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远:苻坚的认知

苻坚不听王猛的临终劝阻而执意对晋发动战争,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给苻坚发出了错误的反馈信号,另一方面是东晋自王敦以来的多轮叛乱,让苻坚对困难预估不足。然而人生于天地之间,判断与见识当然要受所处宇宙空间的局限。事后来看,杨广灭陈似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么没理由认定杨广能够成功的事情苻坚便一定失败。彼时彼刻的苻坚,更可能认为划江而治才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一方面,事后慕容氏和姚氏的迅速反叛,说明苻坚先前的胜利仅仅带来的形式上的统一,一个散沙社会即便人口数字庞大,也是没有有效动员能力的。原子化散沙互害人口只会让雄主苻坚的大业轰然坍塌。另一方面,也同苻坚的运气有关。彼时的东晋恰处于旧军阀桓温过世、新军阀桓玄和刘裕尚未崛起的短暂空档期,而东晋王朝的凝聚力也仅仅存在于这一空档期中。《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一是指语言的局限,无法表征事物的全貌,其二是指语言本身并无意义,是语言所指向的事物赋予了语言以意义。然而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导致语言文意随之变化,带来语言的变种、消亡与新生。据《世说新语》佚文记载,王猛曾举例规劝苻坚:“比如“大学生”这个词曾经至少还算是个中性词汇,然而随着我大秦大学扩招,这个词迟早会变成一个恶搞词汇,专指既缺乏对自己母语的深度理解和敬畏、且对每天背诵的外语也一知半解浮于表面假装精通、同时以物理不及格的成绩参与我大秦科技研发赌国运的这类人群。这并非“大学生”这三个字的字体字形产生了变化,而是其指代对象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如果期许用这个群体赌上国运发动对晋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语言如此,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如此。苻坚没有听从王猛规劝,而是以王敦、桓温可以轻易攻入建康城来理解东晋国力,且正确地认为桓温的继任者桓冲能力远不如桓温,在此认知之上骤兴戎事铸成大错。然而历史在另一走向上也未必不错。如果没有淝水之战,慕容垂、姚苌卧榻在侧,内战早晚爆发。如果淝水之战功成,正可以借余威延缓内战到来,我想这也可能是苻坚的考量之一。淝水之战的失败一方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而胜利一方的亡国也正是基于这场胜利。东晋朝廷在虚幻的胜利中对门阀势力的处理已经进退失据,终在桓玄和刘裕的双重打击之下步前秦后尘。

王博远:孟达与诸葛诞

孟达的降而复叛承担了极大风险。即便逃出司马懿追讨,也大概率要被诸葛亮除掉。结局似乎是在关羽战败刘封被诛时注定。关羽被俘是刘备着手解决继承人问题的必然结果,同时以此理由除掉义子刘封,以确保身后顺利交接。至于接下来的夷陵之战,仅是给客居蜀地的荆州士人以交代而已。孟达深处漩涡之中,竟能成功逃过此劫,格局的确比刘封宏远。然而自此得之,自此失之。吴国对皇权的限制来自于门阀士族,而魏国不同,身处边境前线的如孟达这类太守本身便同安禄山类似,属半军阀性质,因此在曹丕过世后,同刘备一样要为子孙计的司马懿着手清理,此时孟达便无可遁逃。历史上有人认为孟达交出兵权或可免死,然而个中道理贾诩早已阐述清楚,吕禄吕产便是教材。且孟达身处不得不反的位置,此结论可由之后的寿春三叛得以佐证。诸葛诞之反同孟达同理,诸葛诞伏诛后,下属几百士人无一投降,引颈就戮,这正做实了诸葛诞军阀性质,属下只知有诸葛氏,不知有国。且钟会刚入蜀地便要叛乱,足证魏国武将们的军阀传统。我想诸葛诞会申辩道,正是这种半割据状态,增强了魏国的地方自治能力以及治理多样性,所以才有能力一统华夏。而司马昭则会反驳道,恰是消灭这些不利于君权集中的割据势力,才使得国家有能力统一。从哲学上看,二者似乎都对。正如桓温会说,如果没有我带领私家军剿灭成汉,统一南方,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而谢玄便要反诘,正是消灭了桓温势力,权力集中于朝,晋国才有能力与苻坚抗衡。而桓温之子桓玄便会认为,如果晋国朝廷不是对桓家军防范打压,桓玄便有与刘裕制衡的资本,结局便不会是刘裕灭晋,因此朝廷实为作茧自缚。哲学中无解的全部正确的答案,只能交由历史检验,在利益各方的对抗中理顺事物脉络。据《晋纪》记载,诸葛诞倚柱而读书,“霹雳震其柱,诞读书自若。”这是诸葛诞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事迹,也是我心中读书人之最高境界。

