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慕竹:沈从文未曾写完的第十三封湘行书简

那日天色青碧,正值桃月,我与止戈驱车往凤凰古城。行经湘西丘陵,见远山迤逦,一痕黛色蜿蜒于天地之间,有几分富春山居图卷尾那抹萧疏墨韵。谷中云岚渐起,絮絮地缠住山腰,竟使层峦半隐半现。

午后抵城,择一临江民宿下榻。木楼老旧,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推窗即见沱江如练,淡淡的日光下粼粼似碎银,对岸吊脚楼的朱漆栏杆剥蚀处,露出木质纹理。水色挼蓝,偶有扁舟划过,船夫长篙一点,波纹便层层荡开。楼下有妇人浣衣,木杵声闷闷地传上来,竟与沈从文《边城》里的描述一般无二——想来这地方,几十年过去,到底还留着些旧日魂魄。

我们下楼沿江漫步。古城多食肆,檐下悬着油纸灯笼,幌子在风里轻晃,上头墨字已褪了色,却更添古意。铺子里蒸腾着腊肉、酸汤鱼的香气,混着姜糖的甜腻,我说这气味像极了香港上环的老街,只是少了海腥味,多了山岚气。

入夜后,古城灯火渐起,吊脚楼上的红灯笼次第亮起,映在沱江里,宛如一串散落的玛瑙。岸边有乐声传来,不知是芦笙还是古筝,嘈嘈切切,衬着流水声,竟恰好漫出了晚唐词章里的半阙清寒。沱江的跳岩横亘水上,乃是一排青黑岩墩,间隔尺许,供人渡江。月色昏晦,江水湍急,止戈紧攥着我的衣袖,每跨一步则停下来平复喘息。她的手指冰凉,掌心渗着汗,让我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翻到的明代闺怨诗抄本,那些被泪水晕开的墨迹也是这般潮热交叠。

沿江有许多小姑娘扯着嗓子吆喝着苗服摄影。苗服最重绣工,凡襟领袖口裙缘,皆以彩线铺陈。针下所出,非花鸟虫鱼俗艳之形,而是盘曲回环的古老纹样。或似藤蔓勾连,或若云雷盘踞。胸前排扣大如满月,錾刻着鱼龙交缠的图腾;发间银梳横插,梳齿间垂下细链。行走时银铃簌簌作颤,其声清越,如碎玉撒落青石。

苗族服饰的价格,历来高于汉族衣裳。因手工精心缝制,单是采买布料、飞针走线绣制繁复花纹,便常需耗费数月光阴。及至现代文明勃兴,正值芳华的少女们,多离乡务工谋生,苗家织绣技艺的传承,竟渐次面临断绝之虞。如今纵有旅游业复苏之景,传统苗衣却已难复族人日常穿着之本真,华服沦为戏装,徒作游客眼中观赏把玩之道具,空留其形,失却其魂。

此刻沱江的灯火在我们眼底燃烧。归途经过虹桥,见卖银饰的老妪正在收摊,她腰间钥匙串叮当作响,竟与跳岩下的水声生出奇妙的应和。这古城日间是幅工笔,入夜便成了写意。

夜深风寒,回到民宿。窗下沱江流水声不绝,如低语,如叹息。我独坐灯下,翻一本沈从文的集子。

湘西苗寨的千年光阴,原是一场与世隔绝的缄默。山外风雷激荡,武陵云雾深处依旧守着跳香祭神的古调。直至红旗漫卷的年代,苏联画报上的钢铁洪流才冲开吊脚楼的门扉,苗家少女拆下百褶裙上的蝴蝶图腾,被迫吞咽,难免几分无奈和被动。今观苗寨,苗族的磨鼓舞终成“东方的迪斯科”。  

