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昂战死并没有太大的偶然性,这与高纬处死斛律金一样,能够证明高欢建立的北齐与宇文泰建立的北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高欢同宇文泰虽然都崛起于六镇之乱,且先后纳入尔朱荣麾下,然而二者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却大不相同。
继续阅读“王博远:历史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矛盾的观点和结论”
高昂战死并没有太大的偶然性,这与高纬处死斛律金一样,能够证明高欢建立的北齐与宇文泰建立的北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高欢同宇文泰虽然都崛起于六镇之乱,且先后纳入尔朱荣麾下,然而二者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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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所指列可为长太息者,彼时未必只有贾谊一人洞若观火,至少汉文在贾谊历次上书后,一定认识到了问题严重。然而认识到问题严重与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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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读《史记》时,很是疑惑司马迁为何没有在《刺客列传》中写入要离刺庆忌一事。此次行刺事件紧承专诸刺王僚,且赵晔能够获得的史料,司马迁没理由看不到。春秋事迹距汉久远,敏感性降低,并不存在司马迁死后被删减的问题。
若要理解这一矛盾,便要先思考清楚司马迁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得清楚,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这部历史巨著并非单纯资料汇编,而是要承载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使司马迁的思想流传后世。因此个中褒贬,选材取舍,是要符合太史公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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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句话被我反复在朋友圈中引用。我自认为阅读量尚可,经史子集均有粗浅涉猎,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读到过比这句话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为精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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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北伐未竟而早卒,这给予后世读书人无尽遐想,认为这是自石敬瑭割让十六州之后最佳的收复机会。然而美好愿景不能替代读史的客观分析。之后赵匡胤、赵光义二人均未做成之事,不能因柴荣早卒而赋予其偶然性。正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后,杨广自己也认为第二次征伐最接近成功,若非杨玄感叛乱,则事济矣。但继承其政治遗产的李渊父子做同样的事情,并未成功,直至李治时期,才将高句丽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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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被侯景所困大势已去时,说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句话拆成两句来看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若说南朝政权的创立,从更宏大的历史观来看,至少要从孙策占据江东起算,与萧衍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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