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作品类
在上一篇文章里小微园产业地产 — 地产新蓝海？（一），由于篇幅所限，只对产业地产的政策红利、市场需求、选址等方面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具体的实操，笔者另开一篇。
既然是地产开发，就要从投资买地开始，前一篇说过，选址要有政策支持，包括相对优惠的地价，可分割销售的比例，开发授信，购买按揭等；项目所在片区还要有产业基础。
地方政府以优惠的价格供应产业用地，是希望真实地发展产业，而不是沦为“商改住”或者”工改住”，甚至简单的沦为投资。除了在规划设计上设置了限制条件外，都会对产业园的亩均税收做出约定，同时对购买产业地产的投资者也会设置产业准入，避免空置。
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产业地产的投拓工作就要把市场推广充分前置。
同规模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弱，生存周期短，2018年央行行长易纲指出，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但只产生了50%以上的税收。假设小微企业在税筹方面与规模企业持平的话，小微企业的人均盈利能力只有规模企业的1/4。更要命的是，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不到三年！
继续阅读“孙轶：小微园产业地产 — 地产新蓝海？（二）”五年的地产牛市，一个个的造富神话，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参与，也使得住宅开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开发企业处在被挤出的边缘，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从政府层面，制造业尤其是小微制造业，对提升经济活力、扩大就业贡献很大。
地产的金融化会进一步压缩制造业的生存空间，造成经济空心化，失业率上升。为此全世界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甚至川建国同志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也都是强调制造业的回流。
制造业既有卫星航母，也有针头线脑。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德国、日本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约是50%左右，对就业的贡献是60%-70%左右。国内小微企业更是占了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小微企业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
正是基于小微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然而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制造业，无论多么小，在主营业务之外都需要一整套内勤（财务、行政、人力、吃住、物管等）管理体系，除了生产和仓储空间，还需要行政办公、食堂宿舍、变电所、泵站、锅炉、门卫等配套建筑。
继续阅读“孙轶：小微园产业地产 — 地产新蓝海？（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说：“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经济就优化到什么水平，目前，思想解放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乃至社会公众最短的短板。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与宇宙间其他事物有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早或晚的联系。面对人类的复杂、宇宙的浩瀚，我们永远都找不到绝对的真理，所有理论、制度、传统和法律、习俗都不是超越时空、不可置疑的。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更加容易逼近真理。
比如说，我们过去认为正确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100年前人类就发现，窖藏葡萄酒时间越长价值越大，而增加的劳动几乎为零。如果工人+生产资料就能产生剩余价值，那么生产组织、科技创新、资本逻辑的价值何在？在网络时代，这些学说更是备受质疑。 继续阅读“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6） — 东北衰败是对中国未来的预警，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我们一定要切记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论政府》中的这句警示，一句话胜造七级浮屠，拯救亿万苍生。
1月24日，中财办主任刘鹤在2018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这篇演讲被认为是中央今后工作重点的国际表达。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懂得当前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可以说，“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除了精准扶贫外，涉及的主要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
一、国有经济改革首先剑指央企
当前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充分改革的前提下，以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为突破口，打破垄断壁垒，让民营经济迎来第二个春天。央企是国企中最难啃骨头，让央企改革糊弄过关，就是糊弄人民，就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背叛。 继续阅读“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5） — 国企改革检验改革诚意，严禁妄加罪名”
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区域经济问题只是本区域的问题，没有一个经济问题只用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政治是保障，经济是目标，文化是基础。东北振兴的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建国后政府和国有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典型缩影，必须全面推进改革。15年振兴东北战略的效率和质量表明，目光局限、决心不足、勇气不够、格局不大、思维不新的修修补补，只能空耗改革成本，虚置改革目标，浪费人民的期待，错过改革的时机。
一、政府改革需要破解历史的纠缠、祖先的毒咒。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需要我们有比1978年更高的智慧，更果决的步伐，拿出更大的勇气。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针对改革的前景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但改革是不能拖的，再走路径依赖的道路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 继续阅读“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 — 政改：破解祖先毒咒，让改革全面重启，向死而生”
2017年1月，知乎上关于“为什么东北会衰退？还可能复兴吗？”的问题，被浏览5600万次，累积9000多条答案。东北问题显然成为高烧不退的主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中论述到：所有现实经济都与理想经济有差距——这种差距称为“市场失灵”，但是，按我的观点，美国经济“市场失灵”的程度远远小于植根于现实政治制度中经济政策不完善性所引起的“政治失灵”。
在中国的语境中，因为政府和国企的强大话语权，国民频频听到的是“市场失灵”，尽管在中国更多的是政治失灵。除了贪污腐败、渎职怠工，更多的是相关决策的失误和落后。
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左右手，有着与政府相近的秉性和诉求。
我们都不必提普通的民营企业家，也不用举例经济学家毛振华在黑龙江的遭遇，就说桔子水晶酒店执行董事长和华住集团执行副总裁吴海，他1月9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说道：“比较气愤 两年前总理批示的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 继续阅读“宋常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3） — 国企和政府改革滞后毒化社会生活，迫使民众顺从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