回望并非沉湎,那些未被规训的青山秀水、素朴人情,或许才是我们需要的一剂清凉散。

次日薄明,我们离开沱江,前往边城茶峒。此地是三省齿咬之处,左脚踩湘,右足踏黔,回首顾盼间,衣袂已扫着渝境风尘。桥下清水江将三地血脉悄然勾连,整座边城仿佛浮游于水镜之上。边城的青石板路蜿蜒如蛇,两侧木楼皆以杉木为骨,经年累月,光泽乌黑油亮。

我们花了两元钱乘坐拉拉渡。所谓拉拉渡,不过一叶扁舟,舟首尾各凿孔眼,贯以茶碗口粗的铁环,环中穿索。铁索横江,色如沉墨,早被世代掌温磨出哑光,指触上去,竟有温润的玉感。

老船公踞坐船头,俨然是尊水锈蚀成的木雕。见客来,也不言语,探身握住那悬索上的木钩。钩是野梨木削就的,纹理虬曲,呈琥珀色。船便动了,既无橹也无篙,全凭老船公筋肉偾张的双臂,引索而行。索上铁环相啮, “咯——吱——”长吟,声响沉滞,如推古墓石门。拉拉渡的玄机,大约就在这若即若离里。铁索绷直如弦,渡船是弦上颤动的音符;而过客匆匆,转瞬无踪。唯老船公坐成磐石,水面浮动的皱纹,不知几道属酉水旧梦,几道属新添风霜。

到得对岸,止戈俯身掬水,忽问:“都说苗女会放蛊,你说这水里会不会有相思蛊?”我笑道:“蛊毒再毒,毒不过相思。” 三省之水在此处交汇成无主之境,茶峒人将蛊毒的隐秘绣进衣上繁纹,将百虫相噬的传说熬成苦药,悬于门扉。

蛊术之事,看似荒诞,实则映照人心。边地妇人施蛊,未必出于恶意,而多因世道不公,弱者无路可走,只得借幽冥之力自保。然而,世人谈蛊色变,尤其对异族心怀戒备。人生在世,终究要与他人往来。既不能闭户独居,又常视他者为威胁。如今世道,猜忌弥漫,陌路相逢,先存三分戒心。这般“他人即地狱”的念头,比刀兵更伤世道人心。今日虽无大乱,而暗箭伤人、傲慢欺压之事,又何尝少见?止戈掬起的江水,竟映出我们自身魂灵的倒影——每个异乡客行至边界,袖中都藏着半罐未启封的蛊。

行箧中总少不得一册书,积习使然。此去茶峒,带的自然是沈从文的《边城》。书是新版,翻动时簌簌作响。入夜展读,书页间的文字倏然活了,1934年的墨痕与2025年的月色重叠,沈从文的青黛山水成了我指尖的体温。书边批注的笔迹印洇了潮气,像极了边城人眼角的泪痕,欲干未干。

湘西的所谓“巫蛊”文化,实则是湘西女子的“行巫、放蛊与落洞”,背后是她们被压抑的生命力无处宣泄的愤懑。因此,《边城》就不只是“唯美”,恰是因边城无法完全隔绝外界的侵扰,那些被压抑的野性便在命运的裂缝中化作无声的恸哭;而放蛊的阴影,亦因人心未能真正相通。

我与止戈踏进凤凰城中营街那方四合院时,日光正暖得发糯。门楣上“沈从文故居”五字漆色斑驳,倒像是从《边城》手稿里拓下来的旧印。两张通票索价不菲,我们仿佛捏着两页泛黄的文学史。院子不大,天井里一缸睡莲浮着碎萍,几竿瘦竹倚墙而立。游人仅只我们俩,脚步声在青石板上敲出空响。书房在西厢,门槛不高,抬脚却沉,仿佛跨进的是《边城》里那句“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旧书桌上砚台犹润,仿佛先生刚搁笔去沏一壶“古丈毛尖”,袍角还扫过青砖地上的光影。