王博远:盟津之誓

盟津之誓时,距牧野之战朝歌陷落不过仅剩数年光景。此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势如奔马。毫不意外的是,此时的朝歌城内,依然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民众们一致认为:眼下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过去几十年的投机都是不必向上天偿还的,待再过两年疫情过去则会一切如初欣欣向荣。然而此时此刻的帝辛一定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如自己这般励精图治夕惕朝乾,还是如后世嬴胡亥一般,既然形势已然无法逆转,何不享受这余下不多的生命时光来及时行乐,二者所达成的结果都是完全一致的,采取何种路径都无法避免亡国之命运,区别仅在于内心的责任感驱动自己采取何种人生态度。帝辛所采取的策略与隋炀帝类似,隋炀帝在削弱门阀势力的同时,辅以开创科举人才选拔促进社会人才流动。然而门阀势力此消彼长,剿灭杨玄感的同时便是李渊在太原的崛起,任何看似掌控局势的一方在新的形势下定有新的权力与能力的边界。帝辛的境况如出一辙,九侯与鄂侯如同高熲与贺若弼一样,并非确有谋反之意,但是确实帝辛不得不剿灭的对象。可是看似不得不除的敌人往往与自身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这是自然界经常开具的玩笑。杨广如果最后有实力消灭李渊,则依旧无法在李密与王世充的夹攻之下图存。李渊代隋后不仅完好继承了杨广所开创的政治制度,杨广本人也得以安葬于大运河旁保得全尸,而不至被隋末群雄中的新一代伍子胥挫骨扬灰。自身开创的制度要通过将自己消灭的对手来传承,这是自然界冰冷无情的现实。帝辛消灭九侯与鄂侯的同时,等同于消灭掉抗衡或缓冲西伯的势力,然而从帝辛的角度这却是防止出现下一个西伯而不得不为。朝歌城破之后,帝辛蹈火而死,成为为文明殉葬的勇者。而周武王在攻破朝歌之后不得不封帝辛之子武庚来续殷祀。从这史书中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商纣王帝辛应是很得民心,然而大势如此,无可奈何。



戴慕竹:父亲的“情书”

念高中时,我的英文成绩几乎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有一回,父亲说倘取得80分,就依我一个愿望。于是我孜孜矻矻地挑灯苦读,两个月后拿下了父亲期望的成绩。诺言自然兑现,2000年10月24日他一早跑到书店,买来我相中已久的《卡夫卡情书——致菲丽丝》。我宁愿相信自己能中一千万的彩票,也无法相信我的英文成绩竟被一位德语作家救赎。而大概连卡夫卡本人也会觉得此事相当荒诞。这本书大约400页,我断断续续啃了两个月,读完最后一个字时,书桌窗外的那株树的枝丫已敷了一层秋色。

后来我到外地求学、工作,晃眼十多年流过,《卡夫卡情书——致菲丽丝》一直插在书架上。偶然在架子前逡巡,目光定格在这本书的蓝色的书脊,抽出来翻阅,书页的边边角角沁出斑斑点点的黄。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学期下来只够读一两本书。然后再慢慢忆起与父亲那次奇怪的约定,他根本想不到我的愿望居然是一本“情书”,而且是卡夫卡的情书。他是理工科出身,自然对卡夫卡一无所知,而恐怕连卡夫卡本人也对自己仅有一星半点的所知。他是个没有历史感的幻想者和没有现实感的神秘人物,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没有“存在感”。唯一能让卡夫夫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刻,只有写字。目光和手势,观察和反映,梦幻和阅读体验,强烈的情感如痛苦、厌恶、憎恨、热爱和恐惧,在他那儿只能通过日记传达出来。

于是“父亲”“情书”“卡夫卡”等意象在日后的时空中组成奇特的交集,乍看毫无瓜葛,实则千丝万缕,都是值得深藏的旧梦。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专断暴躁,他认为卡夫卡会继承他的强势,但卡夫卡敏感而柔弱。这惹怒了赫尔曼,认为卡夫卡的身上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也没有自己潜在的因子,于是他便蛮横地涉卡夫卡的生活,妄图把卡夫卡改造成自己的影子。在这位“暴君”统治之下,卡夫卡终身与“恐惧”相随。

