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波: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最近读了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一部不一样的近代史,里面有很多信息和观点是从前不曾知的,尤其是观点方面与一些大陆学者是不同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他在本书的导读中就指出了他并不赞同的书中观点,并提出批评。

在蒋廷黻与沈教授之间我更信任前者,蒋廷黻生于1895年,16岁赴美求学十余年,学过历史、新闻、政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南开和清华任教,后来又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工作。相比之下,沈教授的经历就苍白得多,1937年生于上海,至少年轻时没出过国,曾经接受的历史观教育与我是差不多的。

本书第一章说的就是鸦片战争,先是介绍了在那之前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那时大清实行一口通商制,就是外国人要与中国人做生意,必须在广州进行。而且不是全年,只有夏秋两季才能进入广州的十三行交易,其余时间外商们要去澳门过冬。他们在广州期间也有很多限制,不能坐轿,不能出游,不能带兵器,不能携妇,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货物交易也没有固定的关税,随由官吏任意开价。涉及到外国人的治安案子当地也不愿审理,尤其是当外国人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更是极力推诿。基于以上诸多不便,外国人想与朝廷谈判通商规范,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林则徐禁烟,英国人派兵的事就不说了,大致与先前所听故事出入不大。说说战后的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其要点:第一,战争赔款;第二,割香港;第三,五口通商;第四,协定关税;第五,英人享受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这其中的战争赔款是最明确的损失,这是让中方官民共痛的,而其余几条就很难说吃了什么大亏。 比如说割香港,当时包括朝廷在内没有几个人知道香港是什么,在哪里。听说要割地,人们都很难过,但得知要割香港时,都哭笑不得,觉得这英国人也太没眼力了,那么小,又没有任何商业和军事价值。严格来说英国人当时大概也没想什么领土要求,只不过是为做生意方便找一个栖息之地。

再如协定关税,其实朝廷所得比原来还多了,只是当地的贪官没油水可捞了。当然,这对朝廷也有负面影响,就是以贪治官的手段被削弱了。

还有治外法权,这是正中当地官员的下怀,本来就不愿管你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管了。

据说当时朝廷最怕和老百姓最讨厌的是五口通商这条,开放的门户多了,朝廷觉得不安全,老百姓的排外心理受到了挤压。但实际上这是一次被迫的改革开放,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应是正面的。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除了人们的战败屈辱感之外,并未给中国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形成反思的社会氛围,更没有要改变社会的意识,仍然还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自大自狂,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这其实是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本书作者认为,随后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中国朝野觉醒的里程碑。领队谈判的恭亲王认清了国际形势,欣然地答应了外国人长江通商和北京驻使的要求,由此向近代国家迈进了一大步。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就是“所痛心的是这种新精神没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之时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两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得出三个结论:

一、西洋的军器和兵法远在我们之上。

二、西洋人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造军器的方法给我们。

三、西洋人守信义,所以我们必有办法对付他们。

基于以上认识恭亲王订了新的大政方针:

一、以夷器对付夷人,买西洋军器,请西洋教官,这是自强之道。

二、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时要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于是在恭亲王的领导下,在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协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初只是想国防近代化,但发现这需要制造业近代化,进而需要矿业近代化,需要交通近代化,需要能源近代化,技术近代化,教育近代化……最后发现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结果发现走不下去了。

第一个意识到我们学西方不止是学科学、学技术,还应该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制度的是留洋做公使的郭嵩焘,他力劝李鸿章扩大留学生的学习范围,这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汉奸。因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

于是,一度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像一搜艰难行进的巨轮一样在重重阻力下缓缓地停了下来。

后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被摆到每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仁人志士面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继洋务运动之后的救国救民第二方案,其主旨是变更政治制度,目的是改君主立宪。康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仍旧失败,因为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返潮。

戊戌变法的失败,至少在间接上造成了西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来抵抗西方势力的向八国宣战。“在一定意义来说,拳匪运动可以说是救国救民的第三方案,不过是与世界潮流相悖的,其惨败足以说明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这是本书作者蒋廷黻的原话。

