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新城，作为一种新的开发模式，日渐成为新的风口，这种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推动城镇化的方式，同时解决了城市化中，人们居住、就业、生活的问题，实现了政府、企业和新增人口的多赢。
然而产业新城投资大，开发周期长，相对于传统的短平快的地产开发而言，项目周期长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积累，尤其是产业新城未改变土地权属，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风险就会阻碍项目推进，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就可能给招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笔者结合自身参与的维科工业园、鄞江古镇、瞻琦工业园、海安晟峰软件园、常山云耕小镇等多个产业园、产城的实践，和对多个成功项目的考察，试图剖析下产城的商业模式。
产业新城首先是产业发展战略，只有产业定位、发展方向、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策略获得政府的高度认可，落实的可能性很高，才有可能与政府在一级开发、园区配套、产业招商以及住宅开发等四个主要业务板块获得政府的信任，继而得到政府的高度配合与支持，取得开发权。 继续阅读“孙轶：产业新城的商业模式”
仅仅几天前，全国政府和媒体表述经济形势还是“稳中向好”，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启用“稳中有变”四个字定调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新华社通稿标题是：政治局会议提“六个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如今，应该没有说政治与百姓生活无关的人了。
国家就是一个个国民的组合，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放大，为什么我们会忽视这个常识？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同比下降最多的是家用电器和日用品类，能用凑合用吧！下降最少的是金银珠宝类，“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学过货币银行学的都知道这句。还有什么比黄金、美元更稳定？
消费的疲软，让剁手党也踟蹰不前，我想，电商的数据应该也是与此匹配。 继续阅读“宋常铁：经济由“稳重向好”转为“稳中有变”，新日子注意“十条””
读历史的方法中，最为下乘的，便是以历史人物的性格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必然性。这并不是说个人性格完全不起作用，然而在历史大势中，个人性格显然并非决定因素。 继续阅读“王博远：历史人物的性格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必然性”
中国的标准化考试制度是隋朝时由隋炀帝最终确立的，其目的非常明确，结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确立的门阀制度，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激发社会活力。 继续阅读“王博远：只能说文明的衰退都是源自内核的”
昨天，惊闻“浙江18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全国农村恢复公有制的倡议书！”真是恍如隔世，定睛反复读过，细思恐极，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这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再被翻出来，是不寻常的。
作为摆弄文章20多年的编辑和宣传、媒体老将，就如老中医看病，一搭眼就知道这不是村干部能写得出的文章，不论文风、格局、结构、高度，都不是。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这么敏感？不仅是因为我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非常敏感，更因为，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这不是孤立事件，是对党4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反动。 继续阅读“宋常铁 ：警惕浙江缙云倡议书，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决不能走回头路！”
7月底，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发表了热文：《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个个都输给特朗普》，我认真看完后，发现跟我N年前询问一些经济学领域的博硕的问题类似，只是苏小和在有特朗普的佐证后这么问，别人就没脾气了。
很多事不必争论，你就和他赌，用长程的时间，然后也不找他，他心里有数。
我当时问的是，人是多么复杂，和自然界一样，有着无穷多的变量，怎么用数学模型就可以推导？他们的回答是，数学模型是把现实问题简化，便于研究方便。嗯，我也是学金融的，这个懂。但是你研究的是实验室里的，为什么要拿来经时济世、要干预现实生活呢？百姓又凭什么要强加给经济学家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呢？
与这个疑问类似，我常想，中国古代那些科举制筛选出来的“精英”，不过是考文笔，还有就是那些十分久远的源自农耕社会的思想和经验，怎么就指导了中国2000多年呢？你中国一直静止不变，那外部世界难道还为你不变？果然后来就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烽火连绵了100多年。 继续阅读“宋常铁：我们忽视了哪些常识？——主流经济学家败给特朗普的启发”
多年以后，当我们在奔驰岁月的间隙，重新回忆起戊戌仲夏在谷城庙滩申家冲这场以文学之名的聚会时，相信我们依然难忘这一日的炎炎烈日，流火溢金；这一日的浓荫蔽日，蝉鸣蛙啼；这一日的荷叶田田，莲花似佛；这一日的欢歌笑靥，妙语诗情。原本平凡的日子因为被涂抹了多彩的光晕而变得熠熠生辉，记忆的角落又多了帧难忘的画图。 继续阅读“蒋琦：申家冲采风记”
能够制定出来的规则，一定是僵化且存在局限的，为《老子》作注的王弼肯定认同。这是因为一方面，成文的规则受制于不断变化的世界，被科西嘉强人视为完美的《拿破仑法典》也无法全面覆盖哪怕二十年后的世界，另一方面，规则对事物的描述仅能局限于某个或某些侧面，而不可能穷尽分析问题的所有角度。 继续阅读“王博远：制定出来的规则一定是僵化且存在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