先生的文字,从湘西吊脚楼的檐角出发,终抵达人类共通的困境。当老船夫的渡船再也载不动顺顺家的旧情,当汉家少女面对苗寨郎君既羞怯又惶惑,那衣襟上绣的何止是花鸟——分明是族群心墙上蔓生的藤蔓,柔软又固执。

王博远:皮岛之乱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与孙中山/陈其美暗杀宋教仁一样,属于毁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明国之亡,始于毛文龙之死。而民国之乱,从现象上归因,是自梁启超与蔡锷投靠日本分裂中国开始,而根本的乱源便是宋教仁遇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否是受皇太极指使已不可考,袁崇焕自己当然死有余辜凌迟亦不为过,然而崇祯却应为毛文龙之死负上首要责任。平台问对时,袁崇焕承诺五年平辽。过后许誉卿问袁崇焕何以五年平辽,袁崇焕表示这不过是逗皇上玩儿而已。《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袁崇焕以国之大事为儿戏,这便已是败亡之征了。然而崇祯竟然不察,加以委任,自是要为之后的山崩地裂负直接责任。毛文龙死后,第二年皇太极便兵临城下,崇祯此时不必推责他人皆是亡国之臣,是自身的失察导致自己奔赴煤山直飞温都尔汗。许誉卿以平台问对一事便断言辽事必败,袁崇焕终将毁掉一切。据《王氏春秋》记载,当时有人说许誉卿了解袁崇焕尚浅,获取的信息有限,不宜骤然对袁崇焕下负面结论,许誉卿回应到:“天地万物自有其平衡法则,因此获取信息更多的一方也不会占尽优势,必有因素加以干扰。相反,获取信息有限的一方,也自有其优势所在。好比找女朋友或是招聘员工,如果你只看第一学历,那么的确观察人会比较单薄,不够丰满,但是出错率极低。如果非要引入第一学历之外的诸多因素来综合判断,那么确实信息更加丰富,看人更为立体,但是判断出错率会显著升高,大概率会后悔莫及。这便是自然法则对信息资源丰富一方的限制及对信息贫乏一方的补偿。如果你熟读《周易》和《庄子》,自然会认同我的结论。我对袁崇焕的判断也绝不会错。”袁崇焕杀毛文龙,不仅直接导致明国灭国,而且间接影响清初三藩之乱的结局。毛文龙的属下耿仲明与尚可喜在毛文龙遇害后最终投降后金,成为三藩中之二藩。而另一藩王吴三桂作为袁崇焕–祖大寿一系的军事遗产继承人,与耿、尚二藩可谓世仇,彼此绝无可能形成合力,这也是多尔衮放心将三人分封的原因之一。因此吴三桂起兵后,便要承受袁崇焕妄行杀戮带来的后果:耿、尚二藩虽然反抗清廷的削藩,但是更乐见吴三桂的败亡。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律师、医生与占卜另解

在西方,律师和医生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阶层。虽然我们也有律师和医生,但这两个行业也常常被诟病。笔者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站在律师的角度来看律师、医生和占卜之间那些微不可言的关系。

1 行业从业门槛

目前对医生与律师行业的从业限制收口趋紧,两者渐行渐近趋于类似。从医生角度看,如果不想从医很容易转行做律师,而且可以成为一位复合型的医疗纠纷类律师,因为目前律师从业门槛是老人老办法,医生随时可以参加法律职业考试。相反的律师转行为医生,几乎不可能,通常都需要全日制医学专业生才可能。当然中医还开辟了师傅带徒弟性质的“中医师承”、“老(新)专长”等途径,但要成为无区域限制的执业中医生,也需要大致 6-9 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也相当于一个医科生培养到硕士结束的时间。因此,在我看来,律师门槛比医生要低很多。