卡夫卡在《致菲丽丝情书》中提到最多的一个字眼,是“恐惧”,恐惧外部世界对自身的侵入,恐惧内心的世界的毁灭。他把写作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的追求,是维持他生存的形式,只有当写作顺利时,他才有力量活下去。他不厌其烦地重述这一点。1912年11月他对菲丽丝承认:如果他在“无创作的时间”与她见面,他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接近她;但万一他处于创作力旺盛的时间,他又决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活着”上。只有当卡夫卡置身于创作中时,他才置身于真实。然而恰恰又是写作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写作成了为魔鬼效劳而得到的奖赏,是一种带来死亡的恐惧。他渴求爱情,渴求建立家庭,然而也正是由于恐惧,恐惧爱情和家庭会使他失去自由、影响他的写作而迟疑并几次解除婚约。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经过马克斯·布罗德认识了来自柏林的菲丽丝·鲍尔。不要被卡夫卡拘谨又木讷的外表欺骗了,他就是“撩妹”中的扫地僧。认识人家姑娘不到几天,便写信道:

“即使我的三个经理全部站立在我桌子四周并且看着我下笔,我也一定会立刻给您写回信,因为您的信像从云端向我降落下来,我已经白白向那儿翘首盼望了三个星期啦。”

从最初的见面,到1917年10月卡夫卡与菲丽丝最终解除婚约为止,他们的关系维持了5年,其间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充满了希望、欢乐、挫折和痛苦。卡夫卡一生虽终身未娶,但他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恋爱的激情,对爱情和婚姻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和看法。他实际上是以很高的标准来看待爱情和婚姻的,忠贞不渝、互相帮助和体贴的。他所依据的楷模,就是他父母建立在犹太教基础上的牢固姻缘。而他天性中的胆怯、虚荣、孤独、犹豫、绝望的特点,注定了他终身都是单身汉。

《致菲丽丝情书》是卡夫卡在5年时间中写给菲丽丝的信件,全部共有627封,菲丽丝保存得相当完整。凭借信件,卡夫卡不仅充分表达了爱情、婚姻的理想与矛盾,而且也进行了大量的自我剖析。文笔非但不香艳,还冷酷到令人窒息。菲丽丝单纯、开朗,卡夫卡曾把她描述成“一个幸福、健康、自信的女孩。”与卡夫卡分手后的第15个月,即1919年3月,菲丽丝嫁给了一个柏林商人。

我的父亲没有赫尔曼的专制,反而很“宽容”,宽容到我只要不变成混吃混喝的二流子而变成其他都无所谓,宽容到临近高考还给我买一本“情书”而从不过问其它。这一点我倒蛮感激他,享受放纵自由的年少时光。不过他倒是不准我读太多闲书,说是影响成绩。我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去高校的途中,父亲与我同行,彼此很少说话。列车一路晃晃悠悠,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令我忆起当年他将《卡夫卡致菲丽丝》递给我的情景,脸上也是挂着微笑。至于卡夫卡,他一直提醒我活着要像一个人,而不是一只虫子。卡夫卡于1924年病逝,身后空留千秋盛名,却于他无半点关系。三十六年后的十月,菲丽丝在美国辞世,也没带走卡夫卡的半封信件,相爱相离,物换星移。

往后的生涯,我奔劳谋食,鲜少在家,虽私负所抱,期终有用世之一日,奈何大道多歧。夜间独坐书房,瞥见那蓝色书脊,那父亲的双鬓,就在无意间忆起。

END

王博远:元修出逃

高欢谥元修为魏出帝,应是来自于春秋末期晋阳之战三家分晋后谥国君为“出公”的灵感,羞辱前任国君的同时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元修出逃,事后来看是促其速死,因为宇文泰显然不会比高欢更加尊重元修,而他在出逃第二年便死因不明。虽然高欢行比曹操,甚或过之,然而汉献帝得到善终,一如之后的三国末代君王。但是离元修最近的参照物是被尔朱氏诛灭的元子攸。高欢作为尔朱荣的政治遗产继承人,难免萧规曹随。在这种情况下,元修与高欢的矛盾便会被放大为紧迫的生存危机。并且忠心与否与现实情势密不可分,曹公起兵之初,匡扶汉室之心应至少九成为真。而刘渊石勒统帅手下中亚胡众,面对生育率全球最低、人人手捧英文单词书视中华文明为敝履的晋朝宗主国,则必然生出问鼎之心,到了最大的敌手刘琨遇害后,废立加冕便都箭在弦上。然而人会对眼下的矛盾无限放大,却对格局改变后产生的新矛盾缺乏感同身受,进而对格局改变产生期待。这种肤浅的认知,从哲学上看也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缺乏对矛盾的认知,一体两面便是对新事物的生命力同样预估不足,而这也确保了任何看似占尽优势的一方都无法完全掌控事物发展的走向。元修对宇文泰抱有期待,出逃成功后便面对与关陇军阀新的矛盾。在东魏,高欢的孙子高纬可以一纸诏令除掉斛律光,而在西魏,宇文泰即便对贺拔胜有诸多忌惮,也是绝计不敢乱来的,这种格局看似对元修有利。但是宇文泰军阀内部处理矛盾的方式,不必用在元修这个外人身上。元修出逃,对高欢而言损失不可承受,然而在河阴事变之后,六镇武人与关内君权之间的关系本就难处理好,尔朱荣便是现成教材。高欢的处理方式高出尔朱荣,然而依旧无能为力。这是北魏衰落的无奈,也是高欢的无奈。如果舍弃魏国君主,割据一方,则要步袁绍后尘,坐等其他军阀来尊王攘夷。而元修卧榻在侧,则高欢也时刻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位尔朱荣。像曹操一样张弛有度游刃有余,则只能因时借势,超出人自身的掌控能力。

