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常铁 ：警惕浙江缙云倡议书，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决不能走回头路！

昨天，惊闻“浙江18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全国农村恢复公有制的倡议书！”真是恍如隔世，定睛反复读过，细思恐极，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这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再被翻出来，是不寻常的。

作为摆弄文章20多年的编辑和宣传、媒体老将，就如老中医看病，一搭眼就知道这不是村干部能写得出的文章，不论文风、格局、结构、高度，都不是。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这么敏感？不仅是因为我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非常敏感，更因为，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这不是孤立事件，是对党4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反动。

我们来看文案本身：

首先，倡议书说的是农村恢复公有制，这就有问题，因为中国目前土地是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农村土地当然是公有。你还想恢复什么样的“公有”？

果然，文章要的是剥夺农民土地使用权，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走农工商合作社和集体化村的道路。

农民已经没有土地所有权，又要剥夺使用权，你对照世界万国，这是要倒退到何种程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抽掉所有制改革这条主线，还扯什么改革？挖掉农村改革这个起点和基础，可能会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不是走回头路是什么？

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要改革，也必须遵循这个框架。退一万步说，要改变这个土地制度，也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尊重农村人口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历史已经以惨痛的教训证明，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能导致农村的灾难，甚至全国性饥荒，死亡超过国际战争。

我们知道，各地的土地资源不一样，经济结构也不同，在个别地区地块较散，规模较小，需要整合资源，但是，缙云等浙西高山地区的散布田块，走农工商合作社和集体化村的道路就能整合吗？

倡议书反对土地资源市场化和私有化，实际上是反对土地资源使用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因为土地所有权都是公有。那么没有土地资源使用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又何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何谈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如何保障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

有问题找市场不找市长，这是多年来一直的提倡，是对政府的手伸的过长最好的警示，过高估计行政权力的科学性，给我国造成的危害非常惨痛。沉痛反思这个教训，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其次，文中举例说明，却举错了例子，小岗村过的不好，有多方面原因，却都不在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方面。而且一村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启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先声，带来了城乡一系列改革，有了今天的经济成就，乃至为美国所防范。

同样，南街村、华西村到底如何，也不具有参照意义，倡议书列举的5个所谓成功例子，我并不都了解，仅就南街村而言，实际如何，需要历史检验和数据核算评估，既然没有全国推广和提倡，就是那条路不适宜、也不可能成为全国的模板，否则怎么没有华西村那样的迅速扩张和中央的宣传肯定。即使是华西村，去过华西村，或者稍微有点互联网素养的人，都知道这个村，即使在最兴旺的时候，也像朝鲜一样限制外来人深度走访。我有多个学生在华西村，华西村并没有实现公有制吹嘘的那样平等和自由。

市场有缺陷，但至少有效率，是人类千年探索出的性价比最好的调控经济的手段，符合人类的天性，不在乎你什么梦想。公有，实际上是少数掌权者的私有，极易权力失控，更谈不上效率。要严防村干部和各级领导从个人和小集团、特定阶层的私欲出发，绑架国家，对人民进行实验。

第三，倡议书中所说——“过去三十年，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严重削弱，村集体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法建立公信力，农民一盘散沙，农业细碎化，农村经济无从发展，农村社会趋于解体。”

这个我要问倡议书作者，我住过多个美丽乡村，即使有较大的集体企业，办的也不错的，也只是与农民私有并行发展，绝对没有把土地的使用权全部公有，完全改变党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削弱集体经济，也一样搞的很好。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集体企业和农户、民营企业同样纳税，同样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支付费用，甚至农户和民营企业贡献更大，为什么只强调集体完全所有才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产品呢？

现在国家提倡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希望公有制争点气，尽量减少对国家财政和民营经济的负担，就是要淡化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

我个人工作过私营、国有、集体三种所有制，对这三种所有制的优劣有切身体会，这是我评论所有制的重要资本。负责任地说，私营企业，有老板的兢兢业业和严厉惩罚，国有单位，有各级纪检监察、财政税务、公检法司等机关相对专业化的监管，集体企业，则完全是产权虚置，当权者绝对可以肆意妄为。

至于所谓公信力，这个调调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当年有一个农村题材电视剧，里面的老村书记陶醉于建国后长期大权独揽的快感，手里掌控工分、上学、当兵、计划生育等特权，一呼百应的爽劲儿，感叹现在没有人听招呼。缙云这份倡议书与小岗村的不同就在于，缙云是村干部要权，不一定代表农民心愿。后者是农民冒着风险由村干部代表，并且反映了当时全国农村的普遍呼声。

公信力是建立在人民真正拥护之上的，绝不会来源于权力的高压、资源的垄断。改革开放以前，农民跟着村书记瞎忙一年，男女老少齐上阵，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甚至要倒找钱，这样的日子才过去三十多年，为什么选择性遗忘？对此有记忆和深度了解的70后也才40多岁，等他们也不能动弹了再去试验吧！

