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博远

慕容皝过世时，晋朝士人弹冠相庆，认为终于送走了一位劲敌，北方的威胁可以暂时消失了。然而东晋人忘记了，首起祸端的刘渊石勒比慕容皝凶残十倍，恰是慕容氏的崛起才使得北方进入了稍微安定的时期。

对于强大的敌人，自要有更强大的人来制衡，而继起者继承资源的同时成为新的对手，互相威慑的同时蚕食资源，这是自然法则，也是晋朝全线萎缩后的必然命运。 继续阅读“王博远：慕容皝的继任者慕容懏使燕国进入全面扩张期”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若想取得成功，则必须在此之前吸纳足以导致其失败的特征。如果没有与自然界达成这种妥协，则不具备成功的基础。因此，在九五飞龙在天之后，必然要走向上九亢龙有悔，正如正切曲线的运动轨迹一样，这绝不是保持克制便可以扭转得了的。 继续阅读“王博远：成功必须吸纳足以导致其失败的特征”

读历史的方法中，最为下乘的，便是以历史人物的性格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必然性。这并不是说个人性格完全不起作用，然而在历史大势中，个人性格显然并非决定因素。 继续阅读“王博远：历史人物的性格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必然性”

中国的标准化考试制度是隋朝时由隋炀帝最终确立的，其目的非常明确，结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确立的门阀制度，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激发社会活力。 继续阅读“王博远：只能说文明的衰退都是源自内核的”

能够制定出来的规则，一定是僵化且存在局限的，为《老子》作注的王弼肯定认同。这是因为一方面，成文的规则受制于不断变化的世界，被科西嘉强人视为完美的《拿破仑法典》也无法全面覆盖哪怕二十年后的世界，另一方面，规则对事物的描述仅能局限于某个或某些侧面，而不可能穷尽分析问题的所有角度。 继续阅读“王博远：制定出来的规则一定是僵化且存在局限的”

王弼24岁时过世，作《周易注》时大概20岁左右。这本书同《老子注》一起，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也使王弼顺理成章成为两汉经学转向魏晋玄学阶段的核心人物和思想原点。 继续阅读“王博远：王弼乃经学转向玄学阶段的核心人物”

历史学家黄云眉认为既然邵晋涵已经著有《尔雅正义》，那么郝懿行便不应再耗资源另著《尔雅义疏》，只需要以补正的形式列出邵书的不足即可。诚然，一部传世著作的产生，并非以作者一人之力，而是要在当时社会学术氛围的背景下，利用已有文献，吸纳社会学术资源，并会一定程度阻碍后世出现更为完善的著作，创造价值的同时毁灭价值，引领文明的同时将文明带入瓶颈。 继续阅读“王博远：郝懿行《尔雅义疏》与邵晋涵《尔雅正义》”

郑樵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秦始皇究竟是否焚书，焚了多少书？二是为何会有“穷经而经亡”的情况出现？

我们读南北朝乃至隋朝典籍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在雕版技术产生之前，书籍保存难度大，可是我们能够读到先秦《孟子》的善本，却很少能够窥览南北朝乃至隋唐典籍的全貌。甚至像《谢宣城集》这种号称完璧的典籍，也存在着大量的佚文。一方面，由于侯景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使得大量古籍灰飞烟灭，但是另一方面，《论语》、《孟子》这样的先秦儒家典籍能够保存完好，是否能够说明一点，即秦朝即便存在焚书坑儒，也远没有后世想象得那样惨烈。焚书所指向的对象是儒家典籍，但是除了被后世篡改得一塌糊涂的《尚书》之外，其它典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由于秦朝以法家立国，且秦朝儒生的确存在一些内在缺陷，使得秦始皇认为为了维系立国之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社会运行切割开，因此，焚书只是象征性地宣誓这种切割，并没有对儒家典籍赶尽杀绝。至于这种切割是否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了致命缺陷，这涉及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即你需要你所反对的事物来弥补你自身缺陷，即便你反对的事物存在更大的缺陷。这种共生关系若被打破，则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会是非常惨烈的。

中国历史上重大毁书事件无数，让我们这种自诩为读书人的每次回想起来便痛心疾首。然而，换一个侧面，是否一个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典籍的湮灭便会像森林大火一样无可避免。虽然这会造成文明的衰退乃至今时今日的文明断裂，然而这也能反向冲击文明发展到极致产生的垄断对后世文明发展带来的抑制，即文明衰退是文明重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