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读《史记》时，很是疑惑司马迁为何没有在《刺客列传》中写入要离刺庆忌一事。此次行刺事件紧承专诸刺王僚，且赵晔能够获得的史料，司马迁没理由看不到。春秋事迹距汉久远，敏感性降低，并不存在司马迁死后被删减的问题。
若要理解这一矛盾，便要先思考清楚司马迁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得清楚，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这部历史巨著并非单纯资料汇编，而是要承载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使司马迁的思想流传后世。因此个中褒贬，选材取舍，是要符合太史公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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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句话被我反复在朋友圈中引用。我自认为阅读量尚可，经史子集均有粗浅涉猎，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读到过比这句话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为精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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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北伐未竟而早卒，这给予后世读书人无尽遐想，认为这是自石敬瑭割让十六州之后最佳的收复机会。然而美好愿景不能替代读史的客观分析。之后赵匡胤、赵光义二人均未做成之事，不能因柴荣早卒而赋予其偶然性。正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后，杨广自己也认为第二次征伐最接近成功，若非杨玄感叛乱，则事济矣。但继承其政治遗产的李渊父子做同样的事情，并未成功，直至李治时期，才将高句丽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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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被侯景所困大势已去时，说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句话拆成两句来看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若说南朝政权的创立，从更宏大的历史观来看，至少要从孙策占据江东起算，与萧衍并无关系。
继续阅读“王博远：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作为一名专利律师，是每天要与知识产权打交道的，避无可避。不方便说客户的事情，说一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写文章的频率比现在高得多，基本每天读书后都要写一些文字，然后将其中一部分发在朋友圈。之后我发现有位（当时的）朋友经常将我写的文字转发在他的朋友圈中，而且不注明转载，同时略去我的署名。发生多次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和他说，转发我的文字我没什么意见也管不了，但是能不能把我的署名权保留下来。对方听到我的要求之后表示十分不解，认为帮我转载的同时替我宣传了我的思想，我不仅没有感谢，反而想要回署名权，这让他莫名其妙。同时这位（当时的）朋友劝导我，说他有一位朋友将二手的苹果手机送给了他，非常大度，而我连送一些文章给他署名都不肯，相比于他的那位朋友，实在是过于小气了。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真实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自此之后，我在朋友圈发文字的频率大减，生生被这件事情恶心到了。自己创造的知识成果，一定是如亲人般珍视的。虽然知识产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且这种垄断本身会束缚社会进步，然而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人是没有动力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况且束缚的本身便是推动，阻力自身所建立的平衡使进步更为平稳，这种哲学规律放在知识产权上同样适用。
东晋历史上有两次非常奇特且在其它朝代不易见到的历史事件。其一是我们琅琊王氏的先人王敦攻下建康后，虽然对朝臣展开清洗，但是并没有自立为帝，而是延续了司马氏政权。其二是桓温在面临同样选择时，仍然没有迈出关键一步，在弥留之际仍惦念着加九锡，却因谢氏阻挠而不得。
按说曹魏政权不过数十年，司马氏政权也没有必然的绵延万年的合法性，可是这两位人中龙凤在优势占尽时仍然没有取而代之。个人性格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素，有智慧的人的重大抉择均是随时势而定，即便大英雄刘琨这等对晋室忠心耿耿的人物，如果在北方站稳脚跟，也未尝不是下一位曹孟德。
二人没有做之后刘裕做出的事情，原因在于此时东晋同曹魏不同，五胡之乱山河破碎，南迁的氏族们在民族生存危机之下尽力避免内耗，因此延续司马氏政权以建立平衡是门阀氏族的共识，之后王敦反悔二次渡江而下时阻力陡增，便是证明。
至于刘裕做到了王敦桓温没有做成的事情，是因为桓玄已经将司马氏政权的根基彻底摧毁，且刘裕短暂收复长安取得了政权合法性，彼时的情境已然不同。然而南朝的政权更迭并没有将玄学之风彻底扭转，而北魏在尔朱荣之后确将劣势转为优势，因此南朝在侯景之乱后再无反抗之力。