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知乎上关于“为什么东北会衰退？还可能复兴吗？”的问题，被浏览5600万次，累积9000多条答案。东北问题显然成为高烧不退的主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中论述到：所有现实经济都与理想经济有差距——这种差距称为“市场失灵”，但是，按我的观点，美国经济“市场失灵”的程度远远小于植根于现实政治制度中经济政策不完善性所引起的“政治失灵”。
在中国的语境中，因为政府和国企的强大话语权，国民频频听到的是“市场失灵”，尽管在中国更多的是政治失灵。除了贪污腐败、渎职怠工，更多的是相关决策的失误和落后。
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左右手，有着与政府相近的秉性和诉求。
我们都不必提普通的民营企业家，也不用举例经济学家毛振华在黑龙江的遭遇，就说桔子水晶酒店执行董事长和华住集团执行副总裁吴海，他1月9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说道：“比较气愤 两年前总理批示的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
此前的2015年3月，吴海给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引起广泛热议，吴海告诉经济观察网：“我比较气愤的是，总理批示要办，国务院办公厅督办，几个总理、国务委员签字，到现在没有解决。这还了得？”
吴海对记者说：“为什么现在没有解决，我觉得一是因为很多管理是跨部门的，部委之间互相推诿；第二，部委的规定到了地方，地方操作也存在问题。比如我们私营企业酒店选择施工队，只要选的队伍有资质、图纸符合规范也有设计院的章、施工过程规范，我愿意找谁就找谁，花多少钱是我的事。有的地方主管部门非得让我去招投标，招投标耽误时间，还多花钱。当年住建部让地方看着办，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取消私营企业工程招投标，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就是不取消，这不是明摆着让人送钱吗？”
政府公然干预民营企业具体运营业务，这是政府失灵的无数表现之一。吴海感触到，从2015年到现在我能看到的变化是，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
这还是著名企业，中小企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连向上反映的勇气都没有。除了并不有效的上级监管，已经没有制衡，各级政府的效率远远超乎企业家的想象。
东北，最早最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包办一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群到东北刚适应煤气、电灯等城市生活的各级官员，似乎突然对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无所不懂、无所不能。在全国，根据《剑桥中国史》，1952-1956年，全国受调拨形式制约的商品数就从28种增加到200种以上。
治理思维和能力的落后，导致企业经营混乱，长官意志、面子工程俯拾皆是，成本过高，连年亏损，盈利的也没有动力改进、研发产品，进行大修理和精细核算，国企的低效问题、浪费问题迅速蔓延。至于“三反”、“五反”等行政手段，以及思想工作、精神激励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最终导致大跃进后经济的严重困难。
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东北实际上是各种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和主战场，各种“经验”、“宪法”的背后，是管理的混乱，是各种工伤、危害事故频发，经营指标更是不忍直视。
有人说，建国17年有过许多工业成就，首先要明确，这是东北和上海等地旧有的工业基础，是苏联抢夺东北当年宏大工业基础的少部分返还（也就是所谓“苏联援助”）。更必须认识到，这是工农业剪刀差对农村、农业、农民剥夺的成果（农业部门将其产品按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粮食、服装等轻工业，而工业部门则按照高于价值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业，这就是“工农业剪刀差”），这是农村几十年发展缓慢、农民福利保障非常低下的原因。
对比建国后的浙江，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工业基础，无法激起中央的足够兴趣，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央企和大中型地方国企很少，一直到1978年，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年，浙江不仅工业总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132.11亿元，按1978年价格计算），国有企业所占总产值比重也是全国倒数，为61.3%。
在计划经济难以管控，国有企业稀少的同时，政府的手也伸不到，这样就无意中放松了对小型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管制，市场机制和观念一息尚存，一些传统工业、手工业、商业因素侥幸逃出生天。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人民顽强的求生欲望可以让他们自强不息，巧妙地周旋在政策行与不行的边缘，类似“鸡毛换糖”的黑市、倒买倒卖竟然一直存在。
这些，成为浙江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民营企业的基础。