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觉得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简单地修改一下时间、人物和事件名词,再把书名中的“近”改成“现”,完全可以变成一本新书出版。

2022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汇编(附下载地址)

本次汇集共收集了36件现在有效的司法解释文件。其中:第一部分综合类7件,第二部分著作权5件(较上一版增加2件),第三部分商标权10件(较上一版增加3件),第四部分专利权与技术合同7件(较上一版增加3件),第五部分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2件,第六部分植物新品种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5件(较上一版增加2件)。(下载地址在文末)

需要获取上一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汇编文本可点击该链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汇编全集(附下载地址),该文中对新中国历史上三次全面集中清理司法解释作了些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汇编全集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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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ng Patent Licenses and Disputes (I)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 is especially unique in that it has world-wide treaties on patent protection, such as Paris Conventi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and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while patent rights are protected nationwide, i.e., a patent right obtained in U.S. could not be excised in other countries, unless the right owner obtains such patent right on his invention in other countrie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us even if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the same treaties, a same invention that is granted patent protection may be rejected in the other country. For example, U.S. and China both signed the three treaties mentioned above, however, a gambling device may obtain patent right in U.S.[1], while in China such device would certainly be rejected since it “is contrary to the laws or social morality.”[2]  

Furthermore, even if a patent owner has patent rights in multiple countries, he may find it difficult in exercising the righ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ypically a patent owner has two approaches in exercising patent rights: first, to license his rights to a third party, even his competitor, to collect royalty fees; and second, to sue a competitor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claim for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There is no specific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a patent owner may threaten to sue his competitor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n order to force the competitor to sit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o sign a license agreement. When the patent owner exercises his patent rights in a foreign country, negotiating with foreigners, hiring foreign attorneys in a foreign jurisdiction, both the patent owner and the opposite party may face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patent dispute, which could impede smooth communication. First of all, the value of a patent right, unlike such mass-produced goods as shoes or clothes the market value of which are easily determined,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evaluated. Secondly, royalty rates are alway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partly because there is no public reference for license fee since the terms negotiated between the patent owner and other competitors are generally confidential trade secrets. Thirdly,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for a competitor to guess whether the patent owner who is threatening to sue has the purpose to collect royalty fee or to clear the competitor out of the technical market where the patents involved dominate. Fourthly, patent rights, even after they are granted, may be challenged through many approaches, and thus the stability of the patent rights, which obviously influence the terms under negotiation, is uncertain. Fifth, international patent dispute and cross culture negotiation are prevalent in patent dispute, and negotiators may have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

作者: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和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和专利代理师,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及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Author: Boyuan Wang, a U.S. IP attorney. He registered as California attorney in 2019 and is a U.S. patent agent (limited recognition as a foreigner); he is also a Chinese attorney and Chinese patent agent.

Education:

  • J.D.,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M.S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an’s Lis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 LL.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B.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1] See In re Murphy, 200 U.S.P.Q. (BNA) 801 (PTO Bd. App. 1977).

[2] Under Chinese Patent Law, Article 5, Section 1, “No patent right shall be granted for any invention-creation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laws or social morality, or that is detrimental to public interest.”

王博远:傅立叶变换系列之二——傅立叶级数(I)

《庄子·齐物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王弼福因才折,没有来得及为《庄子》作注,遂使郭象成名。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校歌中言“靡革匪因 靡故匪新”,这是校歌中我最喜欢的一句。革新基于旧事物中的既有特征,而万物皆孕育新的变化,是故新旧一体,此消彼长,“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于是天地万物在消长中重塑平衡,是谓“周期”。

