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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飞狐外传》，恍悟最懂程灵素的人，竟然是王铁匠。

王铁匠是书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哪一天金庸心血来潮再次修改作品时，笔下一滑，都有可能不小心地把他删掉。

他是洞庭湖畔的贫民，憨直敦厚，一直受姜铁山、薛鹊夫妇的欺压。 继续阅读“戴慕竹：程灵素原来可以更美”

《红楼梦》是中国文人心中的一座永远的高峰，一本博大精深的奇书，写尽艺术的瑰丽，写尽命运的无常，它穿梭在儒释道之间，解读鸿蒙初开，人生本意。十年浩劫里不少人仅留着一本它，捱过那枯草般荒芜荒凉的岁月。巴金说，我们不能仅靠大米活下去。对于追求精神向度的人而言，书本和大米的意义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
年少时读《红楼梦》，看的是热闹和排场，那喧喧赫赫，那非凡气度，那顶级品位，赏雪听雨的讲究，吟诗作赋的风雅，纯美爱情的温柔与险峻。而今读《红楼梦》，看的是人生百态品的是人生百味，以悲写乐，所有的欢宴即将结束，所有的相聚终究离散，人生是一场四大皆空的虚无。那些人物就是你我他，那里有着我们自己的渴望和期待，失落和悲哀。 继续阅读“蒋琦：宝玉，你好”

然后我忆起鲁迅有一篇很好玩的文章《论“他妈的”》，这是一篇浓缩的“阿Q正传”。这句“国骂”始于晋代，彼时相当讲究出身，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投胎不当的寒门子弟，只能曲线反抗，对吃祖宗饭的骂一句：他妈的。眼睛一闭一睁，心满意足又天下太平了。

今年生日收到如下书籍：

《鲁迅全集》，1973年一版一印；《金瓶梅》（港版）；《肉蒲团》（港版）；《书之美：一个藏书者的视界》（台版）；《订单·方圆故事》（年度最美的书）；《顾毓琇词曲集》；《毛泽东选集》；《宋诗选》（傅抱石画本）； 继续阅读“戴慕竹：【生日书专题】我的一天只有21小时”

对于室内装饰艺术从生活类型上来分有：正厅、偏厅、书房、卧室、餐厅、茶厅。每个生活场所都有不同的生活意象和空间意义。

室内方位对绘画作品内容的基本要求是：东方不能挂日落的画，西方不能挂日出的画，南方不能挂大流水的画，北方不能挂大红色调的画。室内的八个方位要根据五行和八卦的相生道理来挂画。画框的尺寸应该对照鲁班尺的要求选择吉利的尺寸。一间房之中，书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其中比例是有一定要求的。女室不宜挂松柏，男室不宜挂花柳。神佛宜挂静室，山水宜挂正厅，狮虎宜挂聚义堂，花鸟宜挂偏厅，梅兰竹菊宜挂茶室，人物和书法宜挂书房，水果鱼虾宜挂餐厅等等。不宜挂凶形恶色和贱骨贫气之画。山水忌挂穷山恶水，花鸟忌挂枯枝败叶。画中形象要奇而不恶，怪而不伤，趣而不淫，美而不俗，妙而不伪。最忌形象凶恶鬼怪而有伤吓人的神魄的。也忌笔法凌乱，造境无理而伤人心智的。这是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要求。

比如东方属木，木生火，画可以挂《泰山日出》，因为泰山为东岳，日出如火，与东方相生又位正。办公室的挂画要求是：男的宜挂竹，因为竹可以令人心静，而且四季不落叶又象征节节高升。

李嘉诚的办公室就挂了郑板桥的《竹声萧萧》 ；女的宜挂兰，因为兰可令人品正，而且意境幽深、雅美又品香悠远。吴仪的办公室就挂了一幅兰。书画内容要雅美舒心，笔墨不能凌乱狂野，好作品会令家庭和气兴旺，坏作品会令家人性格怪异，严重的还会出事。

所以对书画家的品德和艺术修为的要求非常重要。在古代有的书画能令家族兴盛，有的书画能令家族衰败，所以书画艺术不知者不为。

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大众传媒成功地激发了世人对诗词的美好憬悟，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中华诗词因缘际会被普罗大众重新掂起捧读。

这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是中国文化中最迷人最优雅的元素和特征，不是为赋新词的刻意雕琢，不是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最生动贴切最细致入微最深情款款的表达，我们的祖先用诗歌来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纵然穿越千年依然与我们心灵相通。“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佳径只须携杖去，平生只消几两履？”的旷达，“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红颜”、“ 拼则而今已拼了，忘则怎生便忘得”的深情，“和羞走，低头嗅青梅”的娇羞，“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冲淡平和，“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沧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怅然，“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的倦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禅意，“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的愁苦，”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哲思，那一轮的明月，一泓的清泉，一腔豪情，一杯愁绪，一款深情，那些看似平凡普通的景致和心情都能幻化成美妙绝伦的诗歌。

诗意地栖息，这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当我们遍寻不着，蓦然间竟在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得窥端倪，原来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有景致韵味，都有诗情画意。大量的诗歌，与日常生活和山川大地紧密相联的诗歌成就了中华文化的瑰宝，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迷恋神往。人生有味是清欢，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有味，情感可以这样深挚。

郑樵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秦始皇究竟是否焚书，焚了多少书？二是为何会有“穷经而经亡”的情况出现？

我们读南北朝乃至隋朝典籍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在雕版技术产生之前，书籍保存难度大，可是我们能够读到先秦《孟子》的善本，却很少能够窥览南北朝乃至隋唐典籍的全貌。甚至像《谢宣城集》这种号称完璧的典籍，也存在着大量的佚文。一方面，由于侯景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使得大量古籍灰飞烟灭，但是另一方面，《论语》、《孟子》这样的先秦儒家典籍能够保存完好，是否能够说明一点，即秦朝即便存在焚书坑儒，也远没有后世想象得那样惨烈。焚书所指向的对象是儒家典籍，但是除了被后世篡改得一塌糊涂的《尚书》之外，其它典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由于秦朝以法家立国，且秦朝儒生的确存在一些内在缺陷，使得秦始皇认为为了维系立国之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社会运行切割开，因此，焚书只是象征性地宣誓这种切割，并没有对儒家典籍赶尽杀绝。至于这种切割是否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了致命缺陷，这涉及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即你需要你所反对的事物来弥补你自身缺陷，即便你反对的事物存在更大的缺陷。这种共生关系若被打破，则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会是非常惨烈的。

中国历史上重大毁书事件无数，让我们这种自诩为读书人的每次回想起来便痛心疾首。然而，换一个侧面，是否一个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典籍的湮灭便会像森林大火一样无可避免。虽然这会造成文明的衰退乃至今时今日的文明断裂，然而这也能反向冲击文明发展到极致产生的垄断对后世文明发展带来的抑制，即文明衰退是文明重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