罗纳德•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中说，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正是他们将私有经济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
说白了，在政府强力控制的治理体系下，资源富饶的地区，中国也喜欢，日本也觊觎。如果有更科学的治理，会强者更强，反之，则只能怨“资源诅咒”，听任资源市场的大起大落，国家控制的忽冷忽热。
资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
2017年11月15日，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被军方扣留，随即，穆加贝辞职，新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将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对部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希望此举能增强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据悉，被纳入私有化计划名单的企业包括津巴布韦航空公司、津巴布韦电力供应局以及津巴布韦铁路公司等主要国有企业。姆南加古瓦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不善、资本不足、举债过度以及不合理的薪资制度等，长期以来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姆南加古瓦称，政府将在2018年一季度推出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此次私有化计划被外界视为政府推动国企改革进程迈出的第一步。
梦想照进现实，需要时间，需要理性，权力的任性与人民的痴想注定自酿悲剧。穆加贝的一系列国有、种族隔离和排外的强力政策，必然成倍增加吃财政饭的政府雇员和“事业单位”，2007年，仅仅政府支出就占到津巴布韦GDP总量的67%。
东北有着与关内中国不同的历史遭遇和自然条件，在更长时间被强加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保护”和“关爱”下，企业办社会，没有倒闭和下岗，只要放弃自由和权利，就可以忍受权力的肆虐。即使有“想法”的少数人，也没有冲出去的动力和机会。没有产权意识，就没有自我意识，人乃至家庭和家族都属于企业，久了，就形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的通病：懒惰，崇拜权力，热衷于体制内钻营。只是，这样的毛病在东北表现更为集中、突出。
东北本来不这样，东北师范大学曲晓范教授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提到，在20世纪头几十年，关内移民融入东北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必须要面对严酷的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接受近代大工业流程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分工，勤劳是必备品质。
这些优良品质，在漫长的历史塑造中被消磨殆尽。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突破了森严限制，大量“有想法”的能人开始逃离东北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大堡垒，以东北人的魄力、胆识、勤劳，加上较高的文化素质，迅速成就了深圳特区的奇迹，成就了许多著名的大企业。
留下来的东北人，不是受限于年龄、家庭负担等原因无法出走，就是已经在体制内，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没有了勇气和能力，或者准备在乡养老。他们怀念、依恋安稳的计划经济时代，受困于个人对单位组织的“组织性依附”和以“庇护关系系统”为核心的文化环境。以致于，当全国“消费东北”的今天，东北本土都发不出有力的声音了。唾沫淹不死人，但是，心会死。
这样的东北人多了，就形成了所谓东北的恶劣营商文化，这就是新中国留给东北的历史遗产。2008年，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选取了四项指标：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和强制执行合同，将样本分为东南、环渤海、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域，东北城市多项指标排名中下游。根据智库Bruegel员工在知乎上公开的2012-2014调查数据，在东北地区461家受调查的外地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企业（51.33%）认为“当地政府以及相关政策”是企业“在东北地区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比例最高，华东地区的这一比例仅占18.93%，远远低于东北。