2 专业能力的可替代性

律师和医生行业都不是不可替代,个人都可以独自上场。律师行业这几年人数大增,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件当事人已经独自上场,而且法院为当事人的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好,材料也很便民,致大量常见型的法律事务不再委托律师代理。坊间有一种说法,为什么要委托律师,难道法官不懂法吗?医生也有一些类似,卫健委也提供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这种分级分类消化病人,同时大量医生入驻社区、农村及乡镇卫生院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但医生专业能力也参差不齐。坊间也有一种说法,久病成医。在我看来,专业能力这块医生专业壁垒比律师高很多,哪怕久病成医也少不了药物。

3 行业的不可或缺性

古人有讲,“法不轻传、医不扣门。”现在的医生大多都是在医疗机构坐诊,病人上门提供服务,也应了那句古话医不扣门,而律师很多是上门为客户提供服务,虽说律师和医生都是服务行业,但相对来说律师地位要比医生低的多。从行业的不可或缺性来说,大部分人有矛盾纠纷大多通过基层矛盾调解机构化解,一辈子也不会上一次法院,但又有几个人一辈子不生病而不去医院呢?病会产生矛盾,矛盾也会导致生病,但矛盾在社会关系中产生,而病可以独立生成。

4 行业错误的高发程度

法律行业这些年推行司法责任终身追究的同时,伴随着法律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错案冤案至少应该不会超过30%,这一数据虽没有统计依据,但从行业人员的反馈来看,大抵应该是靠谱的。要谈医疗行业的错误程度,必须要假设一个前提,诊断正确选药恰当的情况下 1-3 天一定有效。这里的错误指的是“误诊”,包含完全被漏诊、诊断错误和延误治疗。在“全球误诊内幕 – 各国医疗过失统计数据“一文中,四分之一的欧盟公民(23%)直接受到医疗误诊的影响,其它如拉脱维亚(32%)、丹麦(29%)和波兰(28%)等等。笔者没有看到中国的数据,但我相信我们的比例一定高于30%很多,至少专家也有类似观点。看了医生吃了药不见效应该大家都遇到过吧,否则一委一局也不会发布《关于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文件了吧。从这个角度讲,律师比医生要好一些。

5 律师、医生与占卜的关联性

律师代理当事人上法院打官司,法院支持还是驳回,通常都需要给当事人一个预测结果,经验丰富的律师只是对结果预测的可靠性更高。医生给病人看病,通过仪器检测各种化验得出病人的指标偏离正常的标准值,就施了不同的药物,但对诊断是否正确及药物是否一定有效也并没把握,西医的技术也是在试验中产生的,更多的对细胞和尸体的解剖而产生的一种经验医学。他不考虑药物寒热,气血运行时令,因此西医本身不是生生医学。占卜算命很多人也接触过,不同的人说同一个先生有准有不准,但不管准或不准,大家都愿意接受,因为人心里都知道这是占卜未来,哪怕不准也可以接受,大不了下次不再找同一个先生占卜而已。

事实上,律师和医生职业又何尝不是对未来之事进行“占卜”呢?但人们可以接受占卜不准,而不能接受律师的误判和对医生的误诊,否则律师和委托人、医生和患者之间也不会出现如此紧张的矛盾。更远的追溯,律师、医生和占卜实出同源。既是同根生,何必相煎太急呢。

王博远:唐探1900影评–只谈时代背景

电影的时代背景放在西历1900-1901年庚子之乱和辛丑赔款之间。这是影响中国至少百年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远超甲午海战。然而千钧之重的要素并非是现象上的战败赔款,而是由此带来的废除科举。清末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不亚于当今的大学扩招,全无和全有在哲学上并无区别,这使得清末的人才选拔机制彻底瘫痪,李世民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构想完全幻灭。然而无法吸纳人才只是次要方面,如南北朝一般门阀资源世袭也是次优解。但是这也做不到。废除人才筛选功能后,只懂得投机钻营陪酒乃至坑蒙拐骗的人在同一起跑线相同赛道上迅速占据资源,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快速涤荡出局,社会风气与底线朝向负无穷方向飞速运动,清末谴责小说基本上清楚地记述了这一历史转换过程,清末社会便很快成为了今天这幅图景。

