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博远

杨广南下江都，并非如李世民所说，若选择坚守长安，则群贼（包括李世民自己）断无可乘之机。恰是因为在长安与关陇集团的矛盾已然无法调和，杨广才选择南下续命，希冀若事有不济，则至少可维系南北朝的局势。杨广将太原重镇交与表弟李渊而非太子杨昭，应是与关陇贵族缓和关系的最后一次尝试。只是李渊有负大表哥所托，成为关陇贵族新一代代理人并亲自终结隋室。杨广南下时与后宫诀别之状，说明其根本没有返回长安的打算。而意欲迁都划江而治，也并非全无可能。司马睿与刘裕以及后世赵构能够做到，杨广并非定无胜算。况且当年南下平陈时在江南士族中积累了良好口碑，若得王导辅佐，未必全然不能成事。问题在于，从细节微观上看，杨广的根基不在江南而在北方，即便巡游江都，其近卫侍臣全部来自长安，偏安江左，则根本无法对军卒将领们交代，若抽离开这些支持者，则只能促其速死。从抽象宏观大势来看，杨广平陈后的中国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偏安根本无法长久，杨广所修的大运河恰是彼时历史大势的表征。因此宇文化及的兵变如同李嗣源的哗变一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据《玉烛宝典》记载，杨广死前质问宇文化及：“我虽有负关陇贵族，但是对你们近卫士卒却很好，因何要反？”宇文化及答道：“我们支持你，是希望能有机会投机牟利闷声发大财的。而今隋朝人口崩溃导致成为投资洼地，五十年之内绝无翻身可能，因此我们当然要装成无辜者来反对你。”杨广听到“无辜”二字，差点恶心地晕了过去。杨广与关陇贵族的对立，并不在三征高丽的折损，兵员耗费只是表象。士族代表杨玄感在二征高丽时反叛，也仅仅是藉由战争戎事的机缘而已。对立的根源，在于从杨坚开始通过科举制度对贵族世袭的不断削弱，至杨广时正式确立科举制度，使得关陇贵族彻底放弃幻想，不得不另寻代理人。从哲学上讲，当然可以通过支持科举的方式来废除科举，比如通过大学扩招使得高考的选拔职能彻底瘫痪，只是这种方式周期性长，后世实践证明需要二十年，因此未被关陇集团采纳。宇文化及同杨玄感一样，明知所作所为会使自己万劫不复而被其他军阀坐收渔利，也因其所处的生态位而别无选择。历史所分配的角色，无论如何也要演完。

《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商君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庄子认为圣人与大盗为相伴而生的概念，若由圣人来建立规则，则大盗生矣。因此应道法自然，绝圣弃智。以民众的自发秩序，自能建立有序社会。既然圣人与大盗共生，那么圣人死，则大盗不存。

商鞅则持相反观点。在商鞅看来（以下仅转述商鞅观点，与本人观点无关），无论是任何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是极为短视且肤浅的，每天便是发朋友圈吃吃喝喝醉生梦死。因此重大决策绝不可以交予庸众讨论，子产若是明智便该马上将乡校砸烂。

至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当然，都是既对且错。对与错都是相对的抽象概念，宇宙空间中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有形的比如一块岩石形状的叫做“对”的事物。任何的表述和论断都会一定程度贴合现实但又必然失真。深刻相伴于肤浅，以及角度的千差万别，都是定然同时存在的。按照庄子的观点，一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领导者，领导者只会相伴于破坏者，或者其本身便是破坏者。以每一个社会个体自身的创造力，自然会形成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但是建立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以多样性的群体为基石。如果所有个体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那么所形成的一定是一个毫无抗风险能力的不时即亡的社会。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自然法则要求多样性，要求个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则具备不同特征的个体在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所得到的社会反馈是不同的，因此即便初始状态相同，也必然产生阶层的划分，终究，圣人出矣。既然自然界对多样性的需求必然会产生圣人出矣的结局，那么庄子的论断显然是有局限的，而且他只给出了绝圣弃智的建议，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于产生“圣人”后如何消灭“圣人”，自然界非常灵活。气候与环境随时变化，在一种气候环境下演化出有利特征的物种在随时有可能在下一场气候变迁中因该特征与新环境不相适应而灭绝。人类社会没有自然界演化灵活，但也大同小异。比如一个人只会溜须拍马陪酒陪睡，那么其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可能是情商高的典范从而跻身“圣人”行列，但是换到另一社会形态下则马上被边缘化。特征无所谓对错，演化需要而已。产生“圣人”是社会多样性的需要，而消灭“圣人”又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自然界一向是如此无情且仁慈的。

“西楚霸王”中的“霸”字，并非是盛气凌人乃至咄咄逼人的意思。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书中不止一次描述项羽是一位文质彬彬谈吐斯文且特别喜欢和读书人交谈的人。陈平曾经对比过项羽与刘邦的风格，认为项羽的特质能够招揽大多数读书人，但聚集在刘邦身边的，则大多是亡命之徒。而且认为项羽读书不够多，那不过是同其身边读书人对比而已。相比于扩招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却是要超出万倍不止。总结历史书中对项羽的描述，可以发现项羽具备如下特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有恒心，有毅力，会为了认准的目标而毫不犹豫地放弃现有资源，这与大英雄刘琨简直别无二致！因此如果将“霸”字用作谥号的话，那么《世本》中可以如此定义：坚毅果敢曰霸；恒心宏志曰霸。虽说项羽有如此优点，然而下场却仍同大英雄刘琨一样。失败的结局，与其个人特质并无太大关系。项羽处于战国末期开始的向郡县制流官制度过渡的历史节点。其楚国贵族的身份可以使其快速整合资源灭亡秦政，然而该身份却又会成为其在郡县制度历史方向上完全无法摆脱的负资产，最终为时代所抛弃。据《楚汉春秋》记载，国事日蹙时，项羽曾对亚父说：“还好我们楚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能够推动楚国的社会变革并走出困境。”范增冷笑回应道：“我们楚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是由一群高考物理20分的扩招大学生依托于整个社会的逆向淘汰机制而形成的一个流沙阶层。如果您和他们说推动基本国策便可以高考加100分，那么他们会马上拿起砍刀朝向同胞孕妇的肚子猛砍，并且保证不伤害洋大人。但是如果您由此认定他们能推动社会变革，那么我认为您的病在一般的精神病院是治不好的。不仅如此，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伪中产们在其有生之年便会回归其应属的生态位。这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与领导人个人意志完全无关。”宋人李清照所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并不是说李清照认为项羽过了江东便可能东山再起，事实上李清照所处的时代恰证明了过了江东便会偏安江左西湖歌舞。而是如项羽这般英雄人物，在确定时移势易无力回天后会选择优雅地离开，而不是裹挟更多的生命和资源来作困兽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