东北的政府失灵，还体现在计划经济无偿划拨、非市场定价导致的对东北的伤害，作为资源富集地区和重工业集中区，这种代价尤其巨大。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东北问题资深专家张国宝说，东北为全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人人都说黑龙江是产量大省，号称生产水平与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持平，却没有问过，当地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有没有和发达国家持平？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说：“东北要建成全球绿色农业基地，建立全球品牌，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凭什么吃好的，喝好的，让农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消费者还不想出高价？”相映衬的是，1月初，亚布力周边三胜屯的农民刘根生（化名）对凤凰财经记者说，现在依然要为明年种什么而踌躇不定，去年种大豆分文不挣反而让赔了6万多块，他太想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样，离开东北举家南迁，但他做不到。政府就这收购价，不抓紧卖还没机会了，爱卖不卖。等小贩儿来收，贵不多少，还挑挑拣拣，你不卖就烂家里吧。
许多农民借高利贷种地，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说种地赔钱的”。
还有林业的代价，2015年，内蒙古和东北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黑龙江森工系统可用资源较建国初期下降97.3%。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但确保中国环境安全是有成本的。叶檀提议，其他省份，有必要按照污染规模，向林区、环保企业购买排放权。她说，已经有碳排放交易所，但是，东北竟然不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列。东北可是中国的绿肺之一啊，你让人家东北还怎么有兴趣植树？
政府失灵还体现在对东北地缘环境的恶化方面。东北经济发达的时代，或者是日俄插手，中央对东北失控的时代，或者是日满朝一体的时代，绝没有苏联的强制塑造，也没有朝鲜导致的地区危机和封闭。
在东北，国营企业作为东北经济最重要部分，国企改革，起步晚，质量低，效果差。根据《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林木西、和军，《求是学刊》 2006.06）一文的数据，1978年到1997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了52.3%，而同时期东北仅下降了27.8%，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在浙江，许多国企和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企业经理人手中，因为浙江的这些企业规模不大，改革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政治风险，多年延续和累积的民营经济基础也可以接纳下岗员工再就业。横店集团的缔造者徐文荣就陆续赶走了5任企图干预企业经营的乡镇领导，靠的不是政府的恩准，而是企业家的魄力和智慧。
浙江的成功，是苦难逼出来的，是地方政府袒护出来的，是市场经济的因子得到世代相传的必然爆发。
东北的国企难以改革，也有历史原因。在上海，国家赋予大胆改革的诸多权限，而且国企比例不如东北，对地区的影响不是全社会性的，不像东北，一个国企几乎就是一个城市，哪个领导也冒不起这个政治风险。上海的国企主要是轻工类，当时因为外资、合资企业已经有了基础，下岗的国企员工马上就被吸收了。东北大不一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于潇说，东北还没建立起新的产业，职工下岗比较多。为了安排再就业，如果一个家庭全部失业，地方政府至少要安排一个，哪怕是政府雇用。东北国企难以改革，也因为下岗的补偿和再就业培训、援助不够有力。政府不是没有钱，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没钱，对于中西部地区，许多城市土地财政也不管用。是国家却宁可年复一年用财政补贴那些僵尸企业，也不愿一次性给予下岗职工更多补贴和社会保障。而国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买断工龄政策又不许充分协商，必然导致要么养着，要么乱了。
国企作为政府的宠儿，尽享千般恩宠、资源优渥、政策扶持，但东北国企的市场份额还是一直在下降。聂日明在《东北经济失速的根源》中披露：以辽宁为例，国企工业产值从2005年的54%降至2012年的27%。但国企的利润总额占比降得更快，从2005年的44%降低到2008年的-6%（整体亏损），之后一度回升到2010年的15%，但很快在2012年继续恢复为亏损。有人辩解，有的省份国企效益不错，聂日明分析，这并非是其竞争力所致，更可能是因为两地民营经济相对活跃，国企可凭借其在产业链中的垄断、优势地位向上下游足够多的民营企业汲取经济租，贡献利润。东北国企的亏损正源于此，市场缺乏足够多的民营企业向其贡献利润。
我们要记住，所有怀念国企岁月，盘点带来的好处的人更应该知道，这些好处，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和国企本身没多少关系。
正是国企和政府的失灵，造成了东北营商环境成为全国众矢之的。
理清营商环境形成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主要因素，是讨论和施治的必由之路。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内因和外因互相影响，在一国之内，尤其是政府强势乃至集权的特殊情况下，地区的内因可能退化为次要因素。
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地区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国际环境与公共政策，是营商环境形成的六大因素。评论东北的营商环境，一定要尊重东北在这六个方面的特殊性。