辛亥革命虽被称为一场“革命”,其实与北魏六镇之乱军队哗变并无本质不同。湖北新军与清廷的离心力远溯可追至曾国藩时代,近因则是张之洞坐镇时埋下的种子。六镇之乱被尔朱荣剿灭,叛乱军队被尔朱荣收编并南下杀入洛阳。而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虽有能力促成南北和谈,避免中国立即成为南北朝,但是袁世凯无力收编湖北新军。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试图用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系将领渗透新军取代黎元洪,然而正如西汉七国之乱一样,中央政府分封的诸侯会很快具有派驻地的离心属地属性,曾经忠诚的将领在时代的裹挟下转而与中央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如同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一样,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这也为日后蔡锷与孙中山的祸乱埋下伏笔。

电影中的主人公之一说自己一路追随孙先生。此孙先生应该便是革命党首领之一孙中山。他们与张之洞的武汉新军并无关联,因此当然也与辛亥革命无关。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些革命党徒与之前太平军的不同之处。我想二者最大的区别便是,太平军既杀同胞,也杀外国人,而革命党一路革命,只杀同胞。电影中主人公运送几百条枪回国内,当然也肯定是射向自己的同胞,这便是革命党徒所理解的爱国。时代之巨变将这些革命跳梁之辈抛向历史前台,这正是这个文明百年苦难的根源之一。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新朝之治

王莽既然选择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全面接管前朝资源改朝换代,那么自然也要全盘接受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血流漂杵危局并危及自身。正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作为西北军阀,本可以同韩遂一样腾挪之余得以善终,然而被何进召进洛阳并面对虎狼环伺成为众矢之的,那便非死不可了。王莽或是垂涎帝位已久,或是被历史潮流裹挟而不得不为,抑或王莽自己也分不清二者之区别,总之王莽绝不会天真以为改变皇帝名姓便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井田改革便是王莽力推之作。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与之配套的理论基础,即刘歆抑或王莽本人伪造的《周礼》,其可实施性都是存疑的,骤然实施,流民问题未必得到缓解,同时与官僚集团的对抗必定激起更大的矛盾。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本身能否推进根本不重要,重新的利益分化已经势在必行。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解决矛盾的变革当然会激起更大更深层的矛盾,这是宇宙物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要求,人类也正是这样走到今天的。王莽这等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当然不可能因为困难而效仿秦二世坐以待毙。当时有人劝说王莽:“骤然改革,淘汰官吏,必然在底层官吏中涤荡出李自成,最终毁灭新朝。”王莽反诘到:“你对历史理解得如此浅薄草率,可见正如与我同姓的一位先生所说,学历史和学微积分学物理一样,是需要很高的门槛的,既要有数学和哲学为基础培养的逻辑思辨能力,又要有文言打下的语言功底。像听故事一样学历史,纯属浪费时间。李自成自己属于何种阶层哪种职业,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失地失业流民集团。如果放任冗员不加裁汰,那么只会在社会对立中培养出更多的流民人口,催生出更多的李自成,届时局面更加不可收拾。我拜托你不要人云亦云地肤浅理解历史。”王莽同董卓一样,在军事上失败后便不存在势力退潮回到一方军阀势力的可能,必须以自己以及整个集团的覆灭而收场。正如李斯死前所期望能够再“出东门、逐狡兔”一样,既然已经深度参与了利益对抗,便不能再作此奢望,这也是四世三公的袁绍所受的拖累与羁绊远高于孟德的根本原因。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王博远:论文理分科

将物理这种具备筛选能力的科目降为选考,其目的是降低高考的筛选能力,破坏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阶层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世袭。打破资源世袭的方式很多,比如东晋门阀与寒门刘裕之间的交互承认。如果改革的方式走不通,大小献忠自然会以其他方式跟进。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