至于农村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的未来一定是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突破户口限制，取消不平等国民待遇，让农民自愿进城，统一安排农村人口减少后的农村经济，让能者种田、办企业，其余的人口成为农业工人，不适宜开发的土地推耕还林还草，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缙云的倡议书号称是来自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的心声，真是可笑，我就是农村种地出来的，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喜悦，亲历了农民对此前29年土地政策和农村经济的痛恨。何况，现在的农村不是缺少公有化，而是相反，缺少市场化和私有化，农民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也没有得到充分扶持和帮助，更谈不上政策倾斜。之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土地改革，允许土地私有化和流转合法化，这才是世界公理和人类通则。

说句最实在的话，10年前中央取消农业税，就是首先保证农民增收，同时保证农村的稳定。每年农村工作的文件都常常是中央一号文件，中国是人口大国，有过惨痛的饥荒纪录，吃饭是第一要务，农村经不起瞎折腾。稳字当头，首要是粮食。在稳的基础上保证发展和环境安全，这就是农村的作用，由不得一帮村干部肆意追求“土皇帝梦”。

第四，也许缙云的情况过于特殊，那就更不要面向全国发出倡议，要求重新全面实行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所有。过去我国的农村改革也没有一刀切，而是地方试点，逐渐铺开，否则怎么会有南街村这样的抗违中央精神的奇葩存在？

缙云再特殊，也不能违背法律和常识。文章列举的各种农村问题，反映倡议者一点都没有经济学常识和法治精神，比如“为资本下乡巧取豪夺的圈地运动洞开方便之门”，难道村委会完全具有支配权就能堵住问题的源泉？恰恰是公权的泛滥才导致腐败的泛滥，根子在法治和制度问题，而不是土地使用权是否集中的问题。恰恰是各种民主国家的土地完全私有制，才没有这么严重的“资本下乡”巧取豪夺问题。如果土地也完全被所谓公有，实际少数掌权者私有的村委会支配，那农民就完全成了板上鱼肉，任人处置，农村完全没有了制衡，乡村豪绅将会比现在更加嚣张，圆了这些倡议者的美梦。倡议书中指斥必要的农村地产开发和康养项目、田园综合体项目、旅游项目为圈地运动，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是对国家城乡经济一盘棋的反动，是对金融和市场的无知。

不要小瞧这一个县，不要小瞧这一帮村干部。当我们冷静下来，细读这份“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很容易看出这个文本背后可能有一些势力的推动，执笔者一定是地级市机关以上长期从事公文工作的公务员，或是大学者。但以小团体和个别阶层的利益，拉大旗作虎皮发出号召，然后绑架全国的事情，在互联网时代不应该再肆意横行了。我多次去过浙西，缙云这个地方你觉得应该这样搞，那你可以向省里要求先行先试，百姓愿意，省里同意，不违法违纪，你就好自为之。

一些反对派上台前要求自由民主，上台后反倒更加严酷和垄断，这是百年来惨痛的实证。我们一定要对风起于青萍之末加一万个小心，“消灭私有制”、“公私合营”、“外企民企设立党支部”，这些公有化的叫嚣，会进一步破坏社会各个阶层对国家的信心，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授人口实。逼走一个能赚钱养财政的大企业家，损失就远远大于这18个村干部的价值。

关键的历史时期，一定不允许开历史倒车，反对改革开放的既定路线，让农村多一份安宁。

去年的8月22日，我和孙建波先生与“国师”林毅夫教授的北大团队有过一次引起海内外密切关注的激烈争论，这个争论可以说卷进了所有经济学尤其是热心东北问题的媒体和经济学者，但是林毅夫团队发一圈媒体车马费统一回应后戛然而止，导致思想争鸣戛然而止，这是个没有充分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与林毅夫素无恩怨，我对经济学内部纷争也无兴趣，我关切的是：

第一、中国有今天，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而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对此是违背的，过于强调政府职能，这，至少对于政府强势的东北，尤其是火上浇油。新结构经济学至少当前不是中国最需要的。

第二、林毅夫团队对东北的历史和地情非常不了解，这是中国知识界的通病，但，作为吉林省政府的经济规划，这样是非理性的，可能遭致重大危害的。

第三、《吉林报告》的形成过程严重脱离群众路线，并没有充分和有效接触东北三省一区尤其是吉林省的基础群众、民间学者和外地吉林同乡、校友。

总之，中国的改革表明，一定要实事求是，也就是呼应民间诉求，在深入调研掌握实情后，从部分区域试点，慢慢向全国推开，如果成功，才成为普遍政策。

这不是什么高妙的道理，这，就是常识。近年来，我们缺的恰恰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