刘琨在八王之乱,中原陆沉时作《劝进表》,写道“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在刘琨看来,司马睿江南称帝正可使中华文明否极泰来。然而周期短长,时势消长,刘琨岂能预测精准。王敦以及随后的苏峻祖约之乱,世人以为晋朝国运将至,而随后的淝水之战,便又起死回生。拉普拉斯认为宇宙间万物的运行轨迹均已注定,然而个体确实渺小,即便可以仰观宇宙,也只能慨叹自身认知的狭隘。

文明兴替的周期难以洞察,有形物质的变化更容易捕捉。傅立叶变换,便是以周期函数为研究对象的。最简单的周期函数是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而后者又可视为仅改变了初始相位的正弦函数。如果将正弦函数/余弦函数视为事物周期变化的基本单元,即“复通为一”的“一”,那么是否任何具有周期特征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基本单元来表示呢?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傅立叶的回答是肯定,任何周期函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集合来表示。

对于正弦函数f(x) = sinx,其振幅为1,初始相位为0,其周期2π使其具有以下特征:

f(x + 2π) = f(x)

那么同样,对于任意整数k,

f(x + 2πk) = f(x)

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在【-π, π】区间有定义并且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如果存在另一个周期函数在【-π, π】区间也有定义,那么在傅立叶看来,该函数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也理应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来表示。而这种表示形式,便是该函数的傅立叶级数:

图片

这一公式应用的前提为周期函数周期为2π且初始相位为0,否则该公式便要有相应变形,这将在下文介绍。另外,该公式中ak与bk未知,需要求导,且函数f(x)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使等式成立,这便要引入两个新的概念,分段连续以及三角函数正交性。

作者: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和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和专利代理师,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及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审阅:王宇飞,中国电子工程师,获得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和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戴慕竹:年底头发又长了

一年一瞬。忆起2021,惟剩虚苦劳神,不得不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所谓明天会更好,亦不过是一碗毒鸡汤。明天怎么可能会更好?人生有限,未知无限。有不可预测的天灾以及躲也躲不掉的人祸时时在旁窥伺,因此明天不可能会更好。2020展望2021,以为庚子一过即是太平年,其实新冠依旧肆虐。明年有明年的雪,明年的霁色,明年的永无休止的阳光,还有明年数不尽的生机。可惜这个“明年”,都只是斑斓的幻想。真实的情况是2021年我遭了一场变故,混迹泥淖,心绪颇坏。引领人类追逐前行的,无非两种动力:兴趣与耻辱。我属于后者。

满目山河,落花风雨。在后疫情时代,活着即伟大。每一个活下来的公司,都是这个国家的功臣。鬼知道我是咬碎了多少颗牙才死撑到现在。今年有书号的书,才做了三本。分别是《三轻整脊》《耕心斋吟稿》《阅读星辰的那个午后》。其心得与体悟,前几期公众号已有刊布,今不赘述。其余光阴被琐事耗尽,既无闲暇读书,亦无心绪买书,浑浑噩噩地被时间辗过。最揪心的当属等待了。即如《戴口罩的春天》一书,据出版社说,为了参加2022年民生读本的评选,书号的申请只能在来年春节之后。而此书着手于去年,春风两度,尚未付梓。事情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前面的工夫已经做了,只剩等待。而再也没有什么比无尽的等待更能体现了人生的荒诞了。前几年读《等待戈多》,竟然没心没肺地笑,简直把它当成一幕喜剧。为了等待戈多,人们忍受着乏味无聊、日日轮回的生活,忍受着恶人的欺凌与朋友的冷眼,忍受着无边无涯的苦难、无处不在的罪恶,忍受着寂寞与生离死别,不管今天有多么痛苦,依然相信明天的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然而,“戈多”并不存在呵。

在写这篇公众号之前,我在读着绥青的《为了书籍的一生》。

这是重读。

初读于七、八年前。当我身处阴翳,压抑而挫沮,都会重读一些旧书。那些旧书里,有现在丢失的灵魂。总有人问我,你手上的书,读得完吗。读书有三种状态,在读,重读,未读。更有人问,未读怎么能说一种状态?我说,未读是一个期盼见面的约定,或许今年,或许明年,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总归见着。这中间的过程,不就是一种状态么?