比如在地理环境上，东北虽是北方，但是近海，抬升为陆地最早，风化较为严重，土壤肥沃，植被较好，使得东北相对于其他中国北方，降水较多，因为年均温度较低，蒸发量较少，所以，更加湿润。东北大规模种植较晚，又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人均耕地和土壤肥力都拥有优势。
比如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传统、政治文化上，东北，在古代史上，有着和关内地区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生产生活方式，和草原民族也不尽相同。西部地区主要是游牧生活，东部北部主要是渔猎，兼有农耕，南部地区农耕和渔猎并存。在关内王朝较为强势的唐朝、明朝早期，东北较深地受到关内王朝的影响，其他时期基本上完全处于独立自主发展时期。中国文化的系统植入，还是1949年以后，应该说，这里是中国最为陌生，却又认为非常熟悉的地区。因为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及周边的游牧民族不善于文化传承，加之与关内王朝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相关资料稀少，即使有，真实性也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六方面，在现实政策方面，各类政策主体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也不同。
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政策主体由以下构成要素：
1、官方决策者，包括立法机关、行政决策机关、行政执行机关、法院
2、非官方参与者，包括各类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院外活动、舆论宣传、政治捐款、抗议示威。包括各类政党的活动，以及公民个人、大众媒体、官方和非官方的思想库、国际思想库
正如卢梭所说，一切都在根本上与政治相关，人们只能是被其政府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
在中国，主要的政策主体有：行政部门、代行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行业协会，行政部门是主导，立法和执法机关是配合。舆论宣传和抗议示威影响很小，思想库主要是官方思想库在主导。这导致缺少政策主体之间的制衡和互动，决策风险大，政策很随意，部门利益、行政权力难以有效制约。在东北，政府乱作为，做完了还不负责，本来没有管理市场经济行为的能力，只要提供好基本服务就行了，非要瞎参合。中国的国有经济代表各级政府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影响甚至操纵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些政策本该制定，却可能胎死腹中；有些政策不应出台的，却出台了。政策即使出台了，也会被拒绝执行或有条件地、有选择地执行。
政府失灵还源于社会结构的落后。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减压阀，是调节器，是缓冲带，中国社会建设的落后，导致一些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让政府冲在前面。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这就导致政府什么都插手，做不擅长、不能为的事，越管越乱。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东北所遭受的最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模式塑造，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问题，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产权制度、政府功能、法律定位等措施综合起效。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都是按部就班的既定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简单、僵硬、封闭。
首都师范大学师海玲、范燕宁在《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一文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指出：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是指诸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社会组织，其构成的成分是个人。个人微观系统也受到社会环境中与之互动的宏观系统的持续和重大的影响。比如，当我们分析一位抑郁的青年时，应当看到他的抑郁可能仅仅是外部特征，实际与其他系统相关的问题密切相关。
这些老问题久了，国有经济和落后政府对居民社会生活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就越深，最终，社会对国有经济和落后政府反倒形成了适应和依赖，很多道理和东北本土人都说不清。
《铁西区》，中国最伟大的纪录片之一，在国外频获大奖，并被英国电影协会评为电影史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片子分《工厂》、《艳粉街》、《铁路》三部分，忠实地纪录了90年代，沈阳市铁西区在改革大潮中，从工业重镇轰然倒塌为段井残垣后的工厂和工人。
铁西区工人们的生活状态，生动反映了国有经济对居民社会生活和心理结构的影响。
