变关注甚少。虽然看饭局上也都是夸夸其谈，其实不必当真，毕竟他们主要精力只用于经营。在商只言商的往往走不好，当代的不谈，仅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悲剧史就足以为今人镜鉴。
我对民国经济史，尤其是东北史有多年专注，那些为今日中国人熟知的，如范旭东、卢作孚、周学熙、陈光甫、刘国钧、宋汉章、虞洽卿、朱葆三、黄楚九、张元济、古耕虞 、李烛尘、吴蕴初 、严裕棠、孟洛川、周叔弢、宋则久、侯德榜、刘航琛、王晓籁、刘歆生、穆藕初，就很值得研究。
东北，长期游离于中国有效治理范围之外，企业家的命运稍有不同，但近代以来则大同小异。他们很少被中国人熟知，这些人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变迁，当然更少有人深究，并系统描写。如：陈绍清、徐鹏远、张凤亭、诸汾泊、杜重远、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武百祥、王魏卿、周文富、牛子厚、王揆喜。
有国才有家，这话好比先有儿子，后有妈，毕竟在没有国家的部落时期，家，就存在了。虎豹豺狼、青蛙蟋蟀也有自己的家。还有一首歌《家和万事兴》唱的也是反逻辑——国强民才富。要论国强，当今中国最强，世界第二经济体，人民有没有世界第二富裕？
纪录片《振兴东北》的解说词这样写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东北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最发达、工业最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事实上把中国换成整个亚洲大陆都不为过。当时东北并不强，外敌环伺，日本、俄国还在东北生根发芽，难以驱逐。当时东北百姓在张氏家族统治时期谈不上富裕，但是比起当时的关内还是好过得多。孙中山当时慨叹：“我们搞三民主义这么多年，民生竟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了！”看来，花里胡哨的“主义”还不如张作霖的“吃饭主义”。
上面列出的那些关内外大企业家，他们的命运可以折射出民国时期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基本命运。有的，被土匪、日军或军阀杀害，比如傅巨川。有的被国民党高层斗争牺牲，如穆藕初。有的被革命、镇压，或者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被吓死、斗死，有的企业被公私合营“赎买”。有的，被富二代玩坏，如牛子厚。有的被帮会势力挤跨，如黄楚久。有的源于贪婪。而他们多多少少都存在文章开头的那位企业家的共性因素，就是对历史趋势、社会运动和时局变迁不够关注，不是大商人，眼光短浅，看不清大波段的历史。不是杜月笙，更不是李嘉诚。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2015年，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而在明年将又有4850家将满150岁生日，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将又会有7568家满150岁生日。
而在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是成立于1538年的六必居，之后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再加上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以及王老吉三家企业，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仅此5家。就这5个，因为经历过公私合营等多次变迁，其字号的传承性已经颇为可疑。
除了因为中国人做事特别喜欢求快，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极为严重，也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过于剧烈，经常是沧海桑田，归零再来。冲突各方一直缺少协商、妥协的有效途径和社会心理基础，更缺少制衡的科学设计和有效力量。
我也曾著文谈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学同仁谈论如何优化营商环境，但这都是末，不是本，根本地，还是要着眼于企业寿命的保障机制，才能为民族核心原创科技和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产生，创造百年甚至千年长程的保障。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防范洪水，根本的应该不是堵，而是疏，而是流域内植被的保护和发展。
中国思想界不缺学术，缺的是常识，是良知。让经济学回归常识，是群众有效监督的基础，也才能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了解经济政策、参与经济政策、监督经济政策。
同样，干点有效的事情，对民国著名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命运进行深入的资料整理，透彻而生动地描述，并有效地传播和启迪众生，比只看到眼前的营商环境改善更有意义，实在是功在大局、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