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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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那些以写文章为爱好的人，有些人并不熟识，但读了他们的文字心中便多了很多亲近感。坚持写作本就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而愿意袒露内心的想法和观点的人，在我看来常常是心怀坦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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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轻的朋友，有时会陷入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中。原因常常是多种多样的，有家庭经济压力的原因，有工作中受到挫折和委屈的原因，也有内心迷茫想找一个出口的等等原因。
是啊，曾经我也有被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压得踹不过气的感觉，急切的想找一个逃离的出口，谁的青春不曾迷茫过呢？
不过如今想来，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有钱没钱日子一样照过，案子输了工作还是要继续，至于生活工作上被人质疑甚至责难，从来都会有。所有这一切，当你经历过真正的人生灾难，在无数个深夜痛彻心扉的流泪后，这些算得了什么？ 继续阅读“何俊：周末随感录”
张一力老师是我在高一下学期及整个高二的语文老师。
之前，何野老师和陈国基老师先后给我们2班讲课。他们两位各有特点。何野老师年岁较大，个头较高，皮肤较黑，身板结实，有点屠夫的样子，咋看起来比较凶恶，其实为人十分和善，课讲得非常好。他一口浓烈的仙桃或荆门一带口音，说到这里，奇怪得很，29中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南腔就是北调，没有一个讲普通话，陈国基讲一口纯正武汉话，张一力是河南腔加一点普通话调子，不伦不类的。
何野老师讲课时不紧不慢，一字一句，抑扬顿挫，条理清晰，分析起来丝丝入扣，尤其讲解古文，我觉得29中无人能及。他通常是先自己吟诵一遍，再给予逐条解释。吟诵时摇头晃脑，身子也随之前倾后扬，颇有老夫子之风。
陈国基老师个头矮小，估计只有一米五左右，且身躯较长，四肢较短，面部凹陷，有点兔唇，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弱智加侏儒。然而，我最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课讲得好，讲得精彩生动，声若洪钟，讲到来劲的时候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专注。有时，配合课文的情节和场景，他还会加以模仿，跟演小品似的。譬如，在讲到鲁迅的一篇散文时，他一边用纯正的武汉话朗诵课文，一边做起模仿秀：“下了命令要挂旗。于是，他回答，挂旗！说完扯起了一块斑驳陆离的墙布来。”他一手向上伸出，一手在腰间，模仿竖竹竿的姿势，我们在下边哄堂大笑。 继续阅读“李绍白：二十九中散记（之三） — 张一力老师”
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靖康稗史笺证》，据传是施耐庵作的汇编。根据此书的描述，我们后人视为国耻的徽钦二帝北狩，在当时的部分汉人看来，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甚至有泄愤的心态，这却是正史中肯定读不到的。 继续阅读“王博远：否定一件事物首先要寻找其渊源”
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北宋，历届政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非战争状态下加强中央集权。本来自隋炀帝开创科举之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是问题。因为人才的选拔与任命，在科举制度下归一于中央政府，因此任何人的仕途均取决于中央即皇帝一人，皇帝可以通过整个文官政府来掌控国家。 继续阅读“王博远：安史之乱之后科举制度理论与现实相脱节”
第29中是那时的武汉市重点学校，师资力量很强，而在敬业精神和对学生的眷爱方面尤为突出，教人终生难忘。
说到老师们对学生的种种好，高一期间尚不怎么觉得，是到了高二全国恢复高考、我们开始全心投入备考时才逐渐感受到的。
在读高一下学期时，1977年3月，郭沫若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科学的春天》，轰动全国，因为那时文革似乎还未结束，知识分子还属于臭老九，根本抬不起头。若干年后才得知是复出的老邓授意写的。这篇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文章见报后久，就有很多人猜测可能要恢复高考。果不其然，一个多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人们纷纷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我校随即召开了全校备考动员大会，在主席台后方的墙壁上，张贴着我用鸡蛋大的字抄写的《科学的春天》宏文。这差事是时任我班语文课老师的张一力（后来做高二文科班班主任）叫我做的，他觉得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开完会的第二天，我老爸特意去29中看我抄写的大字报，事先没告诉我。晚上放学回家，他将我批判一通，说字没练好就不要出去丢人现眼。老爸是我练习书法的启蒙老师，从手把手教我描红开始。在他眼里，我的字总是不咋样，这不足那毛病，至今都如此。 继续阅读“李绍白：二十九中散记（之二） — 老师印象”
蒯彻规劝韩信自图时，曾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相信梁武帝在收到侯景的纳款请降时，也会想起来这句话。 继续阅读“王博远：其实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是自身实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