在这个计划经济主导、畸形平等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工作效率低得吓人，空谈、吹牛、偷懒、投机、浪费、互相抵赖、纪律松弛、溜须领导，棚户区艳粉街的青少年游手好闲，他们有虚置的集体荣誉感，却一旦入厂，并不会珍稀这个工作机会。依赖于组织所赋予的安全感，是中国人的通病，只是因为东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导致更加突出。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一书中说：
在稳定的集体中，各种利益团体就会逐渐积累起来，而各个利益团体又会通过建立复杂的程序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这些会使群体内部信息传播的复杂化，增强改变时的阻力，从而使这个集体失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东北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体制内人员更多地丧失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一个大学生费心机花十几万去做有编制的环卫工人，体制内，有编制，在东北就是王道。他们可以享受社会资源，可以更便利地应用社会潜规则。久了，他们已经没有可以适应外部世界的技能和思维，这时候，让他们下岗，自然激烈反对。这些不下岗的单位办事拖拉，对民企杀鸡取卵，雁过拔毛，国企把人惯坏了养懒了。在体制的安全感下，个人和市场就越来越弱，体制本身又不产生经济价值，就越要想法维持自己的舒爽生活，就越要“创收”，地方经济也就越差，这就是“完美”的循环。
当这些“混的好”的东北人适应了潜规则，反倒逼走了那些不得不去外地发展的东北人，这些人是东北真正的精英。
东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导致人口的持续流失。并且具有与关内不同的特点。
第一，流失的多是高素质人口和青壮人口，这就摧毁了地区发展和创新的生力军。
第二、流失的人口一去不回，难以逆转。因为东北人至今没有本土化，没有形成对东北彻底的文化皈依。
一直以来，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不重视区域文化的整理和宣传，导致东北人深受中国以关内和中原江南文化、汉文化为绝对主体内容的教育、文化和媒体宣传，从小缺失对本土的骄傲和依恋，对东北的历史、文化不够认同，对东北的地理、民俗不够了解，这就难以实现快速本土化。这些人，一旦走了，就只剩下短短几年的故乡情，丧失了对本土文化和民俗、历史的骄傲和依恋。建国后，新的政治触角伸到了东北的基层治理，基层创新的空间非常逼仄，对于移民社会的东北，自古缺少缺乏宗族、乡绅基层自治阶层，就更成为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对自身维权的团结力，难以形成抱团发展的民营企业。如今，他们一去不回，即使在外地成立同乡会，也多半一团散沙。
人流如江河远去的背后，是官员、公务员、国企、事业工作人员在继续助长官僚主义的盛行。
他们糊弄上级，打着民生的旗号搞各种政绩工程。他们不断扩大自己单位和部门的权力，对经济发展横生障碍。他们懒政庸政，不思进取，学识、技术和思维严重落伍，他们大搞人情关系，在东北，几乎没有什么事不涉及到“找人儿”。
政府和事业单位官员到国企任职，全国都有，但是在东北形成了风气，制定了政策，以“调任”或者“挂职锻炼”的名义转入国有企业享受高薪、高位。这不仅独霸社会资源，更让国企的管理骨干无从晋升，进一步破坏了经营能力。
这些人没有经营能力，到企业根本不认真上班，却是搞面子工程、政治斗争、教条主义的行家里手，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亏损。
东北官僚水平之低下，在全国也居于前列。他们虽然多种途径混到了高学历和高职称，但与发达城市任用科班和海归领导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局、眼界、知识面的差距，直接导致工作能力极差，是50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干部的原始标本。
《官僚主义如何毁了东北经济》一文中写到：某副省级城市，在上海获得国家自贸区审批前半年，这个城市的多名学者联名上书该市领导，希望该市向国家申报全国首个自贸区。这个城市的领导居然反问学者，申请这玩意有什么必要性吗？最后，搁置一边。又过了半年，首个自贸区落户上海而没有落户东北，看到其重要意义和国家的雄厚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该市领导才追悔莫及。但是，又过两年，国家将创新试点城市落户该市，要求该市提出中央支持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方案，该市领导班子研究了一年，到现在都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方案。
官员能力已经低下到中央给你钱，让你找理由你都找不到的地步。
有人会问，早期的深圳是东北人做先锋，为什么深圳就崛起了？
是的，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是从黑龙江调去的。市委书记、市长中就有厉有为、黄丽满、李子彬、李鸿忠、刘玉浦、马兴瑞，他们都出自东北，有一届深圳市委常委有6人是东北人。
撇开中央对深圳的无数优惠政策不谈，撇开对深圳探索的力排众议、强力加持不谈，仅仅一点就佐证了东北振兴症结在政府——
深圳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场，强企业弱政府，官员很少，想管都管不了那么多。深圳政府和官员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观念，人少，重点都抓不完，没空搞太多条条框框，搞什么“为管理而管理”。加上深圳外企很多，不吃中国官场俗套，逼着深圳官员对接西方先进文明。