而重读是见故人。久别重逢的把盏,即使悲欢各不相同,却也可以在灯下罄叙阅尽天涯的沧海事。看一看绥青离开农村初到莫斯科的情景,我又会想到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据说,莎翁先是在剧院门口为客人们照料车辆,继而进入剧院,最初是为管事的打杂,随后开始编剧,那些不朽的剧作,竟成了人类的瑰宝。绥青走的路子也相仿:一个出生于沙俄农奴时代的农村小孩,不曾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全凭个人的爱好,个人的理想与志愿,被苫盖,蒙荆棘,在短短的数年内就开了书店,设了印刷厂,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结识了当时知名的进步作家,最后他所出的图书,出版量竟然占全帝俄所出书的四分之一。在长达50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甚至没有经受什么大挫折。他的人生梦想和追求都很单纯,无非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

我始终相信出版是一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艺术手段,而有些出版商只是用它来增加银行存款的数字,世界顿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他们有一套自已的公式。去年有一个出版大亨很是得意地跟我说,打造畅销书有规律可循,找到一个写手,列一份时下的热点,加一点五颜六色,再铺一层鸡汤金句,然后印刷包装即可。他翻了翻我出版的书,说道:“你的书只适合收藏。”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的哲学,我是十分感谢这位大亨对我的肯定。毕竟,纸寿千年,而书却是易朽之物,能够被“收藏”,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虽然我的出品离“收藏”的境界还远着。

做一本长久立在书柜而不被下架的书,是我从事这行以来最深切的愿望。《五灯会元》记载白居易喜爱参禅拜佛,唐元和年间,他慕名拜偈鸟巢禅师。白居易向禅师请教:“敢问师父,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不以为然:“大师说的这些道理,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禅师听后,莞尔道:“三岁的小孩子说得,八十岁的老先生行不得”。可见知易行难,而我的这个愿望的落实,怕也是要步步为艰。

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一是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不得不来,亦不得不走,写读生涯纵然微有虫蛀,却更见岁月深情,其中滋味千千缕。

2021年12月29日

王博远:傅立叶变换系列文章之一:总论

哲学涉及对自然法则乃至宇宙规律的认知,而物理学正是对自然法则的片面的局限反映,因此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在哲学发展史上并无明确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具备物理学基础才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没有物理知识的王弼一样可以有传世哲学巨著流传千载,对客观规律的抽象概括并不以穷尽内在原理为前提。然而哲学思想若要冲破“形上谓道兮”的束缚,便必须要有物理学提供更为充分的滋养和源泉。

近代物理学以微积分为基础而迅猛发展,构造了现代工业化社会,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工业社会还能否继续支撑二十年,我们不得而知。梁武帝曰:“由我得之,由我失之。”任何生命体乃至任何由生命体构成的社会结构,均有寿命,而在“其兴也勃焉”之时,便可洞观其内在缺陷,判断其历史走向。

微积分与物理学的发展构建了工业社会,也是当今一切技术进步的基石。我当年作为工科生选择从事法律工作,是因为彼时的我认为法律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和充分条件。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我将因果关系倒置了。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带来技术创新,比如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将西伯利亚变成科技帝国,也正如任凭刘琨雄才伟略,也无法依靠并州空城来复兴晋室一样。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要靠坚实的基础教育和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张之洞所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此之谓也。

科技创新是以对基础学科,即数学和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正如我们若要熟读先秦典籍,便要钻研《尔雅》等“小学”典籍。若不谙于此,便会舍本逐末,急功近利。这也是开设本公众号的目的所在,希望能在传播本人思想的同时,为我们社会的科技进步发出一点点微光。

傅立叶变换是数学模型在电子工程领域应用的典范,也因此成为本公众号第一篇系列文章的题目。接下来会通过如下几篇文章来系统介绍傅立叶变换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