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人只有历史学,既无纯文学,更无纯哲学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学说,总共有三项:第一文学,第二史学,第三哲学,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学说的一、二、三。从全面追求真善美的意义上看,文学,以追求真——真言理、真行实、真思情为核心,然后追求善和美;史学,在文学求真的基础上,则以追求善——善政权、善财利、善文名为核心,然后追求美;哲学,则在文学求真、史学求善的基础上,更直接以追求美——美信仰、美知识、美智慧为核心,换言之,即以追求自由的创造万物之美为己任。从逻辑的意义上看,文学以发现和建立大量文化概念为主,史学则以发明和建立文化概念之间的判断为主,哲学,则在文学概念、史学判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和建立逻辑性的推理。

总之文、史、哲,这三项学说,应是一个文明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文化学说成就。凡是文、史、哲学说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即是拥有基本文明文化成就,更明确显示出了相应历史文明高度的民族国家。很显然,自然科学,进而社会技术、精神艺术,全都应是“爱智慧”哲学的产物,没有“爱智慧”哲学认识论产生的民族国家,不可能会有自然科学;而没有自然科学的发现,就将不可能会有高度社会技术的发明,就将更加不可能会有高度精神艺术的创造。总之文、史、哲,应是一个民族国家必备的最基本文明文化素养。

回看《中国历史》,我发现中国拥有海量的历史学,文学虽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来说,文学求真——真理、真实、真情的水平,却难以言高,或者如我在标题中所言,中国历史中基本上匮乏纯文学的成就。什么是纯文学?即具有纯粹追求真理、真实、真情高度水平的文学。虽然历史上中国文学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从春秋时代的《诗经》开始,后来的历代,不断推出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不同的形式,然而真正从追求真理、真实、真情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除了不断推出大量不同的文学形式之外,却并没有真正发展、推进纯文学的真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历史中的文学成就,确实很有限,甚或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中,基本上匮乏纯文学的创造。

除了中国纯文学的匮乏,实际上更大的匮乏,应该是中国人纯哲学的匮乏,或几乎即属绝对空白。如果没有老子《道德经》的伟大创造,仅看周孔儒家文人们的历代作品,我完全可以断言,中国人其实是一个与“哲学”根本无缘的民族。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中国文化悲剧。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从来都不讨论纯粹思想问题,人类思想的三要素:信仰、知识、智慧,或更具体说,概念的真定义,判断的善规律,推理的美逻辑,我请问中国的亲们,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谁认真地探讨过?有人会提出战国时代的“墨辨”,似乎墨子曾有过类似问题的探讨,或者说,在《墨辨》中曾出现过最初的逻辑问题。然而实际上,这种后来追溯的说法,除了为本民族的历史遮羞之外,并没有多大价值。不仅《墨辨》如此,即使佛家的《因明学》也同样如此,实际上均没有多大价值。因为无论中国人的历史,还是印度人的历史,均证明了它们的毫无价值;甚至包括老子“全息逻辑”的《道德经》,事实上也同样没有为中国人的历史作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所以很显然,我们今天完全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中国人,尽管具有悠久历史的过去,然而事实上为人类所作出的全方位智慧开发的贡献,却确是非常浅薄。严格地讲,在我们号称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迄今为止的“文化”成就,除了拥有非常庞大,甚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历史》之外,我们在人类纯文学领域的成就,却只能属于很有限,虽然创造有丰富的文学形式,却严重匮乏高深的文学内涵。这与我们今天的文学在当今世界上,依然不受人待见的情形也是明确相关的。至于我们在纯哲学领域的成就,除了老子的《道德经》将可能为全人类未来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之外,我们历史中的纯哲学几乎就是绝对空白,还仍旧认识不到这一点,即应成为今天中国人的罪过。

作者: 黎鸣

黎鸣,哲学家,号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南昌人,先后毕业于江西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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