2017年和2018年交接时期，一篇刘一哲的《绝望的东北——我那被偷走的故乡》在网络热传，作者认为，尽管东北的城市化比率一直领先，但其实，此城市非彼城市。从伪满时期开始，东北围绕大企业、大矿山形成了许多上百万的大城市，这些人其实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的生活圈子如同农民一样简单而固定。真的比较起来，他们的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并不高，他们只是比个体户、民营企业员工多了些安稳和很初级的保障，比农民少了风吹雨淋、靠天吃饭。
但他们还是放弃了希望，放弃了自由，躲进了鸟笼。
久了，他们已经没有可以适应外面世界的技能和思维，这时候，让他们下岗，就形同逼上死路。
说到黑社会，本来，东北缺少宗法社会的基础，家庭都是依附于组织的原子化状态，加上体制化的长期压制，根本就不具备出现更多黑社会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但恰恰是许多矿山城市的衰竭导致一个城市的慌乱，是1997-1998年之间国有企业草率改革，导致了东北黑社会走上历史舞台。当做土匪的风险率小于做饥民，收益率高于做饥民，土匪必然滋生。黑社会也如此。
国民一朝被原子化，悲剧就是注定了。
东北的人口出生率过低，也与国有经济密切相关。
当国有经济服从政治目标时，就会不顾经济实际。东北的女性地位较高，因为东北的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传达国家意志就是强调男女平等，这让东北社会的女性更有能力，没心劲去生育。东北人被严控在各种国有单位中，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自然更好，没有人敢面对单位的处罚，在这里，失去体制内饭碗，没有活路。
这里的农民也不愿意生育，因为东北是个移民的社会，没有多少男尊女卑和宗族观念，传宗接代意识不强。即使是山区，因为东北山区不是关内那样的陡峭险峻，植被更丰茂，交通也更便利，所以，农民深受城市价值观的影响。
现如今，东北的初婚年龄也非常高。晚婚让老龄化社会效应更加明显。
东北1亿多人口，不可能没有智者，没有清醒的人，但是，当看到40年改革开放在东北雷声大雨点小，对14年振兴东北战略不见明显成效后，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屈服于政府之手，社会生态形成了对国有经济的适应性，时间再久，就完全固化为一个种群，一个区域的文化基因。这是最可怕的。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就是恶性循环。
其实，东北的国际视野和开拓精神曾经领先全国，否则就无法解释东北各民族如何缔造了半部中国史，建立了世界帝国。东北也曾拥有重商意识、务实精神和开放意识，否则无法解释曾高度领先、高度国际化的东北。但是，这些文化还没充分发展，并现代化，就被超长期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窒息而死。
（东北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漩涡，图中的蒙古、西辽和金帝国都是东北本土民族所建立的大国）
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区域地理环境，东北地区自古以来长期游离于关内王朝统治之外，指斥东北缺少中华文化积淀是对历史的无知，是对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自主性、区域能动性的忽视。并非没有孔孟，世界人民就不知道礼义廉耻。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这个社会之所以珍视自己的特性，是因为他自信这种特性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东北人应该早日形成新东北人，规范称呼则应该是本土化东北人，这样才不至于切断历史联系，要通过有效的长期的新文艺复兴运动，让东北人深刻认同东北的自然、历史、文化和风俗，并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和中国发达地区的确实有价值的理念。要张扬法治文化，摒弃人情社会。张扬创新意识，摒弃老守田园。张扬重商意识，摒弃落后的“士农工商”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之，需要做的文化工程太多，不狠下做好文化重建这一慢功夫，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生活和营商环境的重塑。
个人也好，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也好，越是落败，越失去信心，越破罐子破摔。就像衰败的东北农村，很多人冬天把一年的收成输光，然后明年贷款种地，混一天是一天。许多国企工作久了的工人，会养成凡事不肯较真，对自己的人生都抱着应付了事的人生态度。
“东北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喊麦”，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是直播产业背后的东北病。
百家号“K博士”这样分析到：喊麦，嘻哈，反映的是新一代年轻人对全球化的热望，对东北萧条的抵制，他们更多地是那些在底层挣扎的无业青年，无力离开日益萧条的东北，也找不到附近如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出卖劳动力，周遭更多的都是从改制后的国营工厂下岗的叔叔阿姨。他们在互联网上表演，吸引粉丝，也找到了成功的感觉。所有唱词的价值观，虽然总是一幅失败者、失意者的自我设定，也是喊麦者在真实世界的阶级下沉写照。
“男愁哭，女愁唱”，只有病痛的时候，身体的呐喊才会得到关注。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政策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颇多关注，却很少深入研究不同所有制形式对政策环境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