戴慕竹:中午吃什么


早上我一般不会纠结吃什么,无非包子和馒头,如果久而生腻,那就点缀粥和肠粉;晚上的膳食我也没太多讲究,工作劳累了一天,煎个蛋,煮个面,再烫几根青菜,也能解解乏。唯独太阳在子午线上方的时候,就确实颇费踌躇了。那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间段,上午的能量消耗殆尽,下午的弹药亟需补给,吃什么,就成了大问题。而恰恰加缪也发话了:在思想的正午,反抗者为了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拒不接受神性。这么一来,沾上一丝哲学意味的“中午”,就不仅仅是吃什么的问题了,而是“怎么吃”了。


以下是我今年生日收到朋友赠送的“生日书”,照例作文记之:《记得当时年纪小》《文征明集》《容斋随笔》《黑客与画家》《天风阁词选》《梁思成的作业》《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唐才子传校注》《唐语林校证》《百年孤独•复刻版》《畅销的光与影》《陆机集校笺》《抱朴子内外篇校注》《内观》《游彪•宋史三部曲》《魏晋南北朝》。

或许是前一天下单的关系,我收到书的时间大都是在次日午时,即如这本《记得当时年纪小》。六本盈掌小书,童年自述《底色》,两册童谣绘本《月亮粑粑》《月亮走,我也走》,三册无字书《记得》《好风轻轻》《我们的故事》。传统的中国经折装,探索中国人的心灵原乡,寥寥数笔,言短意长。我所看见的,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孩,那抹底色。以《底色》始,以《记得》终。只要记得“底色”,哪怕置身于路漫漫天渺渺,亦不失本心。女友说,打开这本书可以忘掉时间,只记花开不记年。另一本《黑客与画家》,也是午时到的。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美国互联网界如日中天的教父”。放在平时,只要标着“教父、教母”之类字眼的图书,我都会把它买来亲自丢进垃圾桶。但这本书例外,因为作者格雷厄姆是一位想当画家的程序员,我心一软,便放过他了。“画家”没那么好当,假如世上的凡高多了,那画也不值钱了。可格雷厄姆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蜗在纽约的公寓里,但艺术女神并不愿意与他同居,日子过得困窘不堪。他不得不祭出他的原生专业,给别人编程,挣一点生活费。后来他终于想通了,也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成为腰封上的那句话的注脚。

在收生日书的期间,也是上海疫情肆虐之际。偌大一座魔都,众生百相。据闻,在上海闵行区有一对夫妻,疫情爆发后一直栖寓在出租房,冰箱里的食物日益减少,最后剩下30只饺子。有一天中午,妻子突然发现,丈夫鬼祟地躲在阳台,似乎在做着什么事。她凑近一看,错愕立时,然后双腿发抖。原来丈夫捧着碗,在起劲地咀吞着饺子,双颊鼓起,一脸狼狈相。而这30只饺子,还是妻子亲手包的。丈夫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正午”,犯了“怎么吃”的毛病,碗里的饺子竟成了“断头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缺粮断水的灾难期间,书不但不是必需品,甚至连调料品也不是。这个真相,比疫情还可怕。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部分读者根本不配拥有那么好的作家。

生日那天,老妈照旧给我发一条信息,让我早上煮两只鸡蛋。女友晚上整了几道小菜,平常日子,浮世清欢。李叔同圆寂时,书四字“悲欣交集”;八指头陀临终前有偈: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此身尚不有,身外复何营?人间值得,无非那层纸没